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军阀政权对宁夏的统治
一、马福祥主政宁夏
回族军阀统治宁夏近四十年的历史开始于1912年8月北洋政府任命马福祥为宁夏镇总兵。9月，马福祥率昭武军步骑十三营三千人马，赴宁夏就任。
昭武军是原马福祥统领的西路巡防军改制组建的，初建时为步骑四营，不久即扩为步骑十三营。马福祥的侄子马鸿宾任骑兵中营营长，他的儿子马鸿逵任营副，后又代理骑兵营左营营长。“昭武军的武器装备，陋缺不全，钢弹枪不及半数，余均为铅弹枪，炮是土药包炮，更无自动武器。官兵每天饱食终日，无所事事，赌博、酗酒、打架、吸食鸦片，是经常的事。”[23]马鸿逵是1911年8月加入昭武军，由于他曾于1909年至1911年在甘肃陆军学堂学习，懂得一些新式练军方法，对昭武军所部进行整治，略有成效，马福祥对此颇为赞赏，后将昭武军骑兵营全部交马鸿逵整训。这支军队后屡经改建，不断膨胀，成为名闻遐迩的“马家军”。
是时，清王朝在宁夏的统治机构被瓦解，革命派的力量被摧残殆尽，一时形成了短暂的权力真空。马福祥率昭武军任宁夏镇总兵，正好填补了这一权力真空。宁夏地区回族聚居人口众多，清末曾掀起浩大的反清斗争，坚持近十年之久。马福祥作为回族军人，在这里容易赢得回族上层的支持，便于调和民族关系。但是另一方面，宁夏地区各派政治力量在辛亥革命后均拥有一定的势力和影响，尤其是参与宁夏民军起义的会党组织和在镇压民军起义中地主上层所组织的民团武装，对社会安定和官府的统治都有潜在的威胁。当时的形式为：“时贼虽远窜，伏莽尚多。沙沟河东团兵，耽耽虎视，人人甚惶。”[24]上层分子则因“国体新变，人心多首鼠”[25]。面对纷乱复杂的宁夏政治局势，马福祥在宁夏建立自己稳固统治的最主要任务，就是镇压各派武装力量的反抗和复辟分裂势力的活动，肃清异己，巩固统治地盘，而要完成这一任务，就必须取得北洋政府和地方上层势力的支持，同时要有一支能征善战的军队以及供养这支军队的粮饷。
马福祥从自己在官场中的经验出发，一方面极力向袁世凯表示拥戴之心，同时不放过任何机会向北洋政府各大要员馈赠贿赂。到任后，他经常派昭武军分统、其侄儿马子才等人，到新疆、青海通过杨增新和马麒的关系，用钱财和枪支弹药换回大量马匹、烟土、鹿茸、麝香等珍贵物品，武装押运到北京，广为交际。送礼入门后，紧跟着就是一纸“兰谱”送上朱门。马福祥先后与曹锟、吴佩孚、张作霖等北洋军阀头目结为盟兄弟。[26]另一方面，马福祥积极依靠前清旧官僚，利用他们的关系和影响，来恢复和稳定地方秩序。这些人不仅比马福祥部下的军人熟悉地方行政的钱粮文案，而且他们多为客籍政客，由他们支持日常事务，能收到缓和民族矛盾与防止地方豪强向政治渗透的效果。以陈必淮为首的旧官僚在民国初数年中为马福祥所用，使马福祥在这一时期既掌握了宁夏军政的最高权力，又避免了争夺权力的冲突和斗争。对于直接和宁夏相邻的各种势力，只要不危害其切身利益，马福祥都极力加以利用。他到任后不久，即与清时宁夏将军常连、阿拉善旗王爷塔旺札布结拜为兄弟，甚至与河套恶霸地主王同春也互换生辰八字，结为金兰[27]。对于中央和地方的各派人物，他都极力接近拉拢，以扩大其在社会上层的影响，不数年便从清末一介武夫成为名闻遐迩的西北回族领袖人物了。
民国以后，宁夏虽名义上仍属甘肃省管辖，但实际上省府对其并没有真正的约束力。宁夏的军事、财政、民政大权尽归马福祥一人之手。马福祥于1915年奉命将昭武军改为宁夏新军，以其子马鸿逵任宁夏新军司令。马鸿逵于1914年秋奉召入京任袁世凯侍从武官，每月由陆军部核发的宁夏新军三个营的军饷，全部被马鸿逵挥霍。不久宁夏新军扩编为骑步各四营。昭武军建制在宁夏新军建立后仍然保留下来，由马福祥三兄弟马福寿任司令，辖骑步五个营，粮饷由甘肃省方负担。宁夏新军的军饷由北京陆军部核发，粮秣由地方负担[28]。1916年，马福祥又迭次呈请北洋政府扩充军队，被批准。不久，增募新兵七个营（步骑各三营，炮兵一营），建立“甘肃新军”，以马鸿宾为甘肃新军司令兼炮兵营长。甘肃新军的粮饷由甘肃负担[29]。上述军队由马福祥的兄弟子侄担任要职，其他中下级军官亦由其家族成员及其心腹充当，这与宁夏地方官员的任命形成明显的对照。而军队又不断向地方政府机构渗透，使地方政府机构逐步军事化，形成军阀政治。军队中的士兵也大都是从甘肃河州马福祥的老家招募。
民国初年游历西北的记者林竞曾这样记述宁夏的军队：“此间军队，回教徒居多，其内容与内地不同之点甚多：一为拔门兵，即于招募时，各长官于自己教派下，征召子弟入伍。颇类征兵制度。此惟回教长官对于回教徒行之。二为军官不论学术如何，于召募时其能在自己教派下召募一营者，即授以营长，召募一连者，即授以连长。此种军队，除直辖长官外，他人指挥甚难，所谓子弟兵是也。三为各营士兵额数至为不齐。平时大部分分散至各处，为农、或为商、或为猎，有事始随时召集。四为兵士训练，极不重视。盖因穆民天性强悍，骑马放枪，本为素习，捕盗御匪，差足应付……至于官长士兵之间，非亲即故，平日均系感情之结合，一旦欲加部勒，于势有不能。”[30]
这种集民族、宗教、血缘诸种关系于一体的军队，既有较强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又有浓厚的宗法性质。正是依靠这样一支军队，马福祥逐渐实现了其家族对宁夏的统治。
马福祥因智擒王德尼玛，使西蒙地区分裂叛变活动受到沉重打击，维护了北洋军阀统治。袁世凯以马福祥肃清边患有功，于1913年9月下令改宁夏镇总兵为宁夏护军使，并节制鄂托克、乌审、阿拉善三旗军务，升任马福祥为宁夏护军使，直隶中央，不再受甘肃省管辖，同时授马福祥为陆军中将，颁发二等文虎之章[31]。不久，北洋政府又开缺原宁夏将军常连军职，以马福祥兼任宁夏将军。
河套地区有广阔的天然牧场和肥沃的可耕地，人口稀少，蒙汉杂居。民国以来，失败的军阀头目，失意的官僚政客及各路散兵游勇充斥其间。晋绥两省对这里均无法实行有效的统治。因此，这里出现大大小小“拉竿”起事的武装组织，当地人称之为“独立队”“杆子队”，势力较大的独立队头目有弓占元、包永华、卢占奎、金占奎、白彦公、达赉公等[32]。这些独立队行动迅速，攻城略地，打家劫舍，相互间无隶属关系，偶尔联合行动。他们没有明确的政治目标，有的打出“替天行道”的幌子，有的亮出“反袁”的旗帜。另有一些官逼民反的武装群众和辛亥革命中的会党残存势力，如陕北的哥老会头目高士秀和甘肃环县的张九才等，也混杂其间，时而联合行动，时而各走他方。这些“独立队”从河套平原到陕北、陇东，到处活动。物产丰富的宁夏平原成为他们攻抢劫略的重要目标。
从1915年起，马福祥以其主要力量来扑灭这些“独立队”，以巩固其统治地盘。同年9月，弓占元为首的独立队，以狼山为根据地，在五原县东皮房起事，与在包绥一带活动的卢占奎、金占奎的独立队以及内蒙会党头目白彦公、达赉公等遥相呼应，进据河套，威胁宁夏。马福祥令马鸿宾率部入河套追剿。马鸿宾选精兵强将百余骑，大败弓占元，并日夜兼程追杀至科尔布，弓占元被迫入狼山。11月，弓占元复出狼山，与马鸿宾决战于汇德城（临河县），弓占元、包永华等头目被击毙，残部十余骑溃散[33]。
1915年年底至1916年年初，在包绥一带活动的卢占奎、金占奎、白彦公、达赉公等数支独立队由东向西，相继改陷毕克齐、察素齐、托克托、萨拉齐等地。北洋政府批准马福祥呈请扩充军队的报告，建立甘肃新军七营，并令马福祥会办绥西军务。马福祥令马鸿宾率部迎战。1916年2月，马鸿宾率骑兵与之一战于乌拉濠，再战于百家地，力挫卢、金所部，解五原城围。马福祥此时率部赴五原督战，与独立队数百人遭遇于苏海口、二分子，激战之后，独立队败走[34]。卢占奎因为屡败，便采用金占奎建议，决定转攻宁夏。马福祥得知后，急令马鸿宾率部兼程驰往灵州（今宁夏灵武县），令马鸿逵另率一队于天池子，再战于清水营，马鸿逵不支，幸亏马福祥派李自正率一营人马赶到，双方激战数日，伤亡惨重[35]。卢、金二人又率部掉头南下，取道磁窑堡，欲经灵州、金积，直取同心城。1916年5月，卢、金所部在灵州境内大寨子中马鸿宾布下的埋伏，金占奎中弹身亡，卢占奎与残部四散逃离宁夏[36]。
正当马福祥、马鸿宾率部与卢占奎、金占奎等连次激战之时，陕北的高士秀、张九才决定乘宁夏空虚之机，率部直取宁夏城。高士秀是辛亥革命灵州民军起义的主要领导人，辛亥革命后退居陕北。袁世凯称帝时，高及陕北革命党人一起，通电拥护云南护国军讨袁之举，并致力于反袁、反马的武装斗争。此次攻打宁夏城时，途中闻知灵州空虚，高士秀令张九才取横城，自己攻灵州。马福祥急令其兄马福寿带领营官马腾蛟，护军使署参谋余鼎铭、董召南等率部追堵。1916年1月，高士秀率部从乌审向西挺进中，夜宿于定边以北的鄂托克旗昭化庙时，深夜突遭伏兵袭击，伤亡惨重，高士秀率众突围，放弃了攻打灵州计划，被迫转入内蒙活动。进入内蒙后，高士秀、张九才为笼络内蒙上层部分王公贵族，计以张九才部营长吴生彦（甘肃静宁人）诈称为清室后裔，拥立为“皇帝”，取名“达尔六吉”广为号召，联合蒙古诸部，发动乌兰脑包之战，大挫绥军之后，又西渡黄河，占领磴口[37]。1917 年3月，高士秀召集各部首领，决定分三路再次攻打宁夏。马福祥急令马鸿宾、马彦龙、马万麒、马进忠等分路迎击，激战于三转子、扒拉庙等处。3月下旬，双方战于贺兰山阴，高部退入山中。高部军师于凌云向马家军投降，高部重要将领张辅、苏学章、姚占奎、张占清及部众、眷属二百余人均被俘，达尔六吉也被马鸿宾部在贺兰山中俘获，与其他被俘者一起押解至宁夏城，达尔六吉等19人被处死刑。高士秀率少数人马逃脱，再度退往陕北[38]。
至此，宁夏周边对马福祥统治宁夏有所威胁的各路武装力量基本上被肃清。北至河套，西到定远营，东至宁陕边界，南到陇东，基本上都处于马福祥的有效控制之下。1918 年10月，北洋政府为奖励马福祥“功建虎节于朔方”的功绩，晋授其勋二位[39]。他不仅在宁夏站稳了脚跟，得到北洋政府的重视，同时也被西北各界视为回族政治上的代表人物。1918年2月至1919年8月，马福祥大兴土木，耗费12450余两白银，修建起富丽堂皇的宁夏护军使署[40]。
直皖战争后，国内出现“联省自治”的动向，各省地方军阀纷纷驱逐皖系督军，提出“湘人治湘”“川人治川”“甘人治甘”等口号。这里既有各地方军阀力图割据的因素，也有地方民众反对军阀纷争，主张民主自治的内容。然而在西北地区，“甘人治甘”这一口号的内容，则直接表现为汉族与回族地方军阀各自起来驱逐皖系的甘肃督军张广建和推举自己的政治代表以争夺甘肃省督军宝座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形成了自辛亥革命后，西北诸马回族军阀的第一次大联合，也是西北回族军阀在全国政治舞台上的一次集体亮相。其代表人物是马福祥、马廷、马麒、马麟和马，所谓的“西北五马”即缘于此。马福祥作为西北回族军阀政治代表，问鼎甘督，处于这一政治斗争的中心。
当时，甘肃共有八镇。各镇镇守使中，汉回军人各占一半。属于回族军事集团的是：宁海（即青海）镇守使马麒，宁夏护军使马福祥，甘州镇守使马（东乡族），凉州镇守使马廷；属于汉族军事集团的是：肃州镇守使吴桐仁，河州镇守使裴建准，陇南镇守使孔繁锦，陇东镇守使陆洪涛。由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民族隔阂，双方互不相容。回军集团以马福祥为首，汉军集团以陆洪涛为首，双方在1920年年底展开了一场争夺甘督的斗争。
为取得甘督一职，马福祥派人联络各镇实力派人物推选代表到宁夏商讨大计，并在宁夏城内开了三天所谓“公民大会”[41]。各路拥马的代表在宁夏开会商议后，马福祥、马麒、马廷、马、裴建准通电声明，宣布与张广建脱离关系，不受省方节制，直接听命于北洋政府[42]。
回汉军阀剑拔弩张，北洋政府大总统徐世昌于12月底，任命绥远都统蔡成勋为甘肃省督军兼省长，免去张广建的督军兼省长职务。在蔡未到任前，由陇东镇守使陆洪涛暂行护理督军，由兰山道尹陈任护理省长。同时，调任马福祥接任绥远都统，宁夏护军使由马鸿宾护理[43]。这一做法避免了甘肃两大军事势力的直接冲突。陆洪涛挟徐世昌之命，在张兆钾等的武力拥戴下，迅速进入兰州，护理甘肃督军。马福祥则采取了息事宁人的态度，接受了绥远都统的任命。宁夏护军使由其侄马鸿宾护理，这样使马福祥的统治区域由宁夏扩展到绥远。不仅如此，马福祥就任绥远都统后，向北洋政府陆军部要来了陆军第五混成旅的番号，由其子马鸿逵担任旅长。马家军从此由地方军队变为正式的国军。第五混成旅以宁夏新军为基础，又先后从甘肃河州，宁夏金积、灵武等地用“拔兵委官”的方式招来数营人马编入其中[44]。共计为步兵三个团，骑兵一个团，一个机关枪营，一个炮兵营和由土默特旗蒙古族编成的玉禄骑兵团[45]。马福祥父子在绥远又借“剿匪”之机，收编了许多土匪武装，绥远有名的土匪王英、苏雨生等，都曾被收编为支队司令。马鸿宾、马鸿逵在马福祥的卵巢下羽毛渐丰，为马氏家族第二代统治宁夏打下了基础。
辛亥革命的失败在西北表现得十分突出。虽然已是民国，但宁夏各县的县官、县衙门仍循旧名，平民称县官仍为“大人”“老爷”。无论民、刑案件，均由县官亲自审理，称为“过堂”。县官仍旧是朝服顶戴，出府必坐大轿。前有开路执事，鸣铜开道，后有顶马护卫，簇拥而行，一如清朝旧制。这种情形直到1925年民国军入宁夏后才废除[46]。但辛亥革命后，宁夏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毕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1913年2月7日，北洋政府令各省裁府存道，各道首脑改称观察使。同时将原厅、州、分州一律改县制，知县改称县知事。宁夏府亦裁撤，设置朔方道（因宁夏道与宁夏县同名，故依古代朔方郡之意而命名）；改宁灵厅为金积县，改灵州为灵武县，改灵州花马池为分州为盐池县。这时的朔方道共辖8县：宁夏县、宁朔县、平罗县、中卫县、灵武县、金积县、盐池县和平远县（今同心县）。全道人口约为40万，耕地为81.2万亩[47]。同年4月，北洋政府任命陈必淮为朔方镇观察使[48]。9月，北洋政府令改宁夏镇总兵为宁夏护军使，直隶中央，次年1月马福祥就任宁夏护军使。1913年12月，北洋政府又将朔方道改回宁夏道名，改任罗经权为宁夏道观察使[49]。次年，又任命陈必淮为宁夏道观察使[50]。1914年6月又改观察使为道尹，仍由陈必淮担任[51]。
1913年3月，宁夏成立临时议会，推举宁朔县举人吴复安为议长，宁夏县拔贡为副议长。会议设于宁夏城昭忠祠。同时推派平罗县廪生李彝和中卫县绅士苏芬为甘肃省议会议员[52]。同年8月19日，宁夏议会正式成立，选举宁朔县廪生许景智为议长，宁夏县附生马德为副议长[53]。次年3月4日，宁夏议会改选，公推宁朔县拔贡梁生祥为议长，宁夏县廪生于自超、宁朔县廪生刘振清二人为副议长[54]。在马福祥的专制统治下，根本无民主可言，宁夏议会也同北洋政府统治时期各省议会一样，形同虚设，无任何权利。然而，袁世凯为了给复辟帝制扫清道路，下令解散各省议会，宁夏议会也在它成立15个月之后，于1914年11月19日奉命停办[55]。马福祥在宁夏地区的统治，完全是军政一体，专制擅权。1916年9月，灵武县城墙内掘出西夏文经两大箱，经本皆完好无损。当时任灵州县知事的余鼎铭将一部分上交马福祥，其中大部分马福祥据为己有[56]。这一年，马福祥以“化旗为民，筹办生计”的名义，从北洋政府领取安置费白银20万两，作为遣散归农费用，将宁夏满营官兵全数遣散，马福祥从中侵吞10余万两[57]。
1920年海原大地震后，隆德县衙的废墟
宁夏人民在战祸连年、天灾不断的困境中，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1920年12月16日，以海原县为震中的特大地震，涉及西北50多个县，死难民众20多万人，压毙牲畜不计其数。隆德县全县8万人，死亡达3万余人，压毙牲畜5万多头，倒塌房屋近6万间；固原县死亡3万余人，全城一片废墟；海原县几乎全城覆没，死亡7万余人，幸存者仅十分之一二；灵武县死亡300余人，倒塌房屋十分之二；盐池死亡400余人，倒塌房屋十分之一；平罗县死亡300余人，倒塌房屋十分之二；中卫县死亡700余人，倒塌房屋十分之四；金积县死亡万余人，倒塌房屋十分之七；宁夏县（今银川市）死亡百余人，倒塌房屋十分之四[58]。1922年2月20日，灵州一带又发生大地震，房屋倒塌过半，死亡数以百计，金积县、镇戎县、海原县等均遭受严重人员财产损失，四乡村庄尸体枕籍，田野无耕者，村庄无炊烟，地方当局无任何救助措施，人民惨苦万分[59]。
宁夏地处塞外，发展工商业首当其冲是解决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问题。上述几项为解决交通方面困难的努力都归于失败，使工商业的发展极为艰难。在通讯设施方面，仅在1913年架设了一条宁夏城经磴口、五原至包头直达电报线路，除此之外亦无任何建树[60]。宁夏的近代工商业始终步履艰难。辛亥革命后，宁夏仅有几处简陋的煤矿，如磁窑堡张坤开设的“永盛园”煤窑，石嘴山杨作霖、董福生开设的煤窑[61]，汝箕沟李秉英兄弟开设的“老井炭”煤窑等[62]。加工工业除了几处毯坊、毡坊、纸坊外，几乎是空白。直到1926年，才由芬兰商人维利俄斯引进了第一台蒸汽机，创建了宁夏第一个资本主义性质的甘草药膏厂。该厂设平罗县通伏堡。维利俄斯曾将宁夏甘草药膏试样寄往德国，经专家化验，可作为一种加味剂用于烟草制造业，于是与德国一家公司签订了年销几十万斤的合同。但该厂只运转了不到两年，于1928年年初被迫停产。原因是税捐过重，运输困难。当时，产品外运是先顺黄河用船运至包头，再用火车运往天津。通伏堡至包头一段水路，盗匪甚多，防不胜防。包头至北京的铁路虽于1923年通车，但路基不平，每周只通车两次。货到包头不能及时装车，积压下来，药膏变质，损失很大，不得不停办[63]。
二、宁夏建省
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10月19日，冯玉祥率部由古北口返京，发动震惊全国的“北京政变”，控制北京内外重要据点和交通要道，囚禁了贿选“总统”曹锟。10月25日，冯玉祥召开军事政治会议，议决电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大计，其所部所称“国民军”，冯任总司令兼第一军长。不久，冯玉祥和张作霖为协调平衡局势，请出段祺瑞担任“中华民国临时总执政”，支持政务。11月21日，段赴京就职。
段祺瑞为了协调冯张之间的势力争夺，将津浦沿线至长江下游地区划为张作霖的势力范围，而将京绥线、京汉线一带给冯玉祥控制。冯玉祥有意经营西北，为取得西北回族军阀的支持，减少西进阻力，他特意让段任命马福祥为西北边防会办，为笼络西北诸马势力，将马鸿逵部改编为陆军第七师，马鸿逵任师长[64]。1925年2月，冯玉祥在张家口就任西北边防督办，通电取消国民军名称，改称“西北军”[65]。
为了减少国民军进军甘肃的阻力，国民军总政治部宣讲所派宣讲员冯静山、王辅臣二人由包头到宁夏，沿途大力宣传革命形势和国民军入甘宗旨，并对沿途重要村镇进行社会调查。他们先后在磴口、上营子、平罗、立岗堡、宁夏城、广武城、石空堡、中卫县城、沙坡头、长流水等处召集大小会19场，使偏远闭塞的宁夏城乡人民第一次了解到许多国内外大事和反帝、反军阀的革命道理。与此同时，国民军第八混成旅旅长石友三率部从包头沿五原、磴口、石嘴山至宁夏城，将原大车道整修成公路[66]。
1925年9月21日，刘郁芬、蒋鸿遇率国民军第二师分5个梯团，由包头向宁夏进发[67]。马鸿逵部先行开往石嘴山，为国民军先驱。国民军在入宁夏途中，对部队行军纪律要求很严格，士兵臂章上书有“不扰民、真爱民”6个大字。当时在刘郁芬部任职的共产党员宣侠父、钱清泉沿途宣传革命道理[68]，深受百姓欢迎。9月底，刘郁芬部抵达石嘴山。在马鸿逵的殷勤接待下，迅速通过石嘴山，陆续向宁夏城集结。9月30日，刘郁芬率轻骑首先到达宁夏城，大队人马随后陆续开进城内[69]。刘郁芬部到达宁夏后，一面补充粮草，就地修整部队，一面窥探兰州方面的动静。刘郁芬分别致电甘肃回汉各镇守使，说明所部入甘为主持甘肃军政事宜。10月23日，刘郁芬率大队人马先后抵达兰州。刘以总指挥名义布告：遵冯玉祥之命，以总指挥代理督办甘肃军务善后事宜。刘分派部队把守城内各处，以原省长公署作为第二师师部。至此，国民军完成了入甘的任务[70]。12日，刘郁芬在兰州召开军事会议分配防务，令暂编第七师马鸿逵部驻防宁夏金积、灵武二县；吉鸿昌、丁振声二旅驻防宁夏城一带；第五混成旅韩有禄部驻防固原县；第八混成旅石友三部担任宁夏境内护路任务[71]。
1928年2月，国民党召开了二届四中全会，会后，蒋、冯、阎、桂四派为共同完成对奉系军阀的北伐，暂时取得了妥协。四派的军队改编为四个集团军，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分别担任第一、二、三、四集团军总司令，准备共同北伐。蒋介石在南京宣布自任北伐军总司令。4月5日，蒋介石在徐州誓师北伐。6月1日，北伐各军分三路由津浦、京汉、京绥等线大举向京津地区全面进攻，张作霖仓皇逃离北京，后被炸身死。6月8日，北伐军占领北京。是年秋，蒋介石出任国民政府主席，定都南京。冯玉祥自恃有功，亦派亲信加入国民政府。冯玉祥为了巩固自己在西北的地盘，扩大局面，于9月通过当时任南京国民政府内政部长的冯系人物薛笃弼，提出了甘肃省分治案，以宁夏、青海距离甘肃省省城太远，交通不便，不易发展为由，提出新设宁夏、青海两省的提案。
吉鸿昌
9月5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153次会议通过了这一提案。会议议决：“将青海改为行省，组织省政府，委员暂定五人，设民政、财政、建设、教育四厅，余照省政府组织办理。”10月17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159次会议又根据第153次会议议决的甘肃分治案，决定将宁夏道旧属八县（即宁夏县、宁朔县、平罗县、中卫县、灵武县、金积县、盐池县和平远县）和宁夏护军使辖地（即阿拉善、额济纳二旗）合并建为宁夏省[72]。
1928年10月19日，南京国民政府正式以国民政府命令行文，公布设置宁夏省[73]。10月24日，冯玉祥在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上提出了宁夏省政府组成委员的名单，并获通过[74]。11月1日，南京国民政府按照冯玉祥的意见，正式颁布命令，任命冯部国民军第七军军长门致中为宁夏省政府委员兼省政府主席，任命邵遇芝、李世军、扈天魁、魏鸿发、马福寿、白云梯为宁夏省政府委员。同时，指定邵遇芝兼民政厅长，李世军兼教育厅长，扈天魁兼财政厅长，魏鸿发（即魏绍武）兼建设厅长[75]。另外还任命王芝庭署任宁夏高等法院院长。[76]接着，甘、宁、青三省根据国民政府第170号训令，共同商定了《甘肃、宁夏、青海三省划界实施办法草案》，着手对三省疆界进行具体的察勘和划分[77]。在上述一系列准备工作的基础上，南京国民政府颁布了第189号指令，宣告宁夏省于1929年1月1日正式成立，同时全体省政府委员宣誓就职视事[78]。
新的宁夏省共领9县2旗，即宁夏县、宁朔县、平罗县、中卫县、灵武县、金积县、盐池县、镇戎县[79]、磴口县[80]和阿拉善额鲁特旗、额济纳旧土尔扈特旗，全省总面积共计27.491万平方公里，占全国面积的2.38%，总人口约为70万[81]。而“额济纳、阿拉善两旗，虽在省之范围内，但一切管理行政之权，省府仍不得过问”[82]。所以，宁夏省的实际管辖范围，仅为贺兰山以东9县，其土地面积为2.945万平方公里，约占全省总面积的10.7%[83]。
宁夏能在这时和青海一道独立开省，是有其政治、军事背景的。
从宁夏建省的政治背景方面来看，有以下几方面的因素。
第一，国民军入甘以后，陆续消灭了李长清、包玉祥、张兆钾、孔繁锦、宋有才、黄得贵等汉族地方小军阀之后，就将矛头指向了控制宁夏、青海等地区的回族军事集团。但是，对于回族军事集团，由于国民军入甘各地回族势力较大，回族人民由于宗教维系，较为团结，反抗力量也较强，国民军当局深恐处理不当，会引起回、汉仇杀，使局面无法控制。因此，即通过将宁夏、青海地区从甘肃省分出，划为两个独立行省，由中央重新任命省主席等官员的办法，合法地将国民军势力打进去，取马家势力而代之。因此，宁夏、青海建省是国民军与甘肃回族军阀进行政治斗争的产物。
第二，国民党于1928年形式上实现了全国的统一，而实际上蒋、冯、阎、桂及东北和其他地方大大小小的军阀武人，仍然在一省、数省或者一个地区实行武装割据。这些军阀集团把持地方，以军驭政，委官任吏，自征税赋，截留财源，俨然如独立王国。而蒋介石为了消灭异己势力，在政治上鼓吹“缩小省区论”，其目的是防止武人割据，克服尾大不掉之势，同时也可以在各省之间制造矛盾，互相牵制，抵消力量。因此，当冯玉祥提出将甘肃省分治，添设宁夏、青海两省的主张时，蒋介石立即表示赞同，并予以通过。
第三，蒋介石为了削弱冯、阎、桂等集团的军事力量，以“精兵简政”“发展经济”和“进行建设”为口号，决定召开战后编遣会议，提出在全国保留50个师作为国防军的方案。按照这一编遣方案的规定，冯玉祥的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只能编留12个师。这时，第二集团军的实力是34个师又多20个旅，分驻于山东、河南、陕西、甘肃等四省。而蒋介石的第一集团军本来就实力较小，也准备编为12个师，还额外给蒋增加一个中央军区。结果，蒋介石集团不仅不要编遣，而且还要重新补充兵源才能够数。冯玉祥表面上不便于反对战后编遣，但又极力想保持与蒋介石相抗衡的军事势力，于是他提出，甘肃省分治，再增加宁夏、青海两省，就可以争取多编出几个师的兵力。不仅如此，各省还可以报告所谓“剿匪”，再改编一些警备队，以省主席兼任总指挥，担负本省的“剿匪”任务。再加上师以下扩大建制，增加人数等办法，结果第二集团军名义上被缩编为12个师，“其实确实有兵数，仍在三十万以外”[84]。这是冯玉祥急急忙忙筹设宁夏、青海建省的军事背景。
除此之外，宁、青建省还有一个“因人设事”的因素在起催化作用。冯玉祥部国民军自南口战败以后，度过了一段艰苦的时期，终于走出困境，加之北伐成功，许多人都做了官。如冯玉祥本人出任南京国民政府行政副院长，跟随他多年的高级将领鹿锺麒任国民政府军政部部长，宋哲元、刘郁芬、孙良诚、韩复榘等当了省主席。但国民军毕竟只占了四个省份，神多庙少，互相攀比，怨言四起，人心鼎沸，给冯玉祥造成很大压力。冯玉祥为了安慰部下，平衡权力分配，即在自己控制的地盘内设法增划省区。于是，在许多方面因素的作用之下，宁夏、青海两个省便应运而生了。
宁夏首任省主席是门致中，原冯玉祥部的第七军军长。他不仅缺乏主宁的根基，而且根本没有长期经营宁夏的打算和计划，拿不出政策和措施。由于国民军正忙于准备参加中原大战，建省前提出的“开发西北”“建设宁夏”的口号再也无人提起，相反，随之而来的是沉重的兵源、财税负担。宁夏由道变为省，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省政府、各县政府以及各官府系统形成了一套庞大的官僚机构。军队的驻防，也从原门致中的一旅（吴鹏举的47旅）增加到4个师（吉鸿昌的32师、李伦祥的22师、冯华民的27师和郑大章的骑兵师）[85]。还有收编后驻平罗的苏雨生骑兵师和原吴鹏举旅。省当局为了增加收入，除了巧立名目，强征各种苛捐杂税外，又强行在全省附加征收180万元清乡费的巨款，使得田赋负担每亩高达3元6角之多[86]。门致中本人穷奢极欲，为了修建他的主席官邸，甚至下令把新城（满城）城墙的砖头拆下来，运往省府作为建筑材料。
1927年5月徐州会议以后，冯玉祥联蒋反共的立场日益明显，国民军中刘郁芬等高级将领的军阀作风肆无忌惮地膨胀起来。国民军的倒行逆施、横征暴敛，终于导致了1928年5月马仲英领导的震动西北、闻名全国的“河湟事变”。领导这场斗争的回族青年马仲英，当时年方17岁，人称“尕司令”，他率领起义民众三次围攻河州，与国民军展开激烈斗争，先后驰骋甘、宁、青、绥、新5省，北至河套，南到阶文、东达平庆，西至南疆，时间长达9年之久，战尘远及数千里。
1929年4月初，马仲英率部进入腾格里沙漠，经阿拉善旗，向宁夏进军。4月12日，马仲英部出贺兰山苏峪口，下午占领宁朔县，次日即攻打宁夏省城。省城防守极为空虚，不到1小时，即被攻破。省政府秘书长赵雪天自焚身死，而门致中在卫兵的搀扶下，从省城南门逃出。后来，门致中又退至中卫。刘郁芬闻讯后急令吉鸿昌师经由兰州、中卫驰援宁夏[87]。5月8日，吉鸿昌师到达广武（今宁夏青铜峡境内），22日，双方在大坝展开激战。马仲英一度占领了大坝。吉鸿昌于次日展开反攻，激战5小时后，马部不支，节节后退，吉鸿昌乘胜追击，一直追到宁夏省城之下。马仲英不敢恋战，一把火烧了马福祥的“将军第”，匆匆率部出北门，退至石嘴山一带[88]。
马仲英至石嘴山后，与从北京经包头来宁夏的马廷贤、马培清、马辅臣等人会合，于6月下旬在黄渠桥誓师，二次攻打宁夏。于6月28日凌晨从西北方面开始攻城，遇到吉鸿昌训练有素的大刀队及驻防宁朔县的冯安邦的内外夹击，马仲英部力不能支，败走后套。不久，马仲英离开部队去北平，其部众先后被收编[89]。宁夏省城得以保全，吉鸿昌功不可没。门致中在宁夏已声名狼藉，不得不辞去省主席一职，由吉鸿昌代理。7月24日，吉鸿昌宣誓就职。27日，门致中匆忙离开宁夏赴兰州[90]。吉鸿昌就任宁夏省主席后，首先改组了宁夏省政府，马福寿任民政厅长，刘继唐任财政厅长，魏绍武任建设厅长，甄纪印任教育厅长，何肇乾任秘书长，鞠毅任公安局长[91]。针对连年战乱中出现的回汉隔阂，他提出“回汉一家，不分彼此”的口号，在安民告示中宣布：“本军所到之处，只分良莠，不问回汉。”他严令部队尊重回族的风俗习惯，还邀请回族著名人士马进思、马震武等，共商治理宁夏的大计，并与回族代表合影留念。平时，吉鸿昌还经常微服外出，体察民情。有时也身穿回民衣服，到清真寺与阿訇及上寺的回民促膝交谈。广大回民群众亲切地称呼他为“吉回回”[92]。
吉鸿昌指示建设厅厅长魏绍武编制垦荒计划，改良农业，开发矿产，发展工交运输业、振兴教育。他自称“开发西北总指挥”，提出三项主张：“一、反对内战，安定民生；二、实行兵工政策，开发西北；三、枪口决不对内。”他把这三项主张印在自己的名片背面，以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93]。但是，到10月中旬，冯玉祥、阎锡山合谋倒蒋，中原大战在即，冯玉祥电令吉鸿昌率部迅速东下。吉鸿昌以开发西北，建设宁夏的大志未遂而郁郁离宁[94]。
1931年，蒋介石大举“围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苏维埃区域，同年10月，调马鸿逵部赴河南许昌、信阳参加“围剿”红军。这时，马部由二师六旅改编为第三十五师一个师，辖5个旅。马鸿逵在与红军的交战中，屡遭失败，被蒋斥为“剿共不力”。马福祥则往返于南京、汉口、信阳，极力为其子说情。1932年夏，马福祥赴信阳，在往游鸡公山途中，忽染霍乱，于8月19日病逝于赴京就医途中的涿州火车站，终年57岁，翌日依回族葬礼，葬于北平阜成门外三里河[95]。
马福祥病故后，蒋介石以顾念西北宿将为名，任命马鸿逵为宁夏省政府主席[96]。蒋介石不想让马鸿逵在中原地区占据一块地盘，急于将他遣回西北。马鸿逵见各省地盘基本分配就绪，中原地区已无自己发展余地，加之父亲去世，失去靠山，于是受命后匆忙率师返宁。
1933年3月1日，马鸿逵率新的省政府委员宣誓就职。改组后的宁夏县政府委员为：马鸿逵、罗震、梁敬、葛武、余鼎铭、马福寿、海涛、达理札雅、马继德，马鸿逵兼任省主席，罗震兼任民政厅长，梁敬
兼任财政厅长，葛武兼任教育厅长，余鼎铭兼任建设厅长，还任命马延铸任省政府秘书长，叶森任垦殖总局总办，马福寿兼省警备司令，魏绍武任省道管理处处长兼市政筹备处长[97]。不久，罗震因与马鸿逵意见不合，请假离职，冯延铸以秘书长兼民政厅长。这一班人马，除葛武是蒋介石派遣的，达理札雅是阿拉善亲王外，其余不是马鸿逵的家属亲属，就是追随他多年的僚属[98]。
马鸿逵到宁夏后，积极扩充整编部队。他的第十五路军辖新编第七师，有三个独立旅和两个骑兵旅，另有特务团、教导团、炮兵营、工兵营，兵力发展到2万余人。马鸿宾的第三十五师下辖三个步兵旅，一个骑兵团，共约9000余人。1933年12月27日，南京国民政府发布政府令，正式任命马鸿宾为陆军第三十五师师长，任命马鸿逵为陆军新编第七师师长[99]。
三、军阀统治下的宁夏社会
民国时期，宁夏的政治制度是军事独裁统治。从马福祥、马鸿宾到马鸿逵，他们在宁夏实施的是家族世袭为核心的军事统治，完全建立在军事专制的基础之上。他的军队具有浓厚的私人家族色彩，以宗法关系为纽带，成为一己的世袭工具。为了巩固他的独裁统治，在用人方面，排斥异己，党同伐异，陷害无辜。马鸿逵本人以第十五路军总指挥（抗战开始后改为第十七集团军总司令）兼宁夏省政府主席，国民党宁夏党部特派员（后改为主任委员），集军、政、党大权于一身，独裁专断，俨然为塞上土皇帝。
为了巩固自己的独裁统治，马鸿逵极为重视对军队的控制。他任用带兵军官的条件是：“甘、马、回、河”，即甘肃河州人，姓马，回族。他的高级将领如马腾蛟、马全良、马宝琳、马英才、马光宗、马如龙等，均是符合这个条件的。他家族中的人，如马福寿、马鸿炳、马敦厚、马敦静、马敦仁、马家骅等，既无军功，也无威望，只凭血统，就担任军长、师长、旅长等要职。马鸿逵的文职高级官员如海涛、马继德、马彬、马延铸、杨作荣、苏连元等也是够这个条件的。而外来人员的罗震，高级参谋孟昭进、张子修、董开祥、王振东、陈树勋等，先后被排挤出去，弃官离宁[100]。
马鸿逵经常对公教人员进行军训和精神循化，灌输忠于他的奴才思想。1940年，成立宁夏省地方行政人员训练团，马鸿逵自兼主任，将全省各机关委任以下公务人员及县乡自治人员、保甲人员，分期集训。全省两千余人，每月一期，分3期训练完毕。训练内容着重于“对长官之信仰和忠诚”，就是要宁夏所有党政人员对马鸿逵一人效忠。1942年，马鸿逵又制定了《宁夏省公务员三人以上联保甘结办法》，对公务人员的日常工作、生活、私交和亲友往来，施加种种限制。如有违犯，除本人受法律制裁外，联保人员如不告发，受连坐处分。马鸿逵还订立《公务员新生命》6条，制成臂章，置之不戴者，即认为蔑视公令，要其自行引退[101]。
马鸿逵视各县县长为搜刮民脂民膏的工具，要求他们为其不遗余力地催粮、收款、征兵，还美其名曰：“整顿吏治。”但各县县长劣迹不绝，贪污成风，主要是侵吞乡镇经费，滥报开支，贪赃受贿，截留正款，等等。县长的贪污行为，直接影响了马鸿逵的利益，因此，他一方面派省、厅、处、局长等为“清查县政委员”，深入县乡，进行清查；另一方面，经常更换、惩办甚至枪毙劣迹败露的县长，以为震慑。这当然全依照马的喜怒，带有极大的随意性。
马鸿逵对于自己及其家庭成员的公然搜刮掠夺以及他的亲信们大肆贪污受贿，中饱私囊的种种不法行为，却熟视无睹，有意纵容。省府厅、处、局长及十五路军的师、旅长们，都竞相以权谋私，以权换钱，大做生意。有的开旅馆、澡堂、戏院；有的卖粮食、烟土、药材。马如龙、苏连元开百货商店，贩卖绸缎洋布，出售金银首饰；马福寿、马继德倒卖房地产，贩卖骡马，放债吃息；海涛收买银元，套购中央法币；翦敦道、程福刚等买卖牛羊，买空卖空。建设厅贩卖砖瓦木料，军医处倒卖中西药品，军械处则贩卖武器弹药，从上到下，官商不分，乌烟瘴气[102]。
为了严密控制人民，加强地方基层推行政令的组织和骨干，马鸿逵在所辖地区大力推行保甲制度。马鸿逵于1934年成立行政人员训练所，在十五路军教导团第三期毕业学员中挑选了50多名学员和一批宁夏青年干部入所受训，为实施保甲制度做准备。学员受训6个月，结业后，马鸿逵命令全体毕业学员去平罗县试编保甲。这些学员到平罗后，首先在县城清查户口，再按户口分布情况编成保甲。十户为一甲，十甲为一保。按地区情况，不满十甲或超过十甲也可以编成一保。五保或少于五保，编成联保。县城编完后，把全体工作人员分成4个组，分赴4个区进行编制。全县编制完成后，选出保、甲长和联保主任，保和联保都设有保丁。保甲编成后，凡是征兵、征粮以及田赋税收、民间纠纷的调解均由保长负责。1935年2月，平罗县的保甲编制工作结束后，马鸿逵把其中一部分学员任命为平罗县各级行政单位的负责人，其余的学员又分到各县，在全省范围内继续推行清查户口和编保甲的工作[103]。
为了监督和加速推行编制保甲的工作，每县又派军队一营，每区一连，强行推行保甲制。到1935年7月，全省编制保甲的工作始告完成。据省方公布，全省共编了642个保，8471甲，统辖123715户，全省人口共为1002876人，其中18岁以上45岁以下的壮丁为292762人。同年11月，设立保长训练所，召集全省各县保长到省城集中接受为期40天的训练。省方拟定了《宁夏省各县保甲人员服务规程》，规定保甲职责和联保切结。1936年，又拟定了《宁夏省保甲整顿办法》，先令省会及宁夏、宁朔、平罗等7县根据乡镇区域，编组联保，设置联保主任。各联保增设书记一人，作为专职，厉行保甲规约，强化保甲组织。1937年3月，又划全省为3个保甲指导区，以宁夏、宁朔、平罗为第一区，金积、灵武为第二区，中卫、中宁为第三区，委派保甲指导员，专办保甲工作。通过不断加强保甲制，以控制兵源，征收赋税，防止逃兵[104]。1940年，马鸿逵又下令清查户口，实行新县制扩充保甲组织，乡设民政主任，负保甲专责。甲、保、区、乡长都成为有薪金的专职人员，每年保价费开支数达到40万元之巨。同时进一步征粮保甲户籍册，特别绘制一种“户籍图”，以利控制流动人口，巩固兵源[105]。马鸿逵下令在清查户口的基础上制发国民身份证、客籍入境居留证和通行证，进一步强化对人民的控制。规定：年满16岁以上的男子，均须领身份证，规避不领者，16岁以上40岁以下的罚兵役，40岁以上的罚劳役。行路住店，均须带证，查无证者，即送警察局扣押惩治。
马鸿逵还设立特务稽查机关，即所谓“马统”组织，迫害进步人士和反马势力，加强对人民的统治。马部来宁夏时，设有一营宪兵，担任此项任务。1933年孙马大战爆发，马鸿逵下令组织全省军警督察处，1940年改称军警联合稽查处，这个特务组织在全省各地设立6个分处，分处下设所，在全省各重要关卡设“稽查所”32个，每所3～5人。马鸿逵规定稽查处负责全省警卫、稽查、治安之责，有指挥县政府、警察局、保甲长之权，有限制集会、结社、检查书报、杂志、邮电、违禁品以及传讯、拘禁之权，并设有化装侦探、巡视侦探、坐地侦探、谍报侦探等特务组织[106]。稽查处特别在韦州、下马关、乐利堡、磁窑堡、石沟驿等沿陕甘宁边区一线布置稽查所，专门刺探边区军政情报[107]。这个特务组织和军队、保甲制度共同构成马鸿逵专制统治的支柱。
马鸿逵统治宁夏后，连年征兵扩军。1937年以前，蒋介石不准马鸿逵私自向地方拔壮丁，扩充军队，而马鸿逵则阳奉阴违，偷偷摸摸地征了3次兵。1937年至1940年，又每年征一次兵。1940年以后，则往往每年征兵两次。从1941年到1948年的8年中，共征兵12次。新中国成立前夕，宁夏人口约75万人，而马鸿逵的军队，计有步兵3个军，骑兵1个师，加上地方部队和马鸿宾的军队，总数约在10万人以上。这样，宁夏每7个半人中即有一个兵。征兵成为宁夏人民最大的灾难。
马鸿逵还将各县近1万名的“壮丁训练队”作为正规部队的预备队，并担任后方勤务，包围陕甘宁边区，构成由甘肃海原兴仁堡沿陕甘宁边区到鄂托克旗的新封锁线及全省境内的岗哨网。当时，全省划分为3个警备区：金积、灵武、盐池为一个区，司令部设在吴忠；中卫、中宁、同心为一个区，司令部设在中宁；宁夏、宁朔、平罗、磴口、陶乐为一个区，司令部设在省城。各司令部分别统辖各县壮丁队。县称总队，区称大队，乡称中队。以县、区、乡长兼总队、大队、中队长，以军官任指挥，专责管训。其编组建制与正规军基本相同，只是枪械较少，自备吃穿[108]。
沉重的兵役负担，使广大人民难以忍受，人口大量逃亡外流。据当时省民政厅统计，1935年，全省人口为1002876人，以后逐年下降，到1941年，降至73万多人[109]。
马鸿逵统治宁夏后，首先着手清丈土地。在1933年4月召开的第一次全省省政会议上，马鸿逵提出清丈土地，落实田赋，整顿税收。会后，增设垦殖总局（后改为地政局）职掌其事。省政府制定颁发了《宁夏清丈地亩条例》，选派人员分赴各县，着手清丈，以弓量亩，视土定等。到1935年1月，全部清丈完毕。除盐池、同心、磴口等县山地尚未清丈外，宁夏、宁朔、平罗、金积、灵武、中卫、中宁7县，共丈清熟田1828750亩，较旧额“增溢”100万亩以上。据此，省政府拟定赋制，即令财政厅改定田赋科则。宁夏原有田赋名目繁多，有正税、附加之分。正税包括了丁粮、地粮、草束，又有耗羡、盈余、斗尖、验粮、看粮等陋规；附加包括粮石附加、地亩附加、五五盈余、一五耗羡、五百经费等，还有建设费、教育费、公安费、乡镇费、保甲费等临时加派，总共达20余种。财政厅按土地种类及开支情况，厘定田制为7等份，分别经重、课征正税及附税，其余在税册中一律取消。经此整顿，田赋收入骤然增加。1934年，全省田赋及每亩2元左右的清乡费合计征收130余万元，而1936年土地清丈后的田赋收入即达255万余元[110]。其中133万余元系按每升两角的价格折收粮食，共折收小麦73240余石，而马鸿逵家族拥有的上等水田1800亩，滩田湖地千余亩，另霸占陶乐县等县荒地5000余亩，均不纳田赋，亦无人敢问。
沉重的田赋负担使农民无法承受，逃荒流亡外省的农民不断增加。1935年以后，连续两年田赋收入减少。1936年为229万余元，1937年为192万余元。马鸿逵又于1937年6月开始进行第二次土地清丈。第二次土地清丈，采用“小三角测量”的办法。于1938年7月完成，“测量所得地额，较前丈时复溢增30余万亩，共计225.55万亩”。地政局在此次清丈中编造了“地籍册”，以管理土地变动。
1940年，马鸿逵使用第二次清丈册籍，将田赋改称为地价税，收入为2587255元，折征粮食总数超过8万石。全省军政人员约10万余人，以全省70万人口，养活10余万军政人员，农民负担十分沉重。马鸿逵借口军粮和抗战征实，在各县、乡遍设军粮局，催粮要草，如狼似虎。到1940年，马鸿逵在9个产量县共设30多个军粮库，十几个炭草场，全部官兵达500余人，构成一个庞大的征收网。每年夏秋两季收割开始，各县即填发通知单，令农民向指定粮库交粮，所以收购极低，往往仅为市价之半，有时低至市价十之二三[111]。
除清丈土地，增加田赋外，马鸿逵还整顿税制，增加财政收入。来宁初期，征税仍沿旧制，一切税收均招商（官）承包（主要由其师、旅长及厅、处长承包），局卡林立，百物皆税，名目繁多，混乱不堪。马鸿逵下令于1935年元旦起，废除地亩捐、粮石附加及屠宰捐、婚书费、油房捐等16项捐税，同捐税总计征收66.5万余元[112]。后来，捐税的名目又日益增多。
马鸿逵利用宁夏银行和后来的富宁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控制宁夏的金融事业，垄断全省的工商贸易，从中攫取大量财富。
1925年，国民军入甘，宁夏以国民军发行的西北流通券为货币。1927年，冯玉祥设立西北银行宁夏分行。1931年，马鸿宾呈请国民党中央财政部批准，成立宁夏省银行。到马鸿逵来宁前，共发行西北银行钞票和省钞122万余元。马鸿逵到宁夏后，又着手发行新钞，至1934年年底，共发行新钞245万元之巨。市面物价飞涨，货币贬值。1937年，马鸿逵禁烟，利用毫无准备金德省钞，以“官价”强收农民所有的大烟。当时官方公布的数字，共收购262.5万余两（实际远不止此数），费省钞227.2万余元。事后提出大烟84.42万余两，以“法币”市价变卖，此时大烟市价已涨数倍，共收回省钞3485490元。这样，马鸿逵不仅把自国民军入甘以来十几年的军费开支转嫁到宁夏人民身上，而且自己还从中净得大烟170多万两[113]。
1938年6月1日，马鸿逵为独揽宁夏金融大权，将官办的宁夏省银行改为所谓地方官民合资经营的宁夏银行，宣布脱离国民党中央政府中央银行的制约。宁夏银行资金为150万元，其中官股100万元，民股50万元。所谓官股不过是马鸿逵的私股。宁夏银行的最高权力机构为股东会，股东会下设董事会和监事会，马鸿逵任董事长，总行设在省城，李云祥任经理，马继德任协理。宁夏银行的业务，由以前的发行钞票兼营商业，一变而为专营商业的投机垄断组织。经营种类从大烟、粮食、百货到皮毛、枸杞、精碱、药材、木材、发菜、食盐等土特产。从西安、兰州到本省各市县，共设立分行及办事处11个，在平津、包头以及上海、武汉、广州等处均有联系或专设机构。
在银行业务方面，宁夏银行几乎把所有的存款、放款、汇兑、贴现等统统垄断，使得国民党中央派驻宁夏的其他银行的业务难以开展。宁夏银行以市面需要为借口，发行了包括角券和铜元券在内的辅助货币，发行量达40万元，吸收社会上大量游资，扩充资本。放款利息一增再增，月息由几分涨到十几分[114]。在通货不断膨胀，物价飞涨的情况下，马鸿逵授意宁夏银行任意拖欠和延发军政公教人员的薪饷，坑害盘剥公教人员。
宁夏银行凭借军政势力和经济实力，利用马鸿逵的行政命令，垄断贸易、转手倒卖，对获利较大的主要土特产品实行强制收购，专买专卖，从中获取暴利。全省所有的羊毛、羊皮、羊绒和驼毛、驼绒等，概由宁夏银行强迫收购，低价买进高价卖出[115]。
抗战爆发后，马鸿逵以省政府主席名义，宣布对宁夏传统的出口产品———羊毛实行所谓国家专买专卖制度。他在命令中告诫私商说：“各商号所存羊毛，均卖给银行，不得偷运包绥、天津，违者以资敌办。”[116]马鸿逵还把宁夏的羊皮和牛皮划归“军用物资”范围，由军需处严加统制，通过地方税局按照所掌握的征收羊捐登记清册摊牌征购。宁夏过去每年出产滩羊毛二毛皮袄几万件，运销京、津、川、陕、晋等地。自马鸿逵统制羊皮后，将工匠一律抓进他的皮革工厂，致使宁夏有名的滩羊皮生产陷于停滞状态。
在抗战期间，宁夏银行利用马鸿逵特许的军车，将在民间低价收购的大烟、羊毛、驼毛、甘草、发菜等产品，运往兰州、西安等地高价出售，然后在当地大量购进布匹、纸张、五金等生活必需品，再用军车运回宁夏高价出售，从中牟取垄断利润。宁夏产的甘草、苁蓉、当归、锁阳等药材由宁夏银行统购后，药价越压越低。以采药为生的穷苦百姓无法糊口，许多人被迫改行。1939年，马鸿逵见贩运枸杞等宁夏土特产品获利甚巨，于是在宁夏银行内部专设“富宁商行”，垄断枸杞经营。该商行对外仍以宁夏银行的招牌活动，内部账目自立。富宁商行做枸杞出口贸易，由宁夏银行出面压低收购，并由地方税局、军警限制药商采购，枸杞价格因之狂跌，杞农生活大受影响，纷纷转产，枸杞园减少三分之一[117]。
宁夏银行还通过专卖毒品而大发横财。宁夏自从“禁烟”后，省政府原先统购的二三百万两大烟，全部归宁夏银行经手出售。当时马鸿逵的“禁烟”是禁种而不是禁吸，吸食大烟的需要量没有减少，而存烟数量却越来越少，烟价与日俱增。宁夏银行的财富，就是在这种血泊人肉中，雄厚地堆积起来[118]。
宁夏的工业，本来一无所有，一切工业品，都要从外地购入。马鸿逵见有利可图，由宁夏银行或他自己独自投资，开办工厂，独吞红利。1939年到1946年，国民党中央银行批拨8万余元基金，以马继德为经理，办起了宁夏毛织厂。该厂开业两年后，即有盈余。马鸿逵指示马继德归还了拨款，于1942年元月由其家族和亲信集资，将该厂由官办改为“商办”，命名为“兴夏毛织股份有限公司”。
1940年，建设厅厅长李翰园由军需处拨款1万元，利用一座破营房办起了宁达棉铁厂，该厂盈余颇丰。马鸿逵于1944年将该厂改为私办，更名为“兰鑫机器厂”，由他的第四夫人刘慕侠主办，由刘慕侠、赵文府、马希贤、李翰园各出股金5000元。
1942年，马鸿逵乘抗战时期火柴缺乏，由他的侄子马希贤任经理，宁夏银行出资，开办“光宁火柴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火柴。不到一年，还清资本，改为私营，股金60万元法币，股东为刘慕侠、马继德、李云祥、马希贤等。该厂大量生产驼牌火柴，运销兰州、西安等地，所得利润由他们分肥[119]。
1946年，马鸿逵以“敦厚堂”的名义，与汝箕沟阴坡小谋窑矿主李秉英签订合同，将阴坡井口租给敦厚堂，并在此基础上成立了“宁夏德昌第一煤矿公司”。同年，又在灵武磁窑堡煤矿成立了“宁夏德昌第二煤矿公司”。这两个煤矿均由马鸿逵的大管家马继德任董事长，李云祥为副董事长[120]。
除上述工厂煤矿外，马鸿逵还相继办起了甘草膏厂、面粉厂、玻璃厂、瓷器厂、酒精公司、精碱公司等。这些工厂和公司的建立使宁夏地区的经济在近代化的道路上开始起步。但是，这些工厂都是由马鸿逵利用权势，以封建的方式进行管理，除少数技工外，劳动力全部使用通过抓兵来的“军工”，工人如同囚犯，无固定工资。怠工要以军法惩处，逃走则以逃兵对待[121]。
马鸿逵对宁夏经济的垄断，使民间工商业逐渐衰败。清末民初，宁夏省城已形成敬义泰、天城西、隆泰裕、合盛恒、百川汇、广发隆、福新店、永盛福等所谓“八大商号”。马鸿逵主宁后，垄断贸易，使“八大商号”丧失了经营土特产的权利，其进货渠道也受阻梗，加上货币贬值，使各商号难以维持。马鸿逵还巧立名目，敲诈勒索，强令入股而不给分红，大肆摊牌征兵款，使得“八大商号”中的永盛福于1938年倒闭。福新店、合盛恒、隆泰裕、广发隆也先后破产关门，其余几家也奄奄一息[122]。20年代，京包铁路通车后，吴忠堡的商业得到长足发展，不到10年间，商户的资金总额达160多万元，其中在1万元以上者，有30多户，吴忠成为宁夏的商业活动中心。马鸿逵主宁后，横征暴敛、垄断经济、残酷掠夺、任意敲诈，很快就将吴忠的商业摧残殆尽。至抗战胜利时，仅剩十几家商号，资金不及原来的半数[123]。
军阀统治严重阻碍了宁夏社会的发展。数十年间，新经济举步维艰，旧式生产日益残破，文化闭塞，人民痛苦，阶级矛盾尖锐，社会发展停滞。
【注释】
[1]林增平等编：《辛亥革命史》（中册），第334页。
[2]《陇右纪实录》卷8。
[3]吕锡有：《宁夏辛亥革命史略》，载《西北晨钟》第2卷第4、5期合刊。
[4]林增平等编：《辛亥革命史》（中册），第334页。
[5]吕锡有：《宁夏辛亥革命史略》，载《西北晨钟》第2卷第4、5期合刊。
[6]吕锡有：《宁夏辛亥革命史略》，载《西北晨钟》第2卷第4、5期合刊。
[7]郭连成，苏复涛：《辛亥革命灵州民军领导人之一高士秀史略》，载《宁夏文史资料》第10辑。
[8]杨筱农：《伊犁革命回忆录》，载《陇右光复记》。
[9]吕锡有：《宁夏辛亥革命史略》，载《西北晨钟》第2卷第4、5期合刊。
[10]《陇右光复记》上卷。
[11]陈金铭：《辛亥革命宁夏民军起义回忆》，载《宁夏文史资料》第4辑。
[12]政协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员会编印：《辛亥革命在宁夏》。
[13]黄光，陈金铭：《辛亥革命宁夏民军起义回忆》，载《宁夏文史资料》第4辑。
[14]黄光，陈金铭：《辛亥革命宁夏民军起义回忆》，载《宁夏文史资料》第4辑。
[15]韩相德，贾崇道：《平罗民军反清斗争纪略》，载《宁夏文史资料》合订本第2册，第166页。
[16]韩相德，贾崇道：《平罗民军反清斗争纪略》，载《宁夏文史资料》合订本第2册，第168页。
[17]何其正：《中卫会党起义述略》，载《宁夏文史资料》合订本第2册，第172页。
[18]韩相德，贾崇道：《平罗民军反清斗争纪略》，载《宁夏文史资料》合订本第2册，第470页。
[19]冒良臣，陈含金：《辛亥革命平罗民军起义目击记》，载《宁夏文史资料》合订本第1册，第66页。
[20]冒良臣，陈含金：《辛亥革命平罗民军起义目击记》，载《宁夏文史资料》合订本第1册，第70页。
[21]李雨村：《辛亥革命宁夏灵州民军起义》，载《宁夏文史资料》合订本第1册，第181页。
[22]李雨村：《辛亥革命宁夏灵州民军起义》，载《宁夏文史资料》合订本第1册，第182页。(www.xing528.com)
[23]马鸿逵：《马少云回忆录》，香港：文艺书屋1984年版。
[24]《朔方道志》卷31。
[25]《朔方道志》卷26。
[26]马毓丰：《马鸿逵一家》手稿，稿存宁夏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27]韩祥符：《王美一生的罪恶活动》，载《内蒙古文史资料》第6辑。
[28]马毓丰：《西北五马中马鸿逵父子补充材料》手稿，稿存宁夏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29]和龚，胡迅雷：《马鸿宾史料简编》（油印稿）。
[30]林竞：《西北丛编》，上海：神州国光社1933年版，第88页。
[31]《马氏族谱·述事集》。
[32]魏以荃，阎广：《绥远部分独立队崛起、窜扰和消灭经过概况》手稿，稿存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33]王文墀：《马护军使援五原表功记》，载《马氏族谱·述事集》。
[34]张思温：《国民军入甘之前的马鸿逵》，载《宁夏三马》。
[35]民革甘肃省委：《马鸿逵罪恶史料》稿本，稿存甘肃省档案馆。
[36]《宁夏河东剿匪阵亡诸烈士碑记》，载《马氏族谱·述事集》。
[37]郭连成，苏复涛：《辛亥革命灵州领导人之一高士秀史略》，载《宁夏文史资料》第10辑。
[38]张思温：《马鸿宾事略》手稿，稿存宁夏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39]《朔方道志》卷首。
[40]《朔方道志》卷26。
[41]赵星缘：《甘肃之回教军阀》手稿，稿存甘肃省文史馆。
[42]马廷秀：《督甘的失败》，载《宁夏三马》。
[43]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第五册），北京：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177页。
[44]《马鸿逵史料》，载《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16辑。
[45]马鸿逵：《马少云回忆录》。
[46]康端天：《民国初年中卫社会旧俗见闻》，载《宁夏文史资料》第19辑。
[47]《朔方道志》卷12。
[48]《甘肃解放前五十年大事记》，载《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10辑。
[49]刘寿林：《辛亥以后十七年职官表》，北京：中华书局1966年版。
[50]《朔方道志》卷18。
[51]《甘肃解放前五十年大事记》，载《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10辑。
[52]刘寿林：《辛亥以后十七年职官表》，北京：中华书局1966年版。
[53]《朔方道志》卷18。
[54]《朔方道志》卷18。
[55]《甘肃解放前五十年大事记》，载《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10辑。
[56]宁夏回族自治区参事室：《马鸿逵家族军阀集团简述》，载《宁夏文史资料》第5辑。
[57]中国科学院地震工作委员会历史组：《中国地震资料年表》，北京：科学出版社1956年版。
[58]《朔方道志》卷18。
[59]中国科学院地震工作委员会历史组：《中国地震资料年表》，北京：科学出版社1956年版。
[60]《朔方道志》卷5。
[61]蒋万元：《磁窑堡碴炭史话》；杨凤敬，董云福：《石嘴山煤窑的兴起》，载《宁夏文史资料》第17辑。
[62]张振荣：《话说汝箕沟煤矿》，载《银川文史资料》第4辑。
[63]纪绅：《宁夏第一台机器工厂的变迁》，载《宁夏文史资料》第17辑。
[64]田生兰：《马福祥事略》，载《文史资料选辑》第27辑。
[65]宋哲元：《西北军志略》，载《近代史资料》总第33号。
[66]《西北汇刊》卷2。
[67]宣侠父：《西北远征记》，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版，第61页。
[68]尹作权：《国民军入甘革命战史》，兰州：甘肃印书局1929年8月印发，第5～6页。
[69]曹之杰：《冯玉祥部国民军入甘纪略》，载《文史资料选辑》第27辑。
[70]《甘肃新志近百年大事志》油印本，存甘肃省档案馆。
[71]宣侠父：《西北远征记》，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版，第61页。
[72]叶祖灏：《宁夏纪要》，南京：正论出版社1947年版。
[73]（宁）《国民政府公报》第2号（国民政府文官处，1928年12月27日）。
[74]《国闻周报》卷5，第42期。
[75]（宁）《国民政府公报》第9号，1928年11月3日。
[76]（宁）《国民政府公报》第53号，1928年12月26日。
[77]《甘肃省政府政令类编》第二期，甘肃省政府秘书处1929年10月编印。
[78]（宁）《国民政府公报》第80号，1929年1月31日。
[79]国民政府秘书处第222号公函宣布改镇戎县为豫旺县，以1929年1月1日起执行新县名。
[80]磴口于1929年12月由冯玉祥命令设立县制，定1929年1月30日南京国民政府第197号指令正式认可，并划归宁夏省管辖。
[81]《宁夏资源志》，宁夏省政府1946年1月编印。
[82]付作霖：《宁夏省考察记》，南京：正中书局1935年版。
[83]吴忠礼：《宁夏建省溯源》，载《宁夏大学学报》1984年第2期。
[84]宋哲元：《西北军志略》。
[85]毓运：《一九三○年马仲英攻陷宁夏省城亲历记》手稿，稿存甘肃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86]《马鸿逵家族军阀集团罪恶简史》，载《宁夏文史资料》第5辑。
[87]张慎微：《马仲英占据宁夏四十天》手稿，稿存甘肃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88]魏绍武：《关于门致中、吉鸿昌在宁夏的片断回忆》手稿，稿存甘肃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89]马培清：《马仲英二打宁夏前后》，载《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24辑。
[90]毓运：《一九三○年马仲英攻陷宁夏省城亲历记》手稿，稿存甘肃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91]刘甲辰：《吉鸿昌在宁夏》，载《宁夏文史》第4辑。
[92]杨发第：《吉鸿昌在宁夏的片断》，载《宁夏文史资料》第7辑。
[93]穆欣：《吉鸿昌将军》，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94]民革甘肃省委：《马鸿逵罪恶史料》；田生兰：《马福祥事略》。
[95]张寄亚等：《马鸿逵在宁夏》，载《文史资料选辑》第27辑。
[96]刘甲辰：《吉鸿昌在宁夏》，载《宁夏文史》第4辑。
[97]《十年来宁夏省政述要》（第一册），宁夏省政府秘书处编印，1942年。
[98]宁夏回族自治区参事室编：《马鸿逵家族军阀集团简述》。
[99]胡迅雷，孙国标编：《〈国民政府公报〉宁夏省资料汇编》第95页。
[100]孟昭进：《马匪罪恶史料的补充》手稿，稿存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101]《十年来宁夏省政述要》（第一册），宁夏省政府秘书处编印，1942年。
[102]孟昭进：《马匪罪恶史料的补充》手稿，稿存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103]赵暾：《马鸿逵在宁夏推行保甲制概况》，载《银川文史资料》第2辑。
[104]《十年来宁夏省政述要》（第一册），宁夏省政府秘书处编印，1942年。
[105]卢中良：《马鸿逵的省政机构及其征兵》。
[106]宁夏回族自治区参事室编：《马鸿逵家族军阀集团简述》。
[107]杨作荣等：《马鸿逵控制下地特务组织》，载《宁夏三马》。
[108]卢中良等：《马鸿逵的省政机构与征兵》。
[109]《十年来宁夏省政述要》（第二册）。
[110]《十年来宁夏省政述要》（第三册）。
[111]李翰园等：《马鸿逵的房产及所谓“土地清丈”》，载《宁夏三马》。
[112]《十年来宁夏省政述要》（第三册）。
[113]宁夏回族自治区参事室：《马鸿逵家族军阀集团简述》。
[114]刘柏石：《宁夏银行的敛财术》，载《宁夏文史资料》合订本第1册，第255页。
[115]刘柏石：《宁夏银行的敛财术》，载《宁夏三马》。
[116]云峰：《马鸿逵的秘密账号》，载《宁夏三马》。
[117]杨作荣等：《垄断宁夏土特产》。
[118]刘柏石：《宁夏银行的敛财术》，载《宁夏文史资料》合订本第1册，第257页。
[119]张慎微等：《马鸿逵家族经营的几个工厂》，载《宁夏三马》。
[120]马振荣：《话说汝箕沟煤矿》，载《银川文史资料》第4辑。
[121]刘柏石：《宁夏银行的敛财术》，载《宁夏文史资料》合订本第1册，第257页。
[122]刘继云：《旧银川的八大商号》，载《宁夏文史资料》第12期。
[123]李凤藻：《摧残吴忠民族工商业》，载《宁夏三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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