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研究的目标与重要性

如前所述，考古学研究的最后目的是人类的历史。

在19世纪以前，就全世界范围来说，人类历史的研究只能根据文献史料。关于早期人类历史，在西方盛行着上帝造人之说，在我国则有盘古氏开天辟地、女娲氏抟土造人说；在古埃及和巴比伦也有神造人的故事。这些故事最初可能是口耳相传，后来经文人的手笔把它们记录下来，成为“历史”。这些东西作为神话传说固然优美无比并具有永久的魅力，但不能看成是真正的历史，充其量不过是历史的影子。人类进入文明时代后，用文字记载的历史出现了，特别是由于纸张和印刷术的发明和传播，使得文献典籍发挥了它的作用，有益于历史的研究。然而在浩如烟海的文献中，真伪杂处、鲁鱼亥豕、以讹传讹的地方并不罕见，历史学家们纵然花费巨大精力去考释、校雠、辨伪，也难免有检点不周之处；在历史文献中，由于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出自文人的手笔，在当时的历史条件限制下，不可能不秉承统治者的旨意写作，因而就免不了带上阶级的色彩；在历代的文献史料中，不管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记载总是偏重于政治制度及其变革过程、军事斗争和其他上层建筑方面的内容，而对经济生活、生产力发展的记述则太少，不能全面而真实地反映历史原貌；在文献史料中对少数民族和边远地区的原始部族记载较少，即使是有，也常常掺杂以大民族主义的偏见，这就不利于全面观察。鉴于以上几点，单纯依靠文献史料无法完整地复原人类历史的真实面貌。

随着近代考古学的诞生，人类的真正历史逐渐明朗。在这一过程中，考古学研究的目的也愈加明确。正如英国考古学家柴尔德（1892—1957）所说的那样，考古学如同望远镜扩大了天文学家的视野一样，扩大了历史的空间范围；也像显微镜为生物学发现的巨大的有机体外表隐藏着最微小的细胞生命一样，改变了历史科学的研究范围和内容。

对于人类早期历史，即人类的起源和人类的早期社会等的研究来说，考古学有其特殊的作用。18世纪以前，由于宗教的束缚，人们并不知道自己的历史有多长。虽然有些早期的启蒙学者如拉马克、达尔文等人在19世纪提出人类是从某一种猿类发展而来的说法，但当时并没有确切的证据。随着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近代考古学兴起，古人类化石在世界各地不断被发现，人猿同祖的说法才开始被承认。1876年，恩格斯在《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一文中明确地指出“劳动创造了人类本身”。目前考古学的研究除了探讨从猿到人的过程之外，还在进一步寻求人类最早的诞生地以及出现时间。近年来在这方面已获得可喜的成果。关于地点问题，我国的考古学者和人类学者相互配合，根据大量资料推测，人类最早的发源地可能在亚洲的西南部（包括印度北部和我国的云南省）至东非地带，时间可以上溯到距今三百万年前后（据肯尼亚图尔卡纳湖的发现）。恩格斯曾推测人类最初发生在“现在已经沉入印度洋的一片大陆上”；人们曾认为人类的历史只有一百万年。这些假说与推论在新的考古资料面前是有修改的必要了。

在研究人类社会是怎样步入文明时期的问题上，考古学也是显示了它特殊的作用。我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王朝——夏，相传是建立于公元前21世纪，但漫长的时代冲淡了历史的痕迹，到了孔夫子的时代，他已颇有感慨地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这说明夏代的历史到春秋时期已湮没了大半，连孔子这样的大学者也不能讲得清楚了。夏朝的历史几千年来在人们心目中若明若暗，成为我国古代史上的一个谜。为了探索夏王朝的历史，我国的考古工作者从20世纪50年代起就进行了大量的工作。1958年在河南西部的部分县市对“夏墟”展开了探索性调查，在巩县稍柴、偃师县二里头和灰嘴、荥阳上街、渑池鹿寺等遗址做了试掘。河南洛阳东干沟、郑州洛达庙、陕县七里铺，特别是在偃师二里头等地所做的发掘收获巨大。在二里头发现了宫殿遗址、青铜器和大批的墓葬以及工具、生活用品。据碳十四测定二里头部分遗迹与遗物的绝对年代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该地的地望又与文献所载之夏领域一致，但对于它究竟是夏代的遗存还是先商的遗存，学术界还存在争论。为慎重起见，目前学术界把二里头的发现暂称为“二里头文化”。近年来又在河南省西北部、山西省南部做了不少考察，又有不少新的发现。虽然目前对夏的史实还不能完全了解，但却说明考古学在这一研究中起着十分巨大的作用。可以预料，要识破夏王朝之谜，今后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考古学的研究成果。(www.xing528.com)

19世纪末叶，在河南安阳发现的大批甲骨文，是我国历史研究中的一件大事。由甲骨文字的发现开始，对安阳“殷墟”进行了十五次发掘，为殷商史研究提供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使我们能够对盘庚迁殷之后的商代历史有了较为清晰的了解。清末民初的大学者王国维曾依据甲骨文提供的材料写出了《殷卜辞所见先公先王考》这样优秀的论文来。他在论文中把《史记·殷本纪》所记载的商朝各王与甲骨文做了对比，证实了司马迁的记载并非虚构。这对当时史学界中的疑古派是一个批判，从而推进了中国古代史的研究。

在外国历史上，类似的例子也不少。例如对特洛伊的发掘，补足了许多古希腊的历史，楔形文字的发现、泥板文字的考释……都使历史研究产生了新的突破性的进展。

综上所述，考古学在证史和补史方面的目的正在逐渐达到。依靠考古学研究重建偏远地区和少数民族历史的活动方兴未艾。历史学和考古学二者犹如车之双轮，鸟之两翼，缺一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