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朝至隋唐时期朔州军事与经济地位研究

杜文玉

唐代朔州的治所位于今山西省朔州市，从北朝至隋唐数百年间，其行政区划名称及治所变化颇大，唐人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18《河东道·朔州》条载：朔州，“春秋时为北狄地，战国时属赵，秦为雁门郡地，在汉即雁门郡之马邑县也。……汉末大乱，郡遂荒废。建安中，曹公又立马邑县，属新兴郡，晋改属雁门郡。晋乱，其地为猗卢所据。刘琨表卢为大单于，封代公，徙马邑。后魏都代，地属畿内，孝文帝迁洛之后，又于定襄故城置朔州。葛荣之乱，州郡又废。高齐文宣帝又于马邑城置朔州，即今理是也。武成帝置北道行台。周武帝置朔州总管。隋开皇罢总管，大业三年罢州为马邑郡。皇朝改为朔州”。这一段话基本上把朔州作为州郡一级区划的变化情况说清楚了。朔州在历史上的地位主要表现在军事方面，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成为北方游牧区与内地农业区的分界线，故这两种文明的交融与冲突在这里非常激烈，从而使朔州具有了十分重要的军事地位。正因为如此，所以朔州的社会经济也与军事密切相关，是为军事目的服务的。

一　朔州的军事地位

朔州的军事地位是由其所处的地理位置决定的。在北朝至隋唐时期，对中原王朝最大的军事威胁主要来自于北方游牧民族，而朔州正处于防御北方游牧民族南下之要冲，同时这里也是中原王朝出击北方游牧民族的重要军事基地，其在军事上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清代著名学者顾祖禹说：“（朔）州西距洪河，北临广漠，壮雁门之藩卫，为云中之唇齿，屹然北峙，全晋之距防也。”[1]他在这里仅仅指出了其对防御山西的军事意义，其实在北朝至隋唐时期朔州对保卫关中和中原地区的安全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军事意义。北方游牧民族如攻克朔州，可南下威胁并州，进而向南从河津或河东渡过黄河，进取关中；亦可继续南下，威胁洛阳。对中原王朝来说，则可以出朔州，直接威胁大漠南北的游牧民族，故旧史记载说：“朔州是白道之冲，贼之咽喉，若此处不全，则并肆危矣。”[2]这里所说的“白道”，是古代穿越阴山南北的主要通道之一，位于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西北，可直达武川，因其路口土色呈灰白色而得名。北魏时，南谷口有白道城，城北有白道岭与白道川。漠北诸游牧民族穿过白道，进入漠南，即可直扑朔州；反之，中原王朝的军队出朔州，经白道则可以深入大漠，对漠北诸族亦可以构成很大的威胁。如隋文帝开皇三年（583）四月，下令出兵击突厥，“于是命卫王爽等为行军元帅，分八道出塞击之。爽督总管李充等四将出朔州道，自马邑出塞也。己卯，与沙钵略可汗遇于白道。……遂与充帅精骑五千掩击突厥，大破之。”胡三省注曰：“白道在长城北，有白道岭、白道溪。”[3]就是一例。

其实在这里发生著名战役颇多，如汉武帝元光二年（前133），马邑人聂壹献计诈降于匈奴，引诱其至马邑，汉朝埋伏大军数十万，欲一鼓歼灭匈奴主力，擒其单于，谋泄未能得计。唐太宗贞观三年（629），大将李率军进攻突厥，与颉利可汗战于白道，突厥大败。次年正月，“李靖帅骁骑三千自马邑进屯恶阳岭，夜袭定襄，破之。”颉利请降，“（李）靖引兵与李会白道”，经商议后，乘其不备，一举击败突厥，从而灭亡了东突厥汗国[4]。贞观十五年（641），薛延陀出动20万大军进攻在漠南的已经降附唐朝的突厥首领李思摩，史载：薛延陀“南绝漠，壁白道川，率一兵得四马，击思摩。思摩走朔州，言状，且请师。”[5]唐太宗任命李为朔州行军总管，统领步军六万，骑军三千，在其他诸路军队的配合下，“（李）率轻骑三千追及延陀于青山，击大破之，斩其名王一人，俘获首领，虏五万余计”[6]。类似的战例颇多，就不一一列举了。

当然，这里也是北方游牧民族侵扰中原、掠取财富和人口的必经之地，对朔州的攻击和骚扰更是十分频繁，因此加强这里的军事防御，便成为中原王朝的必然举措。中原王朝加强防御的最主要的措施便是大量驻军，目的在于防范北方游牧民族的南侵，如隋文帝称赞朔州总管源雄时说：“时逢寇逆，建马邑，安抚北蕃。嘉谋绝外境之虞，挺剑息韦之望。沙漠以北，俱荷威恩。”[7]他也曾命于仲文“率兵屯马邑以备胡。”[8]这里所谓“胡”，主要指突厥人，可见中原王朝在这里驻军的目的性是很明确的。

清代学者顾祖禹在论到朔州的军事地位时，曾引用《五代志》的史料说：“后齐置朔州于马邑，亦谓之北朔州，控御突厥，士卒强勇，为齐重镇。”[9]今本《隋书》诸志并没有这一段话，说明顾祖禹引用的并非此书原文，不过其他典籍倒是有类似的记载，如北齐书卷12《文宣四王传》载：“周武帝克并州，以封辅相为北朔州总管。此地齐之重镇，诸勇士多聚焉。”《资治通鉴》卷173陈宣帝太建九年二月条亦载：“周主以齐降将封辅相为北朔州总管。北朔州，齐之重镇，士卒骁勇。”胡三省注云：“北朔州控御突厥，齐以为重镇。”《北史·文宣诸子传》所载亦同，这就说明这几条史料同出一源。朔州驻军勇悍，除了当时的中央政府重视这里的防御，将劲兵壮马调防于此地的原因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此地民风亦颇为悍。史载：“太原山川重复，实一都之会，……俗与上党颇同，人性劲悍，习于戎马。离石、雁门、马邑、定襄、楼烦、涿郡、上谷、渔阳、北平、安乐、辽西，皆连接边郡，习尚与太原同俗，故自古言勇侠者，皆推幽、并云。”[10]这里所说的虽然是太原民风，从马邑等“习尚与太原同俗”一句看，应包括朔州的情况在内。这里所说的并州，是指地理名词，而非行政建置，也将朔州包括在内了。朔州的民风之所以如此，与这里的人口结构有很大的关系，这一点后面还要论到，就不详述了。此外，也与其地处边陲的地理位置有直接关系，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在这一带长期对峙与角逐，频繁的战争必然促使其社会风气发生很大的改变。正因为如此，葛荣起兵时，在这一带广招义勇，“北捍马邑，东塞井陉”[11]，对北魏政府形成了极大的威胁。

以上所论并不包括北魏迁都洛阳之前的情况，北魏建都平城时期，这里属于畿内地区，政治地位更加重要，是北魏重点经营的地区之一。故其在军事上的意义与其他历史时期不同，不仅具有防御北方游牧民族侵扰的意义，同时由于其位于平城至太原、洛阳的交通干线上，其西、南、东三面皆有长城围绕，在这里的驻军对保卫北魏京畿地区的安全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在北魏没有统一中原地区的时期，马邑一带的军事布防便显得更加重要。正因为其具有这样重要的军事意义，所以北魏诸帝曾频繁地到马邑一带巡视，仅据《魏书》本纪部分的记载，就可以清楚地说明这个问题。如天兴三年（400）四月，魏道武帝“西幸马邑，观源”[12]。泰常八年（423）八月，魏明元帝“幸马邑，观于源”[13]。太平真君五年（444）九月，魏太武帝“自河西至马邑，观于崞川”[14]。表面上看每次巡幸皆有目标，其实又何尝不是借机巡视军事部署的情况呢？

二　朔州的军事建置

自北魏、北齐设置朔州以来，由于这里的军事地位十分重要，所以在北齐时曾设置有朔州行台。雍正《山西通志》卷4《沿革二·朔平府》载：“元魏置怀朔镇于定襄故城，又改朔州，后废。北齐徙朔州城于马邑，又置北道行台。”这一段史料没有记载设置怀朔镇及行台的时间。关于北魏在这里设怀朔镇的时间，史书中是有明确记载的，所谓“朔州本汉五原郡，延和二年置为镇，后改为怀朔，孝昌中改为州。”[15]北齐何时设置的北道行台，《北齐书》卷18《司马子如传》载：“兴和中，以为北道行台，巡检诸州，守令已下，委其黜陟。”检诸史籍，这是关于北道行台设置的最早记载。兴和为东魏孝静帝的年号之一，为公元539年至542年之间，此时正是权臣高洋（即齐文宣帝）当政的期间，孝静帝不过是傀儡而已，故史书记为北齐文宣帝时设置，亦无不可。又据同书卷8《后主纪》载：武平五年（574）“二月乙未，车驾至自晋阳。朔州行台、南安王思好反。辛丑，行幸晋阳。尚书令唐邕等大破思好，思好投水死，焚其尸，并其妻李氏。”没有见到明令罢废此行台的记载，此时距北齐灭亡仅仅三年时间，据此可知，设置在朔州的北道行台贯穿于北齐一朝之始终。

行台始置于曹魏时期，十六国至南北朝时期曾经大量的设置，其目的主要出于军事方面的需要。通常都要划出若干州的地盘归其管辖，在这一区域内之行政、军事、经济大权均由行台掌握，可谓位高权重，并拥有便宜行事之权。隋唐两朝初期，出于统一全国的军事斗争的需要，也都大量设置过行台，当时称为行台尚书省，作为中央的尚书省的派出机关。关于行台问题，学术界已有不少研究成果问世，笔者亦有专论可以参阅，就不多说了[16]。北齐在朔州设置北道行台，任其长官者多为王爵，这是对其军事地位重视的表现，当然也标志着朔州在北齐时期在地方行政区划上所具有的较高地位。

北周占据朔州后，在这里设置了总管府，隋朝取代北周后，仍然维持了总管府的建置，直到隋炀帝大业年间，才改为马邑郡。设总管府的地方比普通州郡地位高，甚至可以管数州之军事，在隋及唐朝初期凡总管府皆置于军事要地。唐初改总管府为都督府，仍置于军事要地，但总管府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并未完全废去，如开元三年（715）四月，唐玄宗颁诏“（郭）虔可持节充朔州镇大总管，和戎、大武及并州以北缘边州军并受节度”[17]。从这条史料看，郭虔玡所任的朔州大总管辖区包括了太原以北诸州之军事，权力不可谓不大。隋朝大将源雄任朔州总管时，隋文帝称赞他说：“沙漠以北，俱荷威恩，吕梁之间，罔不怀惠。”[18]从中也可以窥见朔州总管府管辖区域的情况。

唐朝在沿边一带的军事驻防单位分为军、守捉、镇、戍等，关于上面提到的在朔州境内设置的大武军，另据《唐会要》卷78《节度使》条载：“大同军，置在朔州，本大武军。调露二年，裴行俭改为神武军。天授二年，改为平狄军。大足元年五月十八日，改为大武军。开元十二年三月四日，改为大同军。”《资治通鉴》卷217唐玄宗天宝十四载十月条胡三省注：“中受降城西二百里有大同川。又代州北有大同军，去太原八百余里。新志：‘大同军，在朔州马邑县。’按宋白《续通典》：‘中受降城西之大同川，乃隋大同城之旧墟。开元五年，分善阳县东三十里置大同军以戍边；复于军内置马邑县，直代州北。’”从《唐会要》所记看，大同军应是大武军的改名。至于上面所提到和戎军，史书中未有详细的记载。郭元振曾在凉州境内置和戎城，戎州境内也置有石门、龙腾、和戎等11个镇，由于地理方位不对，显然与上面所提到和戎不是一回事。有趣的是，胡三省注《资治通鉴》时，对大同军的方位和由来进行了详细的注释，而对并列的和戎军却只字未提，显然在他那个时代就已经搞不清其具体方位了。但是和戎军确实存在过，如薛仁贵之子薛讷在“睿宗太极元年，为并州大都督府长史、和戎军大使”[19]。说明和戎军就设在河东道境内，因此薛讷才能以并州大都督府长史兼任该军大使。

在朔州附近还置有振武军，雍正《山西通志》卷4《沿革二·朔平府》载：“后唐庄宗于朔州置振武军。”其实是错误的。清代学者顾祖禹说：“天末改置振武军于此（指朔州）。”[20]天是唐哀帝的年号，似乎此军是在唐末才设置的，也是不对的。另据记载：“王锷为河东节度使。宪宗元和九年，振武军众逐节度使李进贤，以张煦代之，锷遣兵五千会煦于善羊栅，谋入煦也。”[21]河东节度使的治所在太原，王锷能派军队会合新任振武军节度使李进贤，协助其赴任所，说明这个振武军距河东道不远。唐敬宗宝历（825-826）中，“张惟清为振武军节度使，请户部钱一十四万贯，充修筑东受降城。”[22]东受降城位于今内蒙古托克托南，振武军就设在这里。又载：“石雄为振武军将……会昌三年，回鹘乌介可汗奉太和公主牙于云朔北川，雄自率劲骑，得沙陀李国昌三部落兼契拓跋杂虏三千骑，月暗夜发马邑，径趋乌介之牙，……斩首万级，生擒五千，羊马车帐皆委之而去。”[23]石雄从马邑出发，证明振武军的治所又改在了马邑。所有这些史料都证明振武军早已有之，至迟不晚于唐朝中期[24]，故顾祖禹的说法也有误。五代后唐时期仍然在朔州置有振武军，著名大将周德威就曾担任过其节度使。

需要指出的是，振武军并非普通的军事驻防单位，而是节度使一级的重要军事建置，其设置之初与朔州并无必然关系，后来其治所又有多次迁移，于是便与朔州发生了关系。唐振武军治所最初在今内蒙古和林格尔西北，后来迁到了托克托附近[25]，晚唐时又改在了朔州之马邑[26]，五代时治所移至朔州城。晚唐五代时期在朔州置有方镇，说明直到此时其军事地位对中原王朝来说，始终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三　民族结构与经济状况

在论述朔州的民族结构之前，先谈谈其人口数量的情况。关于其人口数据，主要有以下几种记载：

《隋书》卷30《地理志中》：“马邑郡旧置朔州。开皇初置总管府，大业初府废。统县四，户四千六百七十四。”

《旧唐书》卷39《地理志二》：“朔州……旧领县一，户一千二百五十七，口四千九百一十三。天宝领县二，户五千四百九十三，口二万四千五百三十三。”

《新唐书》卷39《地理志三》：“朔州马邑郡，……户五千四百九十三，口二万四千五百三十三。”

《元和郡县图志》卷14《河东道三·朔州》：朔州，“开元户六千三十，乡十三，元和户七百二十九，乡十六”。

其中最后一种书记载的数据有误，一是元和时期的户口不可能仅有区区七百多户，而乡数反倒超过了开元时期，平均每乡仅45户；二是开元时期的户口和乡数都有问题，该书同卷还载：“鄯阳县，中，……开元户三千六百五十八，乡十八；马邑县，中，……开元户二千三百八十，乡五。”[27]两县相加共计6038户，乡数为23。

从这些不同时期的数据看，朔州地区在这一历史时期的户口（人口）的确比较稀少，甚至不如内地一些县的户口数多。在我国古代户口（人口）数的多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出这一地区社会经济的发达与否。朔州人口稀少，与这一地区为兵家必争之地有关，所谓“时边事屡兴，人多流散”[28]。自十六国至隋唐时期，这一带战争连绵不断，严重地影响了朔州地区人口的增长，开元时期刚刚有所恢复，天宝以来又陷入到连绵的战火之中。此外，从朔州向朝廷的土贡情况看，亦可说明这一点，据上引《元和郡县图志》载，“贡赋：开元贡白雕翎五具”。上引《新唐书·地理志》载：“土贡：白雕羽、豹尾、甘草。”全部都是土特产，而全无生产产品。

朔州的人口结构也是比较复杂的，自古以来就是如此，在这里除了汉族之外，还生活着许多少数民族。如突厥突利可汗降隋，开皇十九年（599）十月，隋文帝封其为启民可汗，命长孙晟率5万人，“于朔州筑大利城以居之”[29]。另据记载：“突厥归启民者男女万余口，上命长孙晟将五万人于朔州，筑大利城以处之。”可见入塞的人口不少。至于大利城，胡三省认为“在云内县东北”[30]。其实此次安置归降的突厥人并不局限于朔州，所谓“隋文帝开皇中，本国荒乱，其主染干朝隋，并徙种落于朔州及夏、胜二州之闲”[31]。在唐代仍有大批突厥人居住在朔州境内，据《旧唐书》卷83《张俭传》载：“俭前在朔州，属李靖平突厥之后，有思结部落，贫穷离散，俭招慰安集之。其不来者，或居碛北，既亲属分住，私相往还，俭并不拘责，但存纲纪，羁縻而已。”可见人数不少。

除了突厥人外，在朔州还居住着不少鲜卑人，在北魏都平城时，这里属于畿内，有大量的鲜卑人分布亦在情理之中。据《山西通志》载：“神武尖山，在州东南百余里，即武州山之别峰也，昔贺拔氏宗族居此。”又载：“元姬山，在州北三十里，高五里余，盘踞二十余里，后魏道武侍姬李氏善讴，卒葬此山，故名。”[32]这样都是与鲜卑人相关的遗迹。另据《魏书》卷9《肃宗纪》载：孝昌二年（526）四月，“朔州城人鲜于阿胡、厍狄丰乐据城反”。这两人是什么民族？史无明载，但当为少数民族中人无疑。再如：“乞伏慧，字令和，马邑鲜卑人也。祖周，魏银青光禄大夫，父纂，金紫光禄大夫，并为第一领民酋长。慧少慷慨，……齐文襄帝时，为行台左丞，加荡寇将军，累迁右卫将军、太仆卿，自永宁县公封宜民郡王。其兄贵和，又以军功为王，一门二王，称为贵显。周武平齐，授使持节、开府仪同大将军，拜飞右旅下大夫，转熊渠中大夫。……高祖受禅，拜曹州刺史。”[33]乞伏慧家族显然是朔州的鲜卑贵族。其实早在西晋时期这里就居住着不少内迁的少数民族，包括鲜卑民族在内，史载：“晋怀帝时，刘琨表以鲜卑猗卢为大单于，封代公，徙马邑。”[34]因此，这一地区世代有鲜卑贵族存在，亦在情理之中。

茹茹，我国北方古民族名，又称蠕蠕、即柔然民族，为匈奴之别种，一度十分强大。后被突厥所灭，部落离散，其中一部内迁并居住在朔州境内。史载：北齐天保四年（553）“十二月己未，突厥复攻茹茹，茹茹举国南奔。癸亥，帝自晋阳北讨突厥，迎纳茹茹。乃废其主库提，立阿那子庵罗辰为主，置之马邑川，给其禀饩缯帛”[35]。马邑川，即灰河，源出于今山西宁武县西管涔山，东流经县南，折北入朔州市界，至马邑故城南入桑干河。可见朔州境内也有茹茹人分布。

此外，朔州境内还分布有敕勒人，如“斛律金，字阿六敦，朔州敕勒部人也。高祖倍侯利，以壮勇有名塞表，道武时率户内附，赐爵孟都公”[36]。敕勒，即丁零，也是居住在我国北方一个游牧民族，后被柔然即前述的茹茹击败，部族离散，其中斛律金所在的这一部落内迁到朔州境内。这个家族历北魏、北齐、北周诸朝，屡立战功，位至封王，所谓“明月忠壮，仍世将相。声振关右，势高时望”[37]。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丁零族贵族家族。

除了以上这些民族外，还有沙陀、退浑（吐谷浑）人分布在朔州境内。《旧唐书》卷174《李德裕传》载：会昌中，回鹘乌介可汗之众“突入朔州州界，沙陀、退浑皆以其家保山险”。说明朔州境内居住着不少沙陀与退浑人。前面提到石雄出兵击回鹘时，所率军队中就包括“沙陀李国昌三部落兼契、拓跋杂虏三千骑”，说明这一带还居住着契、拓跋等部落之人。这位沙陀首领李国昌后来还充任过振武节度使，其子即大名鼎鼎的李克用，唐昭宗时被封为晋王、河东节度使，成为晚唐五代时期最强大的军事集团之一。

这些内迁的少数民族，尽管迁入了塞内，但大都仍保持着原有部落制，其原有的社会结构并没有遭到破坏，这是其仍然拥有较强的实力和被内地统治者重用的一个重要原因。如前面提到的分布在朔州境内的思结部落，后来有人妄称其谋反，唐太宗欲发兵讨伐，命张俭探查其动静，“俭单马推诚，入其部落，召诸首领，布以腹心，咸匍匐启颡而至”[38]。就是明证。沙陀首领李国昌父子之所以在唐末能够横行于天下，依靠的也是其统领的沙陀部落。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整个五代时期。

还有一个问题需要强调，就是前面列举的朔州地区的几组人口数据，不应包括这些整个部落内迁的少数民族，理由有二：一是从制度上看，唐朝对内迁的少数民族，只要是整部落的，仍然授予其首领羁縻府州长官的官衔，允许这些羁縻府州寄于正州府辖区内，其户籍不上户部。二是仅从上面列举的有人口记载的内迁民族看，其数量已经大大地超过了史籍记载的朔州户口（人口）总数，证明上述的朔州户口数是不包括这些民族的。还有一点需要说明，这些内迁民族由于政治或军事上原因，还是有迁徙的，除了部分人口外，并没有世代居住长期居住在朔州。如上述的迁入朔州的思结部有人妄奏其谋反，朝廷派张俭安抚后，“便移就代州”[39]。再比如突厥俟利玡可汗归附唐朝，“建牙于故定襄城，有户三万，胜兵四万，马九万匹，仍奏言：‘臣非分蒙恩，为部落之长，愿子子孙孙为国家一犬，守吠北门。若薛延陀侵逼，请从（徙）家属入长城。’诏许之。”胡三省注云：“故定襄城，在朔州马邑郡北三百许里。”[40]因此俟利可汗的部落若内迁必迁入朔州境内，如果没有受侵扰的威胁，他们又会迁到漠南，继续从事游牧生产。迁徙不定，是游牧民族的特性，除非改游牧生产方式为农耕，才可能使其长期定居下来。

由于朔州特殊的地理区位和这一历史时期民族及人口结构，决定了其经济形态只能是农业与牧业并存，同时也开展一些边境贸易。见于记载的农业生产大都与屯田有关，如隋将赵仲卿，隋文帝时“拜朔州总管。于时塞北盛兴屯田，仲卿总统之。微有不理者，仲卿辄召主掌，挞其胸背，或解衣倒曳于荆棘中。时人谓之猛兽。事多克济，由是收获岁广，边戍无馈运之忧”[41]。又如隋将郭衍，“迁授朔州总管。所部有恒安镇，北接蕃境，常劳转运。衍乃选沃饶地，置屯田，岁嬴粟万余石，人免转输之劳。又筑桑乾镇，皆称旨”[42]。在朔州兴置屯田，大都是为了满足戍边的需要，有关郭衍置屯田的原因，上面的引文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关于赵仲卿此举的原因却没有说清楚。另据记载：“是时突厥犯塞，吐谷浑寇边，军旅数起，转输劳敝。帝乃令朔州总管赵仲卿，于长城以北，大兴屯田，以实塞下。”[43]可见赵仲卿此举也是因为这一原因。

唐朝也曾在这里兴置屯田，史载：张俭在贞观初任朔州刺史时，“俭又广营屯田，岁致谷十万斛，边粮益饶。及遭霜旱，劝百姓相赡，遂免饥馁，州境独安”[44]。至唐宪宗时，唐朝政府在这一带进行了更大规模的屯田活动，据载：“元和中，振武军饥，宰相李绛请开营田，可省度支漕运及绝和籴欺隐。宪宗称善，乃以韩重华为振武、京西营田、和籴、水运使，起代北，垦田三百顷，出赃罪吏九百余人，给以耒耜、耕牛，假种粮，使偿所负粟，二岁大熟。因募人为十五屯，每屯百三十人，人耕百亩，就高为堡，东起振武，西逾云州，极于中受降城，凡六百余里，列栅二十，垦田三千八百余顷，岁收粟二十万石，省度支钱二千余万缗。重华入朝，奏请益开田五千顷，法用人七千，可以尽给五城。”[45]其中朔州也包括在这一范围之内。至于这一时期民间农业生产的情况，史书中极少记载，详情不得而知，在方志中只有一些零星的记载。如“沙楞河，州东南三十里，晨夕上潮，流经贾家庄，居人旧引以田”。又载：“平鲁县地处丛山，民田惟藉雨露。”[46]从这些零星的记载看，其农业生产的条件不是很优越。

但是朔州地区却具有牧业生产的良好自然条件，加之这一带原本从事游牧生产的少数民族分布不少，遂使这一地区的牧业生产自古以来就比较发达。至少在十六时期就在这里设置了官办的牧场，据《魏书》卷95《羯胡石勒附石虎传》载：“又发民牛二万余头，配朔州牧官。”“牧官”二字将其属于官办牧场的性质暴露无遗了。突厥启民可汗降隋，史载：“大业初，启民可汗自以内附，遂畜牧于定襄、马邑间”[47]。说明这些内迁的少数民族大都仍然从事畜牧业生产，只是因为史料缺乏的缘故，详情已很难知晓了。

由于朔州地处北方边陲，中原王朝与北方诸族进行边境贸易时，朔州遂成为重要的边贸场所之一。隋炀帝时，曾派人告知北方诸族曰：“‘天子大出珍物，今在马邑，欲共蕃内多作交关。若前来者，即得好物。’胡悉贪而信之，不告始毕，率其部落，尽驱六畜，星驰争进，冀先互市。”[48]尽管隋朝后来背信弃义，屠杀诸族，但从这一记载可以看出，朔州的确是当时的重要边贸场所，因此隋政府才会声言在这里与诸族进行互市交易。此外，中原王朝还在这里与内迁的少数民族进行交易，如唐太宗时，张俭“虑其私畜富实，易生骄侈，表请和籴，拟充贮备，蕃人嘉悦，边军大收其利”[49]。从这一段史料的记载看，唐政府出钱与其交易的产品是牲畜和粮食，以满足边军之需。此外，朔州也是北方民族入境前往京师的主要关口之一，如回纥在唐德宗贞元年间派使者前来迎娶唐朝公主，由于随行人数过多，“敕令朔州及太原分留回纥七百余人，其宰相大首领等至者，馆于鸿胪寺”[50]。在隋唐时期外国或少数民族使团入境，既使是朝贡性质，也同时负有贸易的任务，而且中原王朝也允许这种行为，故在朔州和太原的这些回纥人决不会闲等，一定会在当地进行贸易活动。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说明，即沿边州郡多负有通报或转达周边民族动向的责任，有时是主动的，有时则是被动的行为。如张俭任朔州刺史时，“时颉利可汗自恃强盛，每有所求，辄遣书称敕，缘边诸州，递相承禀。及俭至，遂拒不受，太宗闻而嘉之”[51]。当然这是一种特殊的情况，正常的情况下边州不仅要积极通报相关情况，而且还负有接待周边民族使团的外事责任。

四　结语

北朝至隋唐时期的朔州在军事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形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由其所具有的重要地理位置决定的。对中原王朝来说，攻可以出朔州深入大漠，守可以防御游牧民族南下，故朔州具有中原王朝北大门的重要地位；对北方游牧民族来说，只要拿下朔州，则可以使中原王朝的门户洞开，获取更多的财富和人口，守只要巩固朔州一带的军事战线，就可以保证大漠南北的安全。历史上在这一带爆发的一系列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王朝之间的大规模战争，大都是围绕着这个军事目的进行的。在经济方面，由于朔州地处北方游牧区与农业区的分界线的特殊位置，境内又分布着众多的游牧部落，决定了其社会经济必然呈农业经济与牧业经济并重的特点。由于朔州军事地位的重要性，所以决定了其社会经济只能处于为军事服务的从属地位，这就是历代都在这一带设置大规模屯田的根本原因。在商业贸易方面，由于朔州地处大漠与内地交通咽喉上，又使这里成为中原王朝与北方游牧民族进行边境互市贸易的重要场所。

总之，在北朝至隋唐时期朔州虽然是一个边州，却具有众多普通州郡所不具备的重要地位，在我国历史上具有比较重要的影响。

此外，在宗教文化方面，由于朔州在北魏时期属于京畿地区，北魏统治阶级尊崇佛教的风气对其不能不产生影响，使得这一带佛教文化发展较快，直到唐代这种影响仍然存在。唐人张说在《进佛像表》一文中写道：“去年行塞，至朔州忍辱尼寺，见有高祖、太宗造金像银趺，刻题尊号，彼州士女，屡瞻佛光”云云。说明唐高祖、唐太宗都曾在这里建造过金佛像，并“刻题尊号”，受到朔州士女的顶礼膜拜，张说为了讨好唐玄宗，便将金佛像带回长安，进献给了皇帝[52]。直到唐朝末年，朔州的佛教仍然十分兴盛，据新罗国大臣崔仁的记载，其国国师行寂大师曾到中国学习佛法，到过长安，受到唐懿宗的召见。此后，他游历中国各地，修习佛法，曾在唐昭宗文德二年（889）来到朔州，所谓“初憩锡于朔州之建子岩，才修茅舍，始启山门，来者如云，朝三暮四”[53]。刚刚草创寺院便受到当地人民的欢迎和膜拜，“来者如云”一句，便是当地人民崇佛的生动表现。行寂遍游中国南北各地，其中不乏名刹大寺，而最终选择朔州建子岩创建寺院，显然与这里浓厚的崇佛风气有着一定的关系。如果不是由于唐末战乱，迫使行寂后来不得不离开朔州，返回新罗，被其国王尊为国师，将可以为唐罗佛教文化的交流续写更加辉煌的篇章。

注　释

[1]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44《山西六·朔州》，中华书局2005年，第2035页。

[2]《魏书》卷44《费于传附费穆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1004页。

[3]《资治通鉴》卷175陈宣帝至德元年四月及胡注条，中华书局1956年，第5463页。

[4]《资治通鉴》卷193唐太宗贞观四年二月条，第6070页 。

[5]《新唐书》卷217下《回鹘传下》，中华书局1975年，第6135页。

[6]《旧唐书》卷67《李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2486页。

[7]《隋书》卷39《源雄传》，中华书局1973年，第1154页，中华书局1973年。

[8]《隋书》卷60《于仲文传》，第1454页。(www.xing528.com)

[9]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44《山西六·朔州》，第2034页。

[10]《隋书》卷30《地理志中》，第860页。

[11]《魏书》卷74《尔朱荣传》，第1646页。

[12]《魏书》卷2《太祖纪》，第36页。

[13]《魏书》卷3《太宗纪》，第63页。

[14]《魏书》卷4《世祖纪》，第98页。

[15]《魏书》卷106上《地形志二上》，第2498页。

[16] 拙作：《论隋唐时期的行台省》，《渭南师院学报》1993年第2期。

[17]《册府元龟》卷119《帝王部·选将一》，中华书局1960年，第1428页。

[18]《隋书》卷39《源雄传》，第1154页。

[19]《册府元龟》卷397《将帅部·怀抚》，第4723页。

[20]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44《山西六·朔州》，第2034页。

[21]《册府元龟》卷414《将帅部·赴援》，第4930页。

[22]《册府元龟》卷410《将帅部·壁垒》，第4876页。

[23]《册府元龟》卷359《将帅部·立功十二》，第4265页。

[24]《资治通鉴》卷88晋愍帝建兴元年胡三省注：“宋白曰：唐振武军，旧单于都护府，即汉定襄郡之盛乐县也，在阴山之阳，黄河之北，后魏所都盛乐是也。唐平突厥，于此置云中都督府，后改单于府。”第2806页。盛乐城位于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西北，然这一段话却没有说明振武军始置时间。关于其始置时间，吴廷燮《唐方镇年表》卷1《振武》条记其始置于至德元载（756），中华书局1980年，第161页。《资治通鉴》卷220唐肃宗乾元元年（758）条载：“是岁，置振武节度使”，第7066页。两种说法明显不同，由于史料缺乏，尚无法判定哪种说法更为准确。

[25] 郑天挺等主编的《中国历史大辞典》第2433页说：振武军置于唐乾元元年（758），治所单于都护府，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西北，广德二年（764）并入朔方节度使。此说若通，则振武军当是在大历十四年（779）再次复置时，治所有所改变，迁至今内蒙古托克托县附近。

[26]《新唐书》卷39《地理志三》载：“马邑，中，开元五年析善阳于大同军城置。”第1007页。说明马邑县与大同军同城。从石雄在这里出兵袭击回鹘牙帐的情况看，最迟在会昌初振武军的治所就已经内迁到马邑了。

[27] 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14《河东道三·朔州》，中华书局1983年，第408页。

[28]《北史》卷20《罗结传附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756页。

[29]《北史》卷99《突厥传》，第3297页。

[30] 以上均见《资治通鉴》卷178隋文帝开皇十九年十月胡注，第5568页。

[31]《通典》卷194《边防典十·北狄一》，中华书局1988年，第5301页。

[32] 雍正《山西通志》卷22《山川六·朔州》，第542册，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603页和第695页。

[33]《隋书》卷55《乞伏慧传》，第1377—1378页。

[34]《通典》卷179《州郡典九·马邑郡》，第4743页。

[35]《北齐书》卷4《文宣纪》，中华书局1972年，第58页。

[36]《北齐书》卷17《斛律金传》，第219页。

[37]《北齐书》卷17《斛律金传》史臣赞曰，第230页。

[38]《旧唐书》卷83《张俭传》，第2776页。

[39]《旧唐书》卷83《张俭传》，第2776页。

[40]《资治通鉴》卷196唐太宗贞观十五年正月条及胡注，第6165页。

[41]《隋书》卷74《赵仲卿传》，第1696页。

[42]《北史》卷74《郭衍传》，第2546—2547页。

[43]《隋书》卷24《食货志》，第681页。

[44]《旧唐书》卷83《张俭传》，第2775页。

[45]《新唐书》卷53《食货志三》，第1373页。

[46] 雍正《山西通志》卷32《水利四·朔州》，第543册，第98页和第99页。

[47]《隋书》卷47《柳机传附柳謇之传》，第1275页。

[48]《隋书》卷67《裴矩传》，第1582页。

[49]《旧唐书》卷83《张俭传》，第2776页。

[50]《唐会要》卷98《回纥》，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2071页。

[51]《旧唐书》卷83《张俭传》，第2775页。

[52]《全唐文》卷223张说《进佛像表》，中华书局1983年，第2249—2250页。

[53]《全唐文》卷1000崔仁《新罗国故两朝国师教谥朗空大师白月栖云之塔碑铭》，第10359—10361页。

（杜文玉，陕西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