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剑翘复仇案：军阀袁世凯的影响与南京政权的开脱

暂且不论施剑翘是一个人还是有其他同谋者，她赢得媒体的普遍关注和巨大的公众支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她刺杀的对象是孙传芳。在30年代对军阀的不满持续增长的大环境下，她对孙传芳的谋杀行为比孙个人的死有着更为显著的意义。作为一个下野军阀，孙的存在可能成为中国国力衰微的一个标志。而施剑翘试图去发掘的正是这一层含义。

1911年辛亥革命后，一个崭新共和国的前景迅速黯淡下去。孙中山在自己不拥有军事武装的情况下，把政治权力交付给了军阀袁世凯。袁世凯试图建立个人的王朝，却始终没能建立起一个持久有效的政府系统，在他1916年死后，中国实际上缺失了中央政府。接下来是十年的军阀混战，在一个新形成的权力真空地带，地方军阀争权夺利、抢占地盘。他们的自相残杀使大半个中国生灵涂炭、民不聊生，直至1926年国民党大举北伐并于1928年在名义上统一了中国。然而，国民党治下的统一却远没有完成。尽管越来越多的声音将中国正在经历着的衰微归咎于前十年的军阀混战，军阀们却仍在继续分裂着中国。1934—1935年的“剿共”行动大大削弱了地方军阀的独立性，但一直要到1936年中央才得以整合起所有一直处于地方军阀统治下的各个省份，并巩固了对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政治控制。然而即使在那个时候，中国本土十八个省份中仍有七个实际上是自治的（易劳逸[Eastman]1991）。因此毫不奇怪的是，无论是得势军阀还是下野军阀，人们对于他们都有着持续的社会和政治焦虑，这种焦虑一直贯穿着南京时期的十年。

军阀割据不仅在现实中而且也在象征层面上困扰着政权。爱德华·麦考德（Edward McCord 1996）讨论了20世纪早期的反对军阀割据的政治，并认为1919年的爱国主义群众运动——五四运动，对于凝聚起打倒军阀的大众情感有着重大的意义。在这一时期，“军阀”一词与新形式的暴力和帝国主义建立了前所未有的消极联系（林蔚[Waldron]1991）。到了南京十年之际，国民党政权试图利用反军阀的社会情绪作为资本，却发现这一策略实行起来充满着政治上的困难。一方面，通过控诉军阀割据导致了中国的内部分裂，合法化了政府强化中央集权的行为。通过将残余的军阀指认为导致中国国力持续衰微的罪魁祸首，南京政权可以为自己未能增强国力而开脱罪责。然而另一方面，构陷军阀也会带来象征层面上的反作用，妖魔化的军阀会成为无能的中央政权无法统一国家的辛辣讽刺。更重要的是，当把国家的分裂归咎于残余的军阀时，蒋介石就得与他作为军阀的过去划清界线，并认定他从一开始就注定要接过孙中山的旗帜继续统治。^[26]

为了摆脱这个有可能使中国在位领袖成为“军阀”的尴尬局面，打倒军阀的这一社会运动的目标转向了实际处于日本军国主义统治下的北方军阀这一特定群体（林蔚[Waldron]1991，第1096页）。在30年代后半期，日本意图使中国本土的华北五省独立出去的野心越来越明显。为了达到目的，日本咄咄逼人地向下野军阀和一些地方政治人物寻求帮助。于是，很快就有谣言说通敌亲日的政客和前北洋军阀们正策划着与日本合作意图复辟。正是在民国时期的大背景下，出现了孙传芳传奇式的出场和殒没。

孙传芳（1885—1935年），字馨远，山东历城人，是20年代军阀内战的主要参与者，也是各地军阀联盟的重要调停者。他所受的军事教育始于晚清时代，1904年他从北洋军校毕业，并由政府派到日本深造。回国后他参加了北洋军，并加入了直系部队，时值20世纪第二个十年，几大派系的部队正为争夺控制全国的权力相互倾轧，而直系军阀则是其中重要的一支。孙传芳很快得到了晋升。

在1924年，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派张宗昌南下与直系部队争夺对长江流域的控制权。1925年10月，孙传芳成功地突袭了奉军，于10月4日俘虏了施剑翘之父施从滨并将其枭首（包华德、理查德·霍华德[Boorman，Howard]1967—1971年，第3章，第160—162页）。孙传芳击溃奉军后，安徽、湖北、江西几省的地方军阀纷纷集结响应，到了这一年的12月，孙传芳正式宣布自己为“五省联军统帅”（安徽，江西，福建，江苏，浙江）。虽然名义上仍然服从吴佩孚的指挥，但孙传芳实际上已经成为了直系部队最强有力的领袖。到了1926年，他已建立了“大上海计划”，将不同的上海管辖机关整合起来统一控制。孙传芳一直保持着对东南沿海各省的控制，直至1927年蒋介石的军队从广东席卷北上、开始统一中国。孙传芳被驱逐出上海后，返回了华北，与张宗昌和张作霖联手，对国民党作垂死反击。当蒋介石的军事胜利看来已成定数时，孙传芳于1928年从政治生涯退隐出来，皈依了佛教，与前军阀靳云鹏一起建立了天津的佛教居士林，后来在这里他为施剑翘所杀。^[27](www.xing528.com)

在他死的时候，孙传芳的功过争议重重。一些人认为他是罪有应得，因为他在1925年末至1927年间统治上海时，对上海的罢工运动进行过残暴镇压，在一篇题为《孙传芳该死》的短文里，作者君左指出，鉴于他对上海工人和市民的残暴行径，孙传芳的暴毙是咎由自取。^[28]然而，他给上海带来的影响并非完全是负面的。驻在上海的外国居民称赞他为这个地区的治安稳定做出了贡献。英文报纸《北华捷报》说：“（孙传芳）在管理上海方面是个杰出的统治者……他试图把上海混乱的行政重新组织起来的努力……是令人瞩目的。”^[29]一位中国评论者在《大公报》社论中评论孙传芳的死时也谈到孙对江苏和浙江的统治一直以来很不错，因而他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人人都想要谋杀他。^[30]

在华北，有流言说孙传芳的毁誉和死亡与他暮年的作为有关。尽管他退隐到了居士林中，并且声明与一切政治活动脱离关系，然而就在他被杀前数月，还流传着孙传芳即将重新介入北平政治事务的说法。一些流言揭发说孙传芳正与亲日汉奸甚或是日本人密谋合作。传单上说孙传芳和曹汝霖共同领导着华北自治运动。^[31]一篇社论谴责孙传芳在贩卖鸦片，这一行为明确无误地表明了他贪婪邪恶的本质。^[32]这些绘声绘色的叙述，促成了这样一个印象，即孙正参与着叛国通敌的政治活动，后来一出以刺杀事件为原型的广播剧《血溅佛堂》，就将孙定位为一个背叛国家的汉奸。不过孙传芳曾公开发表讲话，指责这种报道的虚假性，并说这是日本人为了制造社会和政治不安定而散布的谣言。^[33]

这样的谣言在孙死前流传颇盛是因为孙曾与一些华北掌权者——他们当中大多数人被怀疑是卖国贼——过从甚密。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参加了孙的葬礼，比如何应钦，国民党军政部长，他曾参与签订了臭名昭著的《何梅协定》。而曹汝霖则是众人皆知的亲日派，他因在1917年与日本签订了灾难性的“战争贷款”而成为1919年五四运动对抗的目标。王揖唐，是第一个与日本合作的北洋政要之一，并且是1935年“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成员，这个委员会是一个在南京政府和华北亲日本军阀之间起缓冲作用的组织。

为了把孙传芳的形象弄得尽可能令人厌恶，施剑翘利用了有关这个下野军阀的负面谣言。同样为了使她的行为赢得大众支持，施剑翘将孙传芳描述为20年代地方军事割据的鲜明标志以及30年代军阀勾结的潜在隐患。^[34]施剑翘斩钉截铁地把孙传芳描述成一个腐朽的军阀。在她的《告国人书》里，施说孙传芳“鬼蜮其心”，“豺狼成性”。她玷污他的名声，说孙传芳大肆攻击并屠杀寡不敌众的军队以证明他的残暴。她写道：“（孙传芳）冒天下之大不韪，咎内战之端源，粉身碎骨，死有余辜……及自称联帅，与大匪首有何异乎！”为了强调孙的残暴，这个尽守孝道的女儿举出了她父亲被枭首的事实，她认为这违反了现代国际战争不杀俘虏军官的最基本的原则。这样一来，她父亲的被斩首就为媒体所关注了。比如《晶报》编辑苗伟就遵照施剑翘的说法，认为孙传芳枭首施从滨的行为是残暴的，而他把施从滨的首级刺于尖桩上悬挂于安徽蚌埠火车站的行为也是对施父的十足的羞辱。^[35]

为过去十年的社会纷争而谴责孙传芳是有一定的风险的。施剑翘的父亲也曾是过去十年军阀混战中的一份子，何况他指挥的还是名声不好的雇佣军。施剑翘小心翼翼地承认了这一点，但她强调她父亲是在张宗昌及当时北京政权的命令之下才参加战争的。与之相反，她在《告国人书》里指出，在1926年，当北方的势力开始建立起合法的国民政府的时候，孙传芳却单方面宣布自己为五省联军总司令，进而一手造成了中国衰微和分裂的局面。她的父亲忠于职守地服务于当时被国际社会承认的中国政府，而她复仇的对象则是变节的军阀集团中的一员。^[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