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藩述宋学：南人桐城诸家之抑扬》

《宋学渊源记》也是传记体。正编二卷，附记一卷。但它的编法不同于《汉学师承记》，不再以学派别门户，而采取双重标准，正编按地域分卷，附记以杂学合编。

卷上传十人，籍贯分属于黄河中下游的陕豫鲁诸省。卷下传二十一人，则都是江浙皖赣等长江下游诸省学者。附记八人，多半籍贯和所有经历，都在江浙。

江藩称卷上诸人为“北方之学者”，卷下诸人为“南方之学者”。依此类推，则附记诸人，则无疑都属于南人。把空间分布作为学术派分的畛域，始于南北朝。但承认“统一”时代还存在学术的地域剖分，则盛于北宋。黄宗羲的《明儒学案》，使空间差异和学派传授相结合的编纂形式，成为学术史的楷模。《宋学渊源记》没有突破这一藩篱，而且比全祖望编定《宋元学案》采取的籍贯分类法，还要粗略。

令人感兴趣的是江藩的判教尺度：“北人质直好义，身体力行；南人习尚浮夸，好腾口说。”那结论自然是孙奇逢、李中孚所代表的北学，议论虽然兼采朱熹、王守仁，但都“期于自得”，“不为禅言，不为禅行”。南学呢？“其蔽流于释老，甚至援儒入佛，较之陆王之说，变本加厉矣。”［43］(www.xing528.com)

可是，江藩按照他的尺度，所选择立传的清代理学家，其中南人倍于北人。数量固然未必表征质量，一个孙奇逢也许胜过十个刘汋。不过，《宋学渊源记》著录的南方理学家，却不乏与孙奇逢等比肩之人。例如张履祥在清初的名望，便不亚于关中二李（中孚、因笃）；而朱用纯按朱熹的“主敬”原则所作家训（即后人所称《朱柏庐治家格言》），非但在清代的流传程度为孙奇逢的讲学语录所不及，而且常被世人误以为是朱熹本人的作品。可见即使论学行，南方理学家也未必逊于北方理学家。当初顾炎武曾对明末清初“南北学者之病”［44］，分别予以批评，并没有抑此扬彼的意思。江藩套用顾炎武的说法，而抑南扬北，显然也不是指全部南方理学家。由本书附记来看，他所传八人，个个“佞佛”，其中仅一人为南下的北方移民。但就是这些南人，江藩也多予揄扬，包括著名的“尺木居士”彭绍升，而批评较多的仅是好佛又不忘俗的罗有高。既然如此，那么《宋学渊源记》抑南扬北，又独独不载属于南人的桐城诸家，其指向便很清楚。

其实，综观《宋学渊源记》前叙及各卷后论，则江藩所以贬抑南方理学家，更其摈斥桐城诸家，真正理由并不在于他们推崇朱熹，甚至不在于他们援儒入佛。在哪里呢？卷上引用孙奇逢的话，指责“世之学者，不务躬行，惟腾口说，徒增藩篱，于道何补”？这也就是江藩的本意。他在记叙议论中，再三说到“断断辩论朱、陆、王三家异同”，“是谓词费，是为近名”。他反驳说，岂止陆、王，朱熹的言论何尝不近于禅？程颢不是首开援儒入佛的风气？他指斥说，为什么学朱熹不在明道的基本功即修身方面身体力行，反而唯重口舌之争？如此等等，都分明在指桐城派。姚鼐虽说义理、考证、词章三端都不可废，但他的首座弟子陈用光解释其意，便强调“以考证佐义理，义理乃益可据；以考证入词章，词章乃益茂美”［45］，就是说最重要的在于用美文表义理，而考证无非是所谓载道之文的佐料而已。从方苞、刘大櫆到姚鼐，作文无不以朱熹代表“正学”，而攻击陆九渊、王守仁为“异端”。姚鼐更时时攻击汉学家的考证，“欲尽舍朱程”，“诋毁父师”，其心可诛［46］。这当然是把考证看作“实学”的江藩所不能忍受的。

因此，江藩在卷下后论中，再度指责“务以词胜者”之后，声明他诠次南方学者，“于哓哓辩论三家之异同者，概无取焉”，更证明他摈斥桐城诸家于“国朝宋学”之外，是有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