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分体学史：文化传承与发展

一、理论贡献：文以明道

韩愈（768—824），字退之，河阳（今河南孟县）人，郡望昌黎。贞元八年（792）进士。生当中唐时期，经历代宗、德宗、顺宗、宪宗、穆宗五朝，主要仕于德宗、宪宗、穆宗三朝。贞元末，上书言事，被贬阳山令。宪宗时，累官至太子右庶子、刑部侍郎，因谏佛骨事，贬潮州刺史。穆宗时，召为国子监祭酒，历京兆尹及兵部、吏部侍郎。韩愈推尊儒学，力排佛老，以继承“周公孔子之道”为己任，倡导了唐代的古文运动。作品有《昌黎先生集》40卷，《外集》10卷。

“文以明道”。这是韩愈在文章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上所作出的一个重要命题。从内容与形式的关系看，道即内容，文即形式。韩愈在当时“明道”是要批判骈体文的“无道”——内容空洞，言之无物，同时“明道”还有反对分裂、维护纪纲等一系列重大内容，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和针对性。

含英咀华，闳中肆外。这是韩愈在古文创作上的创造性的命题。韩愈与泥古的古文家们的最大区别是重道不轻文。在继承传统上，也不是泥古不化，唯古唯是，而是广泛师承，从善如流。《进学解》中他已表明自己对文学遗产的正确态度：“先生之于文，可谓闳其中而肆其外矣。”韩愈不仅对儒家经典认真钻研学习，对其他文章文体，均取其所长，为我所用。对于好的骈文，则照样赞赏，如对王勃《滕王阁序》就表示“壮其文辞”（《新修滕王阁序》）。韩愈的古文更是汲取了骈文的合理的修辞手法，注意散中有骈，骈散相间，文气自然，恣态横生。从而避免了泼洗澡水连同婴儿一同泼掉的失误，使古文真正成为文学之林中最健康最富生命力和表现力的一种文体。(www.xing528.com)

自树立，不因循，贵在创新。这是韩愈古文革新成功的法宝。在《答刘正夫书》中，他清楚地阐明了继承与创新的关系：“或问：为文宜何师？必谨对曰：宜师古圣贤人。曰：古圣贤人所为书具存，辞皆不同，宜何师？必谨对曰：师其意，不师其辞。又问曰：文宜易宜难？必谨对曰：无难易，惟其是尔。……然则用功深者，其收名也远。若皆与世沉浮，不自树立，虽不为当时所怪，亦必无后世之传也。……能者非他，能自树立，不因循者是也。”从继承看，首先要师古圣贤人之文，但不是字模句拟，而是学其精神实质；学习是为了创新，为了自具面目。韩愈的“复古”与“拟古、泥古”的界线由此判然可分。

在语言上，韩愈的主张尤为鲜明。一是“唯陈言之务去”（《答李翊书》），“不蹈袭前人一言一句”（《樊绍述墓志铭》）。什么是“陈言”？骈体文那些浮词丽语是陈言，古老的经典之言也是陈言。“套语”也是“陈言”，包括那些熟滥的词汇、格式、文章结构等。务去之，则必须自出新语，核心是独创、原创。而这正是艺术的生命力所在。二是“文从字顺”。陈言务去的正面是词必己出，己出之词是否就一定好？不见得。很多古文家多己出之词但并未写出好文章。所以，韩愈强调“文从字顺各识职”。这是对词必己出的补充。既要出新，又要合乎语法，顺适自然。

对文章气势的形象化阐释，即“气盛言宜”说的提出，是韩愈的又一贡献。“气”是中国文论的一个重要范畴。孟子讲“养浩然之气”，曹丕提出“文以气为主”（《典论·论文》）。“气”是什么？“气”在文章中具有什么样的作用？众说纷纭。韩愈对此有一精彩的比喻兼顾二者：“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答李翊书》）气即精神状态，是道德学识修养的外现。有了这个基础，“何患无辞”！何虑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韩愈形象生动地揭示了作者的精神状态与文章的语言形式之间关系，对古文创作具有指导性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