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艺文志》数术略五行类有《四时五行经》二十六卷、《阴阳五行时令》十九卷，两书均已亡佚。《管子·幼官》和银雀山汉简《三十时》为我们探究阴阳五行历和四时五行历提供了具体案例。
《管子·幼官》全文结构，前文已分析，是作者站在四时历的立场上，对三十时、五行配属、政论、兵法等做的全面整合，因三十时属五行历，每行六时，每月三时，整整齐齐，所以全文实质上是四时历与五行历的整合。作者把三十时分割为四块，春、秋各八时，冬、夏各七时，放到四时的框子中，分置后的结果是三十时与四时在形式上拼合在了一起，内容上依然保留各自的独立，并未融合为一体。《三十时》与《管子·幼官》一样，也是四时历与五行历的整合，不同的是用四时历中的冬至、夏至两个节气把三十时分作了两块，两块各有十五时。剖开后的三十时虽然保持了三十的形式，但用春、夏、秋、冬四时的“始”“至”“末”来命名时节，说明内容上已四时化了。《管子·幼官》《三十时》都是以四时来分割三十时的，区别只在于分割后二者是否融合为一体。在历法性质上，李零认为《管子·幼官》属于四时五行历，而陈久金认为《管子·幼官》是五行十月历，究其原因，是陈久金只就《管子·幼官》的核心部分三十时来论的，但全文中三十时是被分置到四时中的，若就全文来说，《管子·幼官》应是四时五行历。
这里有一个问题：五行历何以被整合到四时历体系中，而不是相反？这与土居中央以及虞、舜商周以来居中而治的传统政治观密切相关。我们知道，万事万物都存在于一定的时间和空间中，而现代科学证明，时间和空间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20]，这就要求表示时间的五行必须与表示空间的五方相合。《史记·封禅书》如淳注概括邹衍的思想是“五行相次转用事，随方面为服”，就是在政治实践中把五行与五方结合在一起。五行相次转用事，即五行以木、火、土、金、水相生的顺序运转，运转到哪一“行”就行哪一“行”之事；随“方面”为服，就是五行与东、西、南、北、中五方结合，五方又系联了五色、五味、五声等一系列生活方面的具体规定，运转到哪一方面，就顺随哪一方面的规定。前文提到，当同为时间段的五行与四时相配时，邹衍为了解决二者的矛盾，从夏季中分出季夏与五行中的土相配，此时的土，居于夏、秋之间，但当表示时间的五行与表示空间的五方相配时，木、火、金、水分别与东、南、西、北对应，居于夏、秋之间的土并不是与南、西之间的西南隅对应，而是与居于中央的“中”相配，因为五方的含义，从来指的就是四方和中心，与四隅无关。这样，与土相配的便是四方所拱卫的“中央”。土居中央的搭配确定后，便意味着“土”从圆形的木、火、土、金、水组成的时间链条中自动退出，不再占有一时。土居中央后，太阳在黄道运行一周360度，在时间上经过木、火、金、水四行，相应地，在空间上经过东、南、西、北四方，五行中的“中央土”没有相对应的季节。《管子》中《幼官》和《四时》两篇的说法分别是“五和时节”“中央曰土，土德实辅四时”。我们发现，先秦两汉文献中的土行有时与季夏相配，有时又无时间相配，之所以会发生如此情况，是因为五行处在不同的比较对象中。当同为时间的五行与四时相配时，土配季夏；当五行与表示空间的五方相配时，由于“中方”独立四方之外，与之相配的“土”便退出五行，木、火、土、金、水五行变成木、火、金、水四行，与东、南、西、北四方相配，实际上表示一年划分五季的五行自然就变成了四时。要言之，五行之所以演变成四时，是由土居中央引起的。(www.xing528.com)
五方中，中央与四方的关系，向来皆是中央临制四方，此种观念源自古老的帝王居中而治的政治观。清华简《保训》讲述的是有关周文王临终前给儿子武王讲述舜“求地中”和商汤六世祖上甲微改变地中的故事，告诉武王要执“中”而受天命的道理。《保训》载：“昔舜旧作小人，亲耕于历丘，恐求中，自稽厥志，不违于庶万姓之多欲。”[21]舜“恐求中”，对求地中之事恭敬谨慎，希望以此自考其志，不辜负庶民万姓的期望，因为古人认为居地中才能得到天授大命。《论语》亦载：“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舜亦以命禹。”《诗经·商颂·殷武》云：“商邑翼翼，四方之极。”郑玄笺：“极，中也。”是说殷商都邑居四方之中。《周礼·地官·大司徒》记载“求地中”之事：“以土圭之法测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自舜至商周，居中而治的思想世代相传；至秦汉，尚中思想更迎合了统治者建立中央帝国的政治需要。因此，中央土的地位日渐突出，独立于其他四行。五帝中，与土相配的黄帝地位更在其他四帝之上，成了五帝之首。在传统历史观念和现实政治需要的共同推动下，四时历兼并五行历便成了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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