首页 理论教育 理论分析与研究框架的优化

理论分析与研究框架的优化

时间:2023-07-17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隐喻思维是理论建构与分析的重要支撑之一。前一章的文献梳理与分析已充分表明,在当前转型期下,差序格局与团体格局混融并存;自我主义文化与个人主义文化两相混搭。从以上所作文献梳理与分析中可以看出,各自表现出不同“行为型”的“自我主义文化”与“个人主义文化”,共同构成了一个可资为个体在公私实践中使用的“应用套件”。(二)研究框架基于以上理论分析,现提出研究框架如图3-1所示。在这一研究中,以公私

理论分析与研究框架的优化

(一)理论分析

人是深植于“周遭社会世界”的“开放的人”,他们“随时可能接受他人的影响,并反过来影响他人”。当然,这一相互影响的发生,是以自我与他人对“人类关系网”的共同嵌入为前提的,“在这个人类关系网中,他(个人)作为它的一个关节点逐渐形成某种个体性并在其中生活”,由此可见,个体的社会存在集“社会关联性”与“个体性”一体。对于这两个面相在社会场域中的互动关联,埃利亚斯曾以“网状的编织物”为喻做过如下描述:

“为了贴近人的这种互为关联的形式,我们不妨设想另一种构造物,比如网状的编织物,交织化这个概念就来自这种编织物。在一个这样的编织物里,有许多缠绕在一起的单绳线。但不管是这个交织物的整体,还是单个绳线在其中获得的形态,都不应单单根据某一根绳线,或者根据所有的单个绳线本身来加以理解;相反,只能根据这些绳线的连接,根据它们相互间的联系来理解。由这种连接关系便产生一种张力系统,它的秩序自行传输给每一根连线,而且是传输给每一根根据自己在这个交织物整体中的不同地位和功能具其有或多或少不同的表现方式的连线。当整个交织物的张力和构造起了变化,单个连线的形态也会随之改变。尽管如此,这个交织物仍旧是诸单个绳线的一种连接;在这个联系整体内,每一根绳线自身又构成一个单位;它在此拥有自己独一无二的地位和形态。”(埃利亚斯,1987/2003)

隐喻思维是理论建构与分析的重要支撑之一。尽管上述隐喻并不是十分贴切,但它已足以生动形象地揭示出社会在个体间的交织互动中何以成为可能,以及又是如何发生嬗变的。这为研究当前转型期下的公私表征以及公私实践提供了一个可资参照的思维范型。基于这一思维范型,以艾切赫夫等人(Echterhoff,Higgins & Levine,2009)提出的共享现实理论(Shared Reality Theory)、杨宜音(2010)提出的变迁人格理论为参考,可就当前转型期下公私表征的建构及嬗变做出理论分析如下:

为了建立、维系与调适人际关系,以满足归属需要;增强对自我及周遭环境的可预见性与可控性,以满足安全感需要,个体需要就公私表征与周围人建构一“共享现实”(shared reality)。在这一过程中,他(或她)不仅要反思自己的公私表征,还要了解周围人的公私表征,并可能以之为参照来调适自己的公私表征。通常来说,如果在彼此之间的交织互动中,意识到周围大多数人在对“公”与“私”的认识和定位上发生了变化,那么他(或她)就有可能顺应地做出改变,但是,由于人格以及社会地位等个体性因素的差异,其变化可能有深有浅,有大有小。然而,还应当认识到的是,个体也可能会因具有某种特定变迁人格,反过来引领和推动公私表征的嬗变。从理论上讲,个体化倾向有可能成为变迁人格,在个体性公私表征与共享性公私表征之间具有调节效应。

客观地说,基于上述思维范型来考察和思考当前转型期下的公私实践,可有助于凸显个体所扮演着三种角色——“关系的集结点”、“崛起者”以及“公私规范的承担者”。尽管如此,但不容否认的是,它仍略显单薄,还需加入“情境”与“文化”两个维度,毕竟任一公私实践无不是发生在特定情境之下的个体间的交织互动,而个体作为“情境意义的建构者”(或“情境意义的解释者”),又总是存在于特定文化之中(就当前社会发展之实际而言,确切地说,应是多元文化之中)的,从这一意义上来讲,他还是“文化承传者”、“文化携带者”、“文化应用者”以及“文化创新者”(当然,在本研究中只考虑“携带者”与“应用者”两种角色)。上述这些角色是互有关联的,而不是相互孤立的,角色多元化构成了当前转型期下公私实践之复杂性的一个重要面相。如果说对当前转型期下的公私表征的研究,更多是聚焦于个体所扮演的“携带者”角色,那么可以说考察个体化倾向对自我构念与公私实践倾向的影响,以及公私表征在其间所可能起到的中介作用,则更多是聚焦于个体在公私实践中同时所扮演的“崛起者”“携带者”“关系的集结点”“公私规范的承担者”四种角色。

显然,以上所涉问题意识及其理论分析多是静态化的,尚不足以揭示出当前转型期下公私实践的复杂性。除此之外,还需进一步从“情境意义的建构者”“文化应用者”等角色切入进行研究。前一章的文献梳理与分析已充分表明,在当前转型期下,差序格局与团体格局混融并存;自我主义文化与个人主义文化两相混搭。这意味着新近由莫里斯等人(Morris,Chiu & Liu,2015)共同提出的“文化混搭理论”(Culture Mixing Theory),可为研究双文化与双格局下的公私实践提供必要的理论支撑。他们认为,身处于多元文化之中的个体往往会与这些文化建立起“复数性联结”(plural ties),他(或她)也因此而拥有一个“应用套件”(a suite of apps),其所熟知且常用的每一种文化即是其中一种“应用程序”。面对实际的问题情境,个体作为实践主体,相依于情境特征以及个人人格特质,从“应用套件”中权宜性地、策略性选择使用特定“应用程序”进行应对。从以上所作文献梳理与分析中可以看出,各自表现出不同“行为型”的“自我主义文化”与“个人主义文化”,共同构成了一个可资为个体在公私实践中使用的“应用套件”。本研究所欲研究的问题,便是人们如何相依于情境特征以及个人人格特质(这里主要考虑“个体化倾向”),权宜性、策略性地选择使用特定文化资源,以相应的“行为型”来应对公私问题。

(二)研究框架(www.xing528.com)

基于以上理论分析,现提出研究框架如图3-1所示。本研究主要由以下三个主体研究构成,其变量构成以及变量关系详见表3-1。

第一个主体研究是公私表征研究。在这一研究中,主要考察个体性公私表征及其与共享公私表征的异同,以及个体化倾向在共享性公私表征与个体性公私表征之间的调节效应,以期能够借此厘清三点:个体在公私表征上所呈现出的具体取向以及样式为何;周围人在公私表征上是否也呈现出了同样的取向以及样式;个体化倾向在两者的公私表征之间是否存在调节效应。

第二个主体研究是个体化倾向、公私表征、自我构念与公私实践倾向彼此之间的关联研究。在这一研究中,以公私表征与自我构念为中介变量,主要考察个体化倾向对公私表征、自我构念与公私实践倾向的影响,以及公私表征与自我构念在其间所可能起到的中介作用,以期能够借此厘清个体化何以影响公私表征、自我构念以及公私实践倾向。

第三个主体研究是具体情境下的公私实践研究。在这一研究中,以自我构念为焦点,主要考察个体在不同情境下如何权宜性、策略性地运用特定文化资源以应对公私问题,以期能够借此厘清个体作为公私实践主体,在不同情境的启动以及特定文化资源的支撑下,如何就自我定位与实践定向进行协商。

图3-1 研究框架示意图

表3-1 各主体研究变量构成以及变量关系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我要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