奋力抗争在乾坤板荡的挑战

元代是我国历史上一段非常特殊的时期，从1271年忽必烈建立统一的大元政权到1368年朱元璋占领大都建立明王朝，历时仅短短98年。为什么在动荡短促的元代却崛起了元曲艺术的高峰？这要从文化的角度考察元代历史的特殊性。

蒙古族统治下的政治、经济、文化因素造就了杂剧的兴起。蒙古族百余年的征战统治，造成了巨大的社会动荡和变迁，也为中国社会发展注入了一些新的异质因素。与以往历代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不同，元朝与各国交往频繁，各地派遣的使节、传教士、商旅络绎不绝，商品经济和对外贸易繁荣。蒙古统治者为了防止民众反抗，每占领一座中原城市，都要拆除城里高大的坊墙，使城市内部原来各自封闭的建筑区域被打通，城市空间被拓展，客观上促进了商业、服务业和杂剧演艺活动的繁荣。蒙古族统治者文化程度不高，以文言为特征的诗词不易被接受，更为通俗的运用白话文的杂剧因此大受欢迎。

杂剧的繁荣与元代的民族压迫和科举制度的废止也有着曲折的关联。元代统治者施行等级制度：第一等级是蒙古人；第二等级为色目人；第三等级是汉人，即原金统治下的北方人；第四等级为南人，即原南宋统治下的南方人。除了实行民族压迫，科举制度也曾经被废止了80年，读书人一夕之间失去了学而优则仕的进身之阶。当时社会上流行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匠八娼九儒十丐的说法，正所谓百无一用是书生，读书人沦落为与娼妓乞丐同流的社会最底层。即便在元代后期恢复了科举制度，但对汉人和南人仍实行歧视政策，蒙古人和色目人单列一榜，考试科目相对容易，汉人和南人一榜，录取人数有限。而且，官府当中的正职官员只能由蒙古人和色目人担任，汉人和南人只能充当副职和小吏。科举制的废止对传统儒家文化造成巨大冲击，对读书人的打击更为致命，“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的神话彻底破灭了，沉郁下僚、志不得展是当时文人的普遍心态。在多重压迫之下，元代文人不得不放下古来读书人所谓的“颜面”和“不为五斗米而折腰”的气节，投身于勾栏瓦肆，靠写戏卖文娱乐市井谋生。在这样特殊的历史背景下，一大批文人才子转而成为杂剧写手，他们的文化积淀、诗词才华提升了杂剧的艺术品质，迅速将这种通俗的、民间的市井娱乐形式推至戏剧艺术的巅峰。

如今看来元朝这一中国历史上的特殊时期呈现出文化的悖论，对文化人来说实属大不幸，但在这种残酷的挤压之下，像关汉卿这样的硬核才子却不畏现实黑暗，不屈命运乖蹇，爆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和创造力，拼着一己之身，倾注一腔热血，以耀世才华写尽世间百态，揭出善恶美丑。文如其人，关汉卿的《窦娥冤》体现的是社会底层百姓与地痞恶霸、官府黑暗的不屈抗争，这种强烈的反抗精神也正是关汉卿的个性内核。他自称：“我是个普天下郎君领袖，盖世界浪子班头。”他创作的《【南吕】一枝花·不伏老》套曲被视为其自画像和自我宣言。广为人知的“铜豌豆”就出自其中：(www.xing528.com)

我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匾、炒不爆、响珰珰一粒铜豌豆，……我也会围棋、会蹴踘、会打围、会插科、会歌舞、会吹弹、会咽作、会吟诗、会双陆。你便是落了我牙、歪了我嘴、瘸了我腿、折了我手，天赐与我这几般儿歹症候，尚兀自不肯休。则除是阎王亲自唤，神鬼自来勾。三魂归地府，七魄丧冥幽。天哪，那其间才不向烟花路儿上走！

铜豌豆在当时是指混迹于社会江湖、风月场所的人，他自命是这些人中的“领袖”“班头”。无论传统观念还是世俗观念都将这样的人视为异类，认为他们应该受到道德的谴责与唾弃。但是关汉卿却极端高调、信誓旦旦地给自己贴上异类的标签，这一自我宣言可谓惊世骇俗。很多研究者对《【南吕】一枝花·不伏老》有不同的解读，有人认为这是作者的艺术夸张，或是他对黑暗现实的反抗。如果时间倒流，在当时的情境之中，我们就能够看到关汉卿被残酷粗粝的现实打磨得饱经沧桑的外表之下坚韧强大的内核，他这一行为可谓直面惨淡的人生。与其说这是一种放浪，不如说是风刀霜剑下生命意识、生存意识、个体意识的顽强彰显。人可以在现实中失意甚至失败，但人的意志不可战胜。面对事业与生存的危机，关汉卿没有像多数人那样自暴自弃、自叹自抑，而是选择绝地反击。他宣誓的是身居底层却不可磨灭的生命力与不可摧毁的自信力，这种自信鼓荡起抗争的勇气和力量，让他敢于去冲破现实的黑暗。

由此，我们可以找到关汉卿戏剧生命的源头。面对动荡混乱的统治秩序，面对豪强势要、地痞恶霸对百姓的欺压鱼肉，关汉卿不能通过入仕作官为民伸冤，但他可以奋笔疾书，通过一个个小人物不屈抗争的故事发出民声民愿，伸张正义，替天行道。因而，《窦娥冤》等一大批经典剧目和散曲从他的笔下喷涌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