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史或思想史的讨论，多半倾向于把线条简化。这对历史的陈述诚然是方便的，但也使不同陈述之间的差异变得分外引人注目，如我们在读梁启超、钱穆两部同名著作《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常有的感觉那样。
实际的历史当然不是单线条的。前面说过，清沿明制，把理学尊为承祧道统的学说，用康雍乾祖孙三代君主名义编纂的诠释朱学的各种著作，到本世纪初废科举前为止，始终是各级文官资格考试的国定教科书。可是清朝又放任作为理学对立物的汉学发展，乾隆和他的子孙甚至承认汉学研究才是真正的学问。这就使清朝的统治学说史，呈现出术与学双水分流的图景。思想领域的分裂，对于满族统治者控制汉族士大夫固然很有利，但对于构筑遏制种种反现状思潮的堤防，则显然很不利。
乾隆时代便有学者觉察这种不利，企求重建统一的经学，例如章学诚。问题在于统一于什么？章学诚主张统一于史学，以为那是讲究“经世”的学问，可以救正汉宋学者都有的脱离实际的弊病，也可以消弭汉宋两派互争雄长的争端。然而他心目中的史学，不但要以“义”为主，而且明白表示所谓义的范畴，就是由孔孟到程朱的名教；同时他把清代经学分裂的罪责，归咎于戴震、汪中之流汉学家“诽圣谤贤”。这就显然坠入了辩护论的泥沼。他的“六经皆史”说在当时受到冷遇，不是偶然的。
问题没有解决，但解决的迫切性却随着统治危机由隐至显而上升。嘉庆亲政恰在19世纪的开端。那以前满族统治赖以生存的八旗军队已在镇压南方农民起义中表现出腐化无力，而起义农民普遍采用异端宗教作为集众纽带，更使清朝君主尝受了鼓励经学分裂的苦果，因而不得不开始思想松绑，容忍学者凭借经义以讥评时政。这种策略变化引出的效应，使思想界渐有活气。潜心考据的汉学家关注风俗人心了，诵法朱熹的理学家讲起经济事功，并出现了善于用危言耸动舆论的所谓经今文学派。(www.xing528.com)
不过总的看来，效应是负面的。因为经学诸形态的争执，例如义理与考据、征实与凿空、信经与疑经等等论难，骨子里都是在争辩现状能否继续和维持。当文化氛围略能允许学者可以议论现状之后，对时弊的愤懑必定很快掩没对古义的纷呶。说到时弊，它的成因和症结，它的治疗和预后，难道可能有一致的认识么？利益冲突的外化，难道可能有助于消弭学派的隔阂么？因而，文化高压的缓解，结果却是经学越发分崩离析。
也自然有人出面挽救。曾国藩便是显例。他在太平天国失败以后，竭力提倡汉宋调和，既想化解桐城派与汉学家的宿怨，也想消除经今古文学的争端，那办法就是把经学说成“礼学”，以为考据、义理、词章、经世，对于治礼都有必要，不存在本末轻重的区别。且不说统一于礼的意见早有人说过［13］，假定这意见可行吧，统一于哪一种礼呢？论经典依据，则怀疑《周礼》早成时尚，而黄式三、黄以周父子和凌曙等又各说各的“礼”，信谁呢？论历史依据，作为制度的礼，向来因时而变，即使不说少数民族王朝时期的变化，炎汉盛唐、赵宋朱明，制度也各不相同，从谁呢？固然，“礼时为大”，但鸦片战争后“师夷长技”思潮的流行，西方列强要求中国改变封闭体制的压力，都使清朝政府维持现状也不可能，更别提恢复祖制了。可见曾国藩的调和论多么缺乏实践基础，连他自己也化作“洋务派”首领，怎能挽救经学全面瓦解的命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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