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内城区的社会空间聚类分析

笔者以2000年的8个主成分在南京市各居委会单元上的得分为基本数据矩阵，运用聚类分析技术对研究区域进行城市社会区类型的划分，在对树状聚类图反复比较后，判断将2000年南京市的社会区分为8类比较合适。继而，笔者计算了各类社会区在每一个主成分上的相关系数（γij）及相关系数平方和均值，判断各类社会分区的主导特征（表3）。相关系数平方和均值计算方式见公式1。

表3　聚类成分得分判别

续　表

在本研究中，笔者采用双命名法来命名各社会分区，即在具体社会分区内选定主成分的相关系数平方和均值最大的主成分的名称作主名，值次之的第二主成分作辅助。据此，各社会分区情况如图4所示。

图4　南京旧城区社会空间分异格局聚类

第一类，金融地产业从业群体与知识分子混合区。此类社会分区占旧城区244个居委会中的27.05%。此社会分区内得分最高者为金融地产业从业群体因子（Ⅵ），＝0.052；次高者为居住质量因子（Ⅰ），＝0.044。该类型区集中分布于旧城区中部高校区和新街口以南地带。该区域是旧城区中产阶层社区的主体，表明历史悠久的南京旧城区中产阶层区域的产生具有主要由新兴垄断行业从业者引导的趋势。但是该群体及传统的知识分子、学区陪读的优势均不显著，其后续发展值得追踪。此类型区主要集中在中心商务区新街口以南的中山南路旧城区、北京东路高校区以及中山北路、察哈尔路交叉口一带。其中，中山南路一带经历了一定规模的环境美化整治、旧城更新、新建中产阶层化等过程，这促发了较为持久的社区变迁活动，大量的中低收入原居民被涌入的金融地产等垄断行业高收入从业者替代，甚至直接迁出旧城区。

第二类，学区陪读、私营企业主混合区。此类社会分区占旧城居委会总数的24.18%。分区内得分最高的主成分学区陪读家庭因子（Ⅱ）的值为0.177；得分第三高的主成分私营企业主因子（Ⅷ）的值为0.105。此区集中于旧城东北部优质中学富集区和城南个体经营较为繁荣的区段。此类社会区可视为一种特殊的白领中产阶层区，即依赖个人财富积累进入中间阶层的社会群体和具有一定财力、拥有一定社会关系资本的学区陪读群体的混合区，它是由财富和权力维度组合而成的中产阶层区域。

第三类，干部群体主导的混合区。此类社会分区占旧城居委会总数的7.38%。分区内得分最高的干部群体因子（Ⅲ）的值为0.219；次高得分主成分居住质量因子（Ⅰ）的值为0.217；知识分子群体（Ⅳ，＝0.197）和私营企业主群体（Ⅷ，＝0.183）得分低。此区域主要集中在省委省政府驻地西康路东北、西南两侧临近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河海大学的地带，以及北京东路市委市政府南侧临近东南大学的区域。这一区域是南京传统的中高阶层聚居地，源于《首都计划》^[1]以来的城市规划建设及其稳定的历史路径依赖结果。此区域内部群体间具有较大的排他性，干部和知识分子是该区长期稳定的社会构成成分和空间建构核心成分。(www.xing528.com)

第四类，知识分子、学区陪读群体混合区。此类社会分区占旧城居委会总数的14.75%。分区内知识分子群体因子（Ⅳ）的 值0.151，学区陪读家庭因子（Ⅱ）的值为0.129。此类社会区可视为另一种

侧重权威属性的白领中产阶层区。此区主要分布于新街口以北优质教育资源和高校集中的鼓楼区东北部和玄武区北缘。相对于快速蜕变的第一类型区而言，该类型区社区结构与空间较为稳定。南京市旧城区优质学区，学区陪读、私营企业主混合区与知识分子、学区陪读群体混合区三者在空间分布上有较高的相似性，揭示了当前教育资源质量及其空间分布对大城市社会空间形态的影响。

第五类，公务员、知识分子、私营企业主、干部高度混合区。此分区仅占据旧城居委会总数的6.15%，区内普通公务员、办事员（Ⅴ）及知识分子群体（Ⅳ）、干部群体（Ⅲ）、私营企业主（Ⅷ）的值分别为0.097、0.078、0.070和0.070。该区最大特色在于社会分区内社会结构成分多样，但是区内职业多样化Shannon指数仅为0.051，这表明此区域内公务员、干部、知识分子、私营企业主群体之间具有较大的集聚性、隔离性。此类社会区从表象上可表达为一种过渡性社会分区，但从过程机理上应将其解析为公务员、干部、知识分子和私营企业主群体入侵旧城区原中下阶层社会区的阶段性社会空间后果。其历史成因源于两种力量的调和：一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范围的旧城改造运动、地方政府城市经营（urban enterprise）冲动形成的供给效应［27］导致了新建中产阶层化现象的发生，原居民被替换至南湖、迈皋桥等城郊拆迁社区；二是城市社会草根阶层的反拆迁抗争以及中央政府斡旋下的货币置换、原地回迁等拆迁政策的渐进式调整。

第六类，私营企业主、党政干部与普通市民混合区。此分区占旧城居委会总数的12.30%。区内私营企业主因子（Ⅷ）的值为0.144，干部群体因子（Ⅲ）的值为0.138，普通城市原居民因子（Ⅶ）的值为0.130。区内多样化Shannon指数为0.135，普通市民与干部两个群体的空间隔离现象并不显著。此类区域集中分布于旧城区旧中心西北部和东南部毗邻月牙湖的地区。出现这两种不同社会生态位势社会群体混合的现象，主要源于长期城市规划建设中的扩张、填充行为，这导致以西康路为核心的原高级住宅区与外围原中低收入住宅区在空间上逐渐形成相互邻接、犬牙交错的态势。这与上述公务员、知识分子、私营企业主、干部高度混合区的市场化快速驱动机制有发生学方面的差异。

第七类，私营企业主与知识分子混合区。此类社会分区占旧城居委会总数的5.74%。分区内得分最高主成分私营企业主因子（Ⅷ）的值为0.233，次高得分主成分知识分子群体因子（Ⅳ）的值为0.193。区内多样化Shannon指数仅为0.046，表明虽然大尺度上私营企业主与知识分子展现出混居势态，但是小尺度上二者呈现显著隔离状态。

第八类，城市精英聚集区。该社会分区有别于旧城区西康路民国使馆区一带传统的权力、财富聚居区，它是中国特色新自由主义城市社会空间实践中权力和财富因子成功嫁接的社会空间表征。20世纪末，中国大中型城市普遍存在类似的新兴城市精英聚集区，上海的外滩、南京月牙湖地区、昆明翠湖地区都是此类型聚集区的典型代表。此类社会区的成员多为党政、企事业单位中高层领导群体和成功的私营企业主，分区的社会多样性Shannon指数最低，仅为0.015，干部群体（Ⅲ）和金融地产业从业群体（Ⅵ）的值分别为0.506和0.164，高度隔离于其他社会群体，形成一个嵌入中等社会空间基底内的名副其实的“高尚社区孤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