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层社会偏好的昆曲艺术

“徽班”进入北京以前,“昆曲”或称“昆腔”“昆山腔”在北京的戏剧表演舞台上占居了中心位置。有关“昆曲”的出现与发展,按照当时以及后世的记载,在明代嘉靖、隆庆年间（1522-1572）,江西演员魏良辅来到江苏省昆山县（现在苏州和上海之间）,对昆山的本土戏曲青眼有加,对它进行了加工改造,吸收了当时在江南地区盛行的“弋阳腔”（江西弋阳地方为中心的地方戏曲）“海盐腔”（以浙江海盐为中心的地方戏曲）,以及自元代已经开始流行的“北曲”音乐的优点,融入“昆腔”中,从而形成了一种与其他地方戏曲不同,而又非常具有魅力的新的声腔风格。虽然“昆腔”的构成已经包含了不少地域的文化与戏曲表演要素,因为它主要形成于昆山地区,所以一般被称为“昆曲”^〔14〕。

“昆曲”于万历末年（1573-1620）进入北京,开始在北京打开局面,站稳脚跟,逐步具有相当稳定的演出市场,在北京的戏剧表演舞台上可以称为独树一帜。然而在明清政权交替时期,因长期的战争导致社会秩序翻天覆地的变化,原本为宫廷和贵族服务的“昆曲”戏班在天下秩序的大混乱中不得不解散,各个戏班的演员也都四分五散,流落民间。至康熙时期,政权与社会秩序稳定以后,由于宫廷的喜好,“昆曲”再度获得发展的机会。康熙皇帝在观赏“昆曲”的表演时,龙心大悦,并因一时心情非常愉快下令奖励了演员与戏班。皇帝的这一行为影响甚大,上行下效,产生了长时间效应,此后诸亲王与王公大臣的宴会上,表演“昆曲”成为固定项目。据庄清逸《南府之沿革》记载,到18世纪中期,每当乾隆皇帝闲暇时,就让“新小班”诸演员表演“昆曲”。乾隆皇帝还亲自操刀,取“昆曲”和“弋阳腔”的长处,制作曲牌,并调教宫廷的演员,指导他们表演。后世称乾隆皇帝的这类作品为“御制腔”^〔15〕。

“昆曲”原本沿袭了元朝的杂剧（元曲）和明的传奇（南曲）等戏剧长时间积累下来的剧本,但是至清代,戏曲表演的主要故事开始发生不小的变化。康熙年间“昆曲”的代表剧作家,如剧本与音乐等创作俱佳的戏剧理论家李渔（1610—1680）、孔子六十四世孙孔尚任（1648-1718）以及洪升（1645-1708）等人的出现,创作了许多“昆曲”相关的作品,为当时的戏曲表演注入了新的内容与活力,“长生殿”和“桃花扇”等“昆曲”的代表杰作就是由洪升、孔尚任创作的,其后在中国传统戏曲表演中一直成为压轴剧目。(www.xing528.com)

“昆曲”从最初开始就与社会的上层有着密切联系。“昆曲”的台词具有古典诗词的韵味,只有文人学者和官僚等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才能理解,“昆曲”有固定的曲牌格律,其内容比较复杂,符合文人学者和官僚们的审美趣味,而对老百姓或下层的读书人而言则是比较难以理解的。“昆曲”在万历年间从江南地区传播至北部地区^〔16〕。尽管其流传的地域很广泛,但“昆曲”仍然只是都市和上层社会的戏曲。

“昆曲”曲词比较典雅,行腔十分婉转,表演细腻有独自的传承系统,剧目非常丰富,剧本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唱词的诗意性、音乐曲谱的严密性以及舞蹈与音乐的绵密结合等方面,从审美的角度具有绝对压倒当时其他各地方剧种的魅力^〔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