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信的作用与社会治理

儒家认为，“信”具有重要的社会功能，管理者讲 “信”，就具有亲和力，能团结人民，这样就没有办不到的事情。“凡人主必信，信而又信，谁人不亲。故《周书》曰：‘允哉允哉，以信非信，则百事不满也’，故信之功大矣。信立，则虚言可以赏矣。虚言可以赏，则六合之内，皆为己府矣。信之所及，尽制之矣。”管理者讲诚信，讲信用，任何法律制度都能得以顺利贯彻。信不只是在国家的管理中不可缺少的东西，它还是普遍的宇宙法则，“天行不信，不能成岁。地行不信，草木不大。春之德风，风不信，其华不盛；华不盛，则果实不生。夏之德暑，暑不信，其土不肥；土不肥，则长遂不精。秋之德雨，雨不信，其谷不坚；谷不坚，则五种不成。冬之德寒，寒不信，其地不刚；地不刚，则冻闭不闷。天地之大，四时之化，而犹不能以不信成物，又况乎人事。”天道、地道是讲信用，日月的东升西落，东去春来，寒来暑往，四时的变化是有规律的，自然遵守诚信的法则。那么人与人的关系也应该讲信用，君臣之间，官员与百姓之间，朋友之间，工匠与受用者之间，都必须讲信用。否则，社会就不安宁，就不会和谐。“君臣不信，则百姓诽谤，社会不宁。处官不信，则少不畏长，贵贱相轻。赏罚不信，则民易犯法，不可使令。交友不信，则离散郁怨，不能相亲。百工不信，则器械苦伪，丹漆染色不贞。夫可与为始，可与为终，可与尊通，可与卑穷者，其惟信乎!信而又信，重袭於身，乃通天地。以此治人，则膏雨甘露降矣，寒暑四时当矣。”(《吕氏春秋•贵信》)用诚信来治理社会，管理国家，就一定能够获得成功，取得丰硕的成果。

汉代著名的大史学家司马迁说；“夫信者，人君之大宝也，国保于民，民保于信，非信无以保民，非民无以守过。是故古之王者不欺四海，霸者不欺四邻，美善为国者不欺其民，善家者不欺其亲。不善者反之，欺其邻国，欺其百姓，甚至欺其兄弟，欺其父子。上不信下，下不信上，上下离心，以致于败。所利不能药其所伤，所获不能补其亡，岂不哀哉!”在司马迁看来，“信”是国君治理国家的“大宝”，用之以取信于民，以便保住国家的政权。如果国与国之间、上下之间、家庭的亲属之间都相互欺骗，那么，必然是各怀异心，互不信任，以至分崩离析，国与国之间就可能发生战争，国内的政权就有可能不稳固，家道就绝不会昌盛。即是用欺骗带来一点点的好处，但是，这点好处不能医治所带来的伤害，不能补救其所带来的损失，是十分可悲的。

根据《国语•晋语•晋平公》的记载，战国时，晋国信守盟约而得到诸侯各国的拥护。公元前545年，晋楚会盟于宋国的都城商邱，约定停止战争。后来，楚国企图背约进攻晋国，击败晋军，杀死正卿赵武，以削弱晋国。文子问叔向，如何对付楚国的进攻。叔向说：“你何必忧患呢?忠是不可以侵暴的，信是不可以冒犯的，忠出于自己的心中，信是要亲身实行的，它的德是多么深远呀，它的根是多么坚固呀，所以，忠信是不可能受到损害的。现在，我们以忠与诸侯谋取和平，又以信来验证我们的忠。楚国也曾与诸侯约定要停止战争的，现在，它若来进攻我国，就是自己违背了信，断绝了忠。丧失信用必失人心，绝弃忠诚无人听从，他用什么法子加害于我晋国呢?如果楚国打败了我国，诸侯必定叛盟。”由此，叔向论定楚国不敢进攻晋国的，其结果果真如叔向所料。楚国之所以不敢进攻晋国，是惧怕晋国信守盟约而得到诸侯各国的帮助。这是在晋楚争霸中，由于晋国信守盟约而得到的好处。(www.xing528.com)

作为一个国家的管理者，不能以欺骗的方式去对待其臣属，而要信任他们。唐代贞观不问，有人上书奏请废弃邪佞的人，太宗对他说；“我所要任命的人，都认为是贤人，你知道邪佞的人是谁?”那人回答道：“臣在民间，不能确切知道邪佞的人是谁。请陛下假装发怒去试验群臣，如果能够不畏惧陛下盛怒、直言进谏的，就是正直的人；顺从陛下喜怒迎合心意的，就是邪佞的人。”“流水的清与浊，在于它水源如何。国君是国家政令发出者，好比水的源头，百姓像流水一样。国君自身搞欺骗，要想臣下办事正直，就想水源浑浊而要流水清澈一样是不可能的。我时常因为魏武帝多搞诡计诈骗，很鄙视他的人品。用这样的方法试探群臣，怎么能够作为施行教化的办法呢?”唐太宗拒绝了上书人的主张。唐代吴兢编《贞观正要》一书，对历史上的治国经验进行了全面的总结，证明“君之所保，在于诚信。”“夫君能尽礼，臣能竭忠，必在于外内无私，上下相信。上不信则无以使下，下不信则无以事上，信之为道在矣!故白天佑之，吉无不利。”(《贞观政要•论诚信第十七》)所以，“信，国之宝也。”(《左传•僖公二十五年》)“信”是国家获得治理、安宁、协调的法宝。

法家也讲“信”，他们认为颁布的政令、法令必须执行，惩罚和奖赏也必须说了算数。当然，他们认为，人的本性是利己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利害关系，基本上无诚信可言。早期法家的代表人物商鞅在秦国推行变法时，在他的变法的法令还未颁发之前，立三丈长的木竿与国都的南门，并发布告说，谁能将这根木竿搬移到北门，奖励“十金”。但是，老百姓觉得奇怪，根本不相信，没有人去搬移。于是，商鞅再次发布告示说，谁能搬移到北门，奖赏“五十金”。这样，终于有一个将此木竿移至北门，商鞅立即奖以“五十金”，以此表明他说的话是守信用的。如果政令、法令不认真执行，失信与人，使老百姓失去信用，是没有法子把国家治理好的。可见，“信”是对于社会和国家的治理中有着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