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及草原：成为一个世界的时代

游牧民的军事化，促使“中国”迈向统一之路。两者在互相牵动的情况下进行。也就是说，两者实为一个“历史世界”。在此时，草原及中华，两者之间明确的识别及分割界线，全都还未形成。

其证据就是，在此为了说明上的方便，而称“中国本土”之处的内侧，相对于自古以来一直是“壁内之民”的都市居民，也存在着应该被称为“原野之民”的畜牧民形成数个集团而生活着。让人意外地，司马迁直率地说明了此点。他并没有拥有像后代人所执念的“中华主义”。

例如以春秋时代霸主之姿拥有高名望的晋文公，他做公子时名为重耳，曾被祖国追捕而于43岁到62岁的19年间，与亲近随从一同流亡列国。这自古就被当作“王子的游历”或是“贵族流浪记”类型的故事到为人所熟知。

在重耳43岁的时候，从刺客的手里脱逃的他首先出奔到了“狄国”，也就是所谓的白狄。对于重耳来说，狄国是母亲的出身国。事实上，重耳同父异母的弟弟、较重耳早回到晋国的晋惠公，也就是竞争对手的夷吾，其母亲是重耳母亲的妹妹，所以晋惠公也属于狄国狐氏的血脉。对于首屈一指的强国晋国来说，狄国是个可成为通婚对象的重要存在。结果重耳在狄国待了12年后，历经从齐国到楚国，然后再前往秦国，最后在秦国的援助下完成归国。不论从何种角度来看，这个白狄集团都与晋国非常接近，处于“中原各国”之间。若依据史料，绝对不会认为白狄属于“塞外”等区域。

以宠爱“不会笑的女人”褒姒而导致死亡，让周王朝走到东迁地步的周幽王的故事也相当有名，而攻击周幽王在骊山山脚将其杀害的犬戎，就位处在周王朝国都所在地酆鄗（现今西安市郊）的北方、渭水到泾水之间。原本周王朝本身应该就是戎狄出身。周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文王的祖父古公亶父居住于岐山山脚城镇（顺带一提，日本织田信长在攻略叶山城后，将该地改名为岐阜，也就是岐之阜，其源由就在于此），但该地的居民原本就是住在幽地的西戎子孙。

事实上，恐怕诞生了秦始皇的秦国也是出自属于戎狄范围的集团。即使之后被列为诸侯国之一，其位置也是在各诸侯国中最西边，看起来顶多只是“西戎”的变种。秦国获得跳跃性发展的契机，就是秦昭王的母亲宣太后与戎王“义渠”私通并将其杀害，因而得到渭水以北广阔的义渠族领域。其结果让秦国的版图大幅扩张，成为占领陇西、北地、上郡的国家。

但没有必要将以上所说的这些全部都称为游牧民。以研究西藏史著称的佐藤长认为，在广义来说周及秦的出身应该都是羌族。这是一个分散居住在各个山谷间，分成小集团生活的畜牧民。事实上，这些数量不少的集团被统称为“羌”族。

总之，成为周及秦等王国权力核心的根源，似乎都很难被称为农耕民。若真是如此，在其根源面上，与西方的米底王国及阿契美尼德王朝等都没有太大的差异。

回过头来说，所谓的华夷之别，也就是相对于“中华”的“夷狄”之设定，如字面般将“中华”放于中央、在其外侧的就成为“夷狄”之二元世界印象，都是相当后期的事情。在秦汉以前根本是连这样的意识都没有。尽管如此，至今所见之相关叙述及议论，都是因为在书写者本身的脑中有某种“刻板印象”所导致。(www.xing528.com)

理所当然地，“中国”在一开始也不是“中国”。而是将现在的印象反投射到过去、并决定其价值及评断，只能将这称为可怕的行为。

先完成从诸国并列到统一的是“中华”，公元前221年，秦国完成合并各诸侯国，秦王政自称始皇帝。其后，由蒙恬率领的大军进攻讨伐鄂尔多斯地区匈奴集团，匈奴因此逃往戈壁北方。

联结各诸侯国长城而形成的“万里长城”及44个县城的建设，让秦国一度完全统治阴山以南全部地区（在此要注意的是，此区域较所谓“中国本土”，尤其是北方部分范围扩大许多）。虽然匈奴可说已经达到相当军事化，但因此时仍属于割据势力之一而已，故无法抵抗“统一中华”的军事力量。公元前210年，随着秦始皇的突然死亡，秦的统治体制面临内外双层松动，旧诸侯列国势力再度恢复。因此延续数百年的割据架构仍深刻地残留在各地，无法轻易地消灭。“中华”的统一，在短暂的时间内终结。

秦始皇的统一政策，包含统一度量衡、建设道路网络，被称为“郡县制”而广为人知的由中央管理进行全疆域重划等，其中某些制度不禁让人联想到大流士的政策。然而另一方面，自古以来就多被讨论的是其中到底实现了多少之疑问。不仅是对于实现程度的疑问，在统一事业的构想、规模及内容等方面更是完全无法与大流士相比。因为秦始皇原本就不是相当贤明的人物。而且帝国仅维持11年的时间实在太短暂了。先不管秦始皇所代表的象征性意义，他的政策在现实上非常接近于虚幻。至今所给予的高评价，实在有点过誉。

由整合复活的旧诸侯列国及新兴势力的项羽所建立之霸权，一度重建了“中国本土”。被称为“西楚”的项羽政权，是个相当松动的列国同盟，若从至今漫长历史的轨迹来说，或许此种形成方式较为自然。然而，保有独立势力的松动同盟体，想要取而代之的野心引发漩涡，以楚汉相争为焦点再度陷入骚动状态。其结果，由蒙恬确立的坚强北边防卫体制，就在支撑的人为组织崩解之情况下被破坏，“万里长城”及“四十四县城”都失去了意义。

匈奴很幸运，若是“统一中华”之秦国依旧存在的话，匈奴根本就不会有之后的大发展，或许就在戈壁以北地方穷困终了。

然而，来自南方的巨大压力在长城及县城的防卫线及点的“墙壁”一同消失后，视野立即打开。在几乎没有来自战乱之地华北的干涉之条件下，迈向“匈奴时代”的大门一举被推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