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理性主义精神的复苏：欧洲文化起源研究

二、理性精神的复苏

“世界的发现”、“人的发现”，这一响亮口号，开启了人本主义精神与科学理性精神之门。在摆脱旧世界束缚、开创新世界的实践中，世俗世界的主体性地位逐步加强。这一过程充满了艰难与辛苦。毕竟，统治欧洲多年之久的教会力量不肯轻易地退出历史舞台。十六世纪欧洲那场声势浩大的宗教改革运动就是鲜明一例，“它在对待俗世秩序的态度上，见证了一个值得注意的转变”⁽⁸⁶⁾，从教会内部进行的革新，不仅瓦解了欧洲的封建制度，同时再次引发了人类的精神革命。通过上文对“以人为本”的分析，也可以发现“人文主义”最大的特点，即是对上帝的崇拜逐渐转变为对科学的景仰，对灵魂不死的信仰逐步变为对声名不朽的追求，实质上也就是追求“理性精神”的一种反映。

（一）渊源与实践

理性精神是希腊文化的基石之一。在古代世界，只有希腊人将思想置于信仰之上，科学置于迷信之上，表现出一种追求“逻各斯”的理性精神；也只有在古希腊，产生了两位最伟大的哲学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他们把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严格地区分开来⁽⁸⁷⁾。

在希腊哲学中，理性主义精神得到了最高的体现。希腊哲学追究宇宙的来源，探索万物的本质、社会的正义、人生的目的，表现出求知识、尚思辨、爱智慧、究真理的特性。第一批哲学家试图透过呈现在感官面前杂乱无章的自然现象，去发现那不能为感官所感知、只能为理性所把握的现象背后的真实，即某种普遍的物质性本原。德谟克利特通过原子论确立宇宙中的机械结构，毕达哥拉斯则发现了自然界蕴含的数学秩序。巴门尼德建立了第一个关于存在的本体论哲学体系，强调只有关于存在的理性认识才是真理，哲学所追求的就是存在和真理。一批智者思想家则通过诘问人生伦理和社会政治，开始对人及人类社会的理性探索，他们将理性应用到人类事务，将传统的价值观念置于理性的批判之下。可以这么说，古希腊的理性主义精神在亚里士多德那里达到臻于极至的境地。

然而，在以信仰为核心的中世纪基督教时代，主张信仰高于知识，神学高于哲学，这是对古典理性主义精神的一种反动。但历史证明，倒退的步伐终究不会持续长久，在随之而来的文化复兴运动过程中，这种“反动”状况得以更改，人们再次扬起了“理性精神”的鲜明旗帜。

长达千年的中世纪，宗教神学成为凌驾主宰一切的权威，倡导原罪与救赎，宣扬蔑视人、压抑人的禁欲主义，否定人的尊严、自由、价值和意义。在这异化的领域里，上帝与人完全对立，上帝是完善的、全能的、永恒的，而人则是有罪的、无能的、暂时的。到中世纪晚期，教会权势日益庞大，也日益贪婪腐化。教皇不仅掌握着最高行政权和司法权，还有权裁决俗界各国纠纷，任意废止世俗法律，甚至决定皇帝和国王的废立。著名的“卡诺莎觐见”即是例证⁽⁸⁸⁾。15世纪末16世纪初，教会的腐化之风十分猖獗，贪污受贿，敲诈勒索，提拔亲故，卖官鬻职，激起社会的强烈不满，广大农民、城市平民、部分贵族和部分国王都期待着一场大规模的反抗运动，最终，1517年马丁·路德的《九十五条论纲》成为导火索，点燃了宗教改革运动的熊熊火焰。马丁·路德的反抗并非宗教改革的开端，不过，他倡导的“因信称义”宗教纲领，确有其特殊的重要地位。宗教改革波及西欧几乎每一个国家，米歇尔·卡斯特尔诺《回忆录》曾如此评价宗教改革运动，“在这场战争中，人们用来保卫宗教的武器却消灭了整个宗教。”新旧教的争斗论辩，对近代民族国家、民族文化、以及史学发展，都有着直接或间接的推动作用。宗教改革“这场热症本身也就包藏着治疗它的细菌”⁽⁸⁹⁾，“在这场庞大的信仰冲突‘修正工程’中，为了‘真正的宗教’辩护，虽然一切学术不是给宗教论战让路便是服务于它，但‘历史的价值’却最终得到了极致的体现。

客观而言，宗教改革尽管包上了宗教外壳，但与文艺复兴运动一样，促成了人类的思想解放和理性精神的高扬，为西欧文化的近代转型奠定了基础。⁽⁹⁰⁾(www.xing528.com)

（二）新兴的科学革命

欧洲历史上以哥白尼开始、牛顿结束的“科学革命”⁽⁹¹⁾，无论在科学知识、科学思想还是科学方法上，都开创了一个新纪元，加深了对理性精神的传播。它不仅推翻了中世纪、古代世界的科学权威，使自然科学从神学婢女的桎梏中摆脱出来，同时也让人们的思想得到进一步启蒙，标志着“人类对大自然理解的一次根本性变更”，从而构成“西方人价值观转变的一部分”⁽⁹²⁾。对于科学革命在文明进程中的地位，学者巴特菲尔德如是评价：“鉴于科学在西方文明史上扮演的角色，科学史无论是就其自身的权力，还是就其作为艺术与科学之间长期以来一直需要的桥梁来说，它迟早会获得重要的地位，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⁹³⁾的确如此，科学革命带给世界的是一种令人振奋的崭新文明，它的波及影响也为理性精神的发展提供了重大启示。

伴随着这场前所未有的“科学革命”，求真求实的学术风气蔚然形成。发端于天文学领域的革命拉开了近代自然科学的帷幕。首先向教会权威、神学世界观挑战的是波兰伟大科学家哥白尼，他否定了中世纪流行的托勒密“地球中心说”，提出“太阳中心说”。他在《天体运行论》（De Revolutionibus Orbium Coelestium, 1543）一书中指出，太阳是宇宙的中心，地球不过是围绕太阳运行并能自转的一颗普通行星而已。这是科学中的伟大革命，不仅使天文学，而且使整个自然科学开始从神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为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开辟了道路。这就摧毁了上帝创造世界的谬论，初步形成与中世纪神学和经验哲学完全不同的新兴科学体系，标志着近代科学的诞生。此后，在开普勒、伽利略，特别是牛顿为代表的科学家的推动下，近代自然科学体系逐步建立起来了。此外，近代自然科学进步还表现在数学、生理解剖学、医学、化学等方面，显微镜、望远镜、温度计、各种航海仪器的发明，使更精确的观察成为可能，同时，科学家们还发现了一条获取知识的新的革命性途径，即现代科学方法。

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促进了近代理性哲学的产生。自然科学使用的科学方法影响了哲学家的思路，他们也希望找到一种新方法挽救哲学屈服于神学的局面，以笛卡尔为代表的近代理性哲学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

勒内·笛卡尔（René Descartes, 1596-1650）是西方现代哲学思想和近代唯物论的开拓者，也是第一个禀有高超哲学能力、在见解方面受新物理学和新天文学深刻影响的人。后人为纪念他，在其墓碑上刻下这样一句话：笛卡尔，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第一个为人类争取并保证理性权利的人。就纯哲学而论，笛卡尔有两本重要著作，《方法论》（1637）和《沉思录》（1642），他的思想深深地影响了之后几代欧洲人。他创造了“欧陆理性主义”哲学，提倡“普遍怀疑”主张，阐释理性是“人人天然地均等的”、“世界上分配得最均匀的东西”⁽⁹⁴⁾。其中，“笛卡尔式怀疑主义”⁽⁹⁵⁾思潮的盛行，有力地推动了历史进步，也为近代理性主义思潮的进步奠定了基础。“怀疑主义”自身包含两种结论：首先，怀疑本身是对一切权威的否定；其次，怀疑是针对理性能力自身的，怀疑主义并不一定意味着理性主义，它同样可以导向信仰主义。就当时新旧教之间的论战而言，主要争端在于向信徒解释《圣经》时，教会应当扮演什么角色。这一问题争论不休，进行争论的方式却包含着求助于一系列“事实”，评判的客观标准是什么？如何决定孰是孰非？诸如此类问题。为驳倒对方，树立自己的权威，双方理论家在对战过程中，都利用怀疑论的哲学方法为自己争辩，都要向怀疑论寻求庇护。

显而易见，科学发展与理性威力的增长是同步的，科学的每次进步，都拓宽着人们的视野，改变着人类的思维方法和思想观念，因此理性能力也随之不断获得增长。这恰是人类社会不断前进所必需的动力，与人文主义思潮所期待的科学进步不谋而合。而这在之前的社会氛围里是很难想像的。所以，自然科学从诞生之日起，就在各个领域开始了对古代权威、基督教神学的反叛和进攻，以自然对抗上帝，以科学反对神学，以物质力量冲击超自然力量、以怀疑批判精神抨击迷信盲从，最终拓展人文主义学者对自然、社会的认识视野，鼓足战胜自然从而成为自己命运主宰的勇气，坚定了人类不断向前发展的信念。这种尊重人、尊重自然、尊重真理的近代理性精神，在西方社会向近代文明过渡转型的进程中，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