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的文物与考古学的历史及重要性

印度的考古学研究起始于殖民时代，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与传统的印度学术保持了相当的距离。欧洲旅行者早在16世纪就已经开始注意到印度的古代纪念物。对这些纪念物的年代的系统学术兴趣起始于1750年前后。这种兴趣受到梵文和印度北部的现代语言可能与欧洲现代语言有关的意识的刺激，因此，对印度的研究可能与理解古代印欧文明有关。英国业余考古学家开始考察当地的巨石建筑、佛教雕像和其他考古学遗址。而1861年成立的印度古调查委员会在亚历山大康·宁汉（Alexander Cunningham）、约翰·马歇尔（John Marshall）和莫蒂默·惠勒（Motiimer Wheeler）的先后领导下，发表了大量的研究成果。马歇尔发现了印度河流域文明，而惠勒则在现代田野方法上训练了众多印度学生，并鼓励印度大学教授从事考古学研究。

尽管印度考古学的传入归功于英国殖民者，拉兰吉·戈帕尔（LallanjiGopal）注意到，“考古学家发掘的令人骄傲的文化遗产所激发的印度人民的自信心是印度文艺复兴的重要因素之一，它最终将导致印度的独立”（Gopal，1985：i）。查卡拉巴蒂提出，当约翰·马歇尔开始发掘时，古代印度历史和文化的编年是建立在文献和艺术史编年基础之上的。古代印度的历史图景仍然是模糊、朦胧的（Chakrabarti，1982）。马歇尔在甘吉斯峡谷（Ganges Valley）及其北侧发掘佛教时代遗址，使印度和印度文化意识发展上的一个关键环节复活起来，有助于国家主义的成长。(www.xing528.com)

由于考古学中的文化—历史研究取向和新生的印度史观的高度相似性，导致考古学和历史学之间的纽带很容易形成。历史学家倾向按照不同的种族群体进行思考，将过去看成是一系列给印度带来技术革新的族群的移民，即最终被吸纳到印度生活方式之中的结果。通过将印度河文明冠以前辈对吠陀时代文明的名称，将其毁灭归因于雅利安人的入侵，考古学家使史前史与已经确立的印度历史诠释模式完全结合起来（Chakrabarti，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