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义修复的理念基础:优化方案

作为新报应主义的公正应报论在法律报应观的基础上，吸取了传统报应论僵化报复主义的教训，用“应报”（just deserts）概念取代传统的同质报应特征，将报应机制抽象化为比例均衡原则从而具有广泛适用性，甚至可以用于社区矫正在内的行刑措施：一方面是纵向均衡，即犯罪与刑罚都要按照由轻到重成比例排列，形成重罪重罚、轻罪轻罚的罪刑阶梯；另一方面是横向均衡，相较于罪行的刑罚既不能过重也不能过轻，须与罪行在整个犯罪体系中的地位相适应。^[10]公正应报论认为这一原则是面对刑罚体系的并合主义要求，不仅决定了刑罚的确立标准并成为量刑的指导原理，也从公平正义需求出发为行刑处遇限定了具体的运行界限。受该原则的影响，社区矫正措施并非仅以矫正机能为考量，还应满足公正应报的机能要求，既要考虑纵向与其他刑罚措施的合比例性，又要考虑横向与犯行严重程度的对应均衡。

而进入21世纪前后，随着被害人保护和恢复性司法理念兴起，对已然之罪所破坏的社会关系修复和被害人正义需求满足成为包括社区矫正在内的犯罪处遇的新目标，公正应报论作为流行刑罚论中唯一对已然之罪的回应机制，更是通过内在逻辑嫁接被赋予了社会修复和被害人保护机能的新内涵。一是自从1948年亨迪希（Hans von Hentig）出版《犯罪人及其被害人》（The Criminal and His Victim）一书以来，国际上以被害人为中心的理论研究和立法运动逐渐兴起：犯罪学领域的被害人学和刑事司法领域的被害人权利救济研究相辅相成，共同催生了被害人权利救济司法制度的产生及被害人地位的直接提升。^[11]其中，包括社区矫正在内的行刑领域这就体现为行刑过程中对被害人参与的保障和被害人损害的恢复。^[12]另一是与被害人保护相互联系而同时兴起的恢复性司法理念。其是在刑事司法领域要求对刑事犯罪通过在犯罪方和被害方之间建立一种对话关系，犯罪人主动承担责任，消弭双方冲突，从而恢复破裂的社会关系，修复社会秩序。^[13]恢复性正义理论的犯罪观认为犯罪不仅仅是对法律规范的违反，对政府权威的侵犯，犯罪还是对社会主体和社会关系多方面的伤害，包括对被害人、对社区甚至对犯罪行为人本人的伤害。恢复性司法要求以社会修复及降低社会撕裂风险为目标，以被害人或被害社区保护为核心，使所有卷入犯罪、受到其影响的人，包括被害人和罪犯及他们各自的家庭、周围的社区等都能直接参与对犯罪的处理过程，以有效修复社会关系。行刑领域受此影响就要求社区矫正在内的具体行刑措施需要考虑修复社会关系的行为方式，将被害人和社区的参与囊括在社区矫正的实施过程中。(www.xing528.com)

内外结合的总体而言，正义修复的矫正理念之产生不仅外在受到市民社会的发展与社会主体权利勃兴的决定；而且内在受到矫正正义观转型和矫正人道化与社会化思潮的推动。一方面，外在因素层面，市民社会所要求的社会连带逻辑和主体权利勃兴所带来的受害主体保护需求决定了正义修复理论的必要性。市民社会的发展改变了传统国家垄断的社会治理模式，为公共治理带来社会运行视角和社会连带逻辑。从社会动态运行的视角和连带的逻辑出发，公共治理必须注重社会发展需求，运用社会自身发展规律实现这一目标，超越国家本位和治理手段的单一性。^[14]受此决定，社区矫正作为公共治理的关键环节不仅需考虑国家本位下的报复正义目标，还必须考虑到社会的修复违法犯罪损害的要求，运用社会自身的互动机制更好地实现社会修复这一目的。此外，市民社会的发展也推动了公民权利的勃兴，公共治理必须考虑到对主体权利的尊重和保护。^[15]受此决定，矫正领域不仅强调对犯罪人权利的适当保障，也要求对受到伤害的个人、单位或社区权利给予恢复和保障，进行针对性的正义修复。另一方面，内在因素层面，矫正正义观近代实现了从报应正义向修复正义的转型。对已然之违法犯罪行为的惩罚性报应不再是社区矫正正义的唯一内涵，强调对犯罪人有效矫正修复和对被害人与社区的补偿恢复成为社区矫正正义的新内容。受此决定，矫正目标的重心逐渐从着眼过去的报应向着眼未来的修复转移，正义修复自然成为社区矫正的重要目标。^[16]此外，20世纪逐渐兴起的社区矫正人道化与社会化思潮，强调尽可能地以社区矫正的模式代替监禁矫正，运用社会自身的机制和规律更有效地改造社区矫正对象，以增强社区矫正对象的矫治效果、促进社区矫正对象尽早成功回归社会。^[17]这就决定了社区矫正需采用最有利于人道化和社会化的正义修复理论。正义修复机制正是社会自身的有效修复规律的体现，不仅社区矫正对象可以通过社会教育和矫治手段更好地得到矫治恢复，被害人和受害社区代表的社会谅解也更有利于犯罪人无障碍回归社会，正义修复理论正是对社区矫正人道化与社会化的最有效贯彻，体现了社区矫正人道化与社会化的趋势。^[18]因此，社区矫正人道化和社会化推动了正义修复理论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