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分体学史：骈体之赋形成与发展

四、骈体之赋

骈体之赋即骈赋，最初又名俳赋，是元代祝尧在《古赋辨体》中首先提出来的。他说司马相如《子虚》《上林》“其中间之赋，以铺张为靡，而专于辞者，则流为齐梁初唐之俳体”。由于俳体之称在古代含有诙谐、调笑、体格低卑等意，清人于是从柳宗元《乞巧文》所谓“骈四俪六”中取出一个“骈”字，来为齐梁以来盛极一时的赋体命名，从而突出了这一体式的典型特点。

骈体赋是继古体文赋、骚体赋和诗体赋之后，在魏晋南北朝时逐渐形成并获得极大发展的一种新型赋体。它在体式上的最大特征，便是充分利用汉字单音独体便于两两相对的特性，在句式、语词、用意和声调上形成奇偶迭用、虚实相间、轻重悉异的和谐与匀称。

首先是句式的偶对，这是骈体赋最基本的形式。在句式的偶对中，又有单句对、双句对和长隔对三种类型。其中单句对又是基础，如谢庄《月赋》：“增华台室，扬采轩宫。”鲍照《芜城赋》：“廛闬扑地，歌吹沸天。”这种形式在古体文赋中已十分多见，在骈体赋中更是比比皆是。双句对即隔句对，指一、三句相对，二、四句相对。如庾信《哀江南赋》：“将军一去，大树飘零；壮士不还，寒风萧瑟。”萧纲《采莲赋》：“荷稠刺密，亟牵衣而绾裳；人喧水浅，惜亏珠而坏妆。”这种形式在成熟的骈体赋中最为普遍，而上下句的字数也逐步固定于四六，即上四下六。前人把骈体文称作四六，多指此而言；后来这也成了骈体赋的主要句形。长隔对在早期骈体赋中较为多见，其例如潘岳《笙赋》：“凄戾辛酸，嘤嘤关关，若离鸿之鸣子也；含妚啴谐，雍雍喈喈，若群雏之从母也。”陆机《文赋》：“沉辞怫悦，若游鱼衔钩，而出重渊之深；浮藻联翩，若翰鸟缨缴，而坠曾云之峻。”

其次是语词的偶对，其基本要求是上下两句中同一位置的用词，必须属于相同的词性，即名词对名词，动词对动词，形容词对形容词，数量词对数量词，方位词对方位词，虚词对虚词，连词对连词等。如庾信《小园赋》“一寸二寸之鱼，三竿两竿之竹”中，一寸二寸与三竿两竿，为数量词之对；鱼与竹为名词对。江淹《别赋》“闺中风暖，陌上草薰”中，闺与陌、风与草是名词对，中与上是方位对，而暖与薰又是形容词对。又如谢灵运《长溪赋》“潭结绿而澄清，濑扬白而载华”中，潭与濑为名词对，结与扬、澄与载为动词对，绿与白是色彩对，清与华又是形容词对，如此等等，都须一一相对，句式因而整齐工丽。(www.xing528.com)

用意对则指前后句所使用的典故或成语，要么是同意补充，要么是反意相形，从而产生意蕴上的两两相对。同意补充即传统意义上的所谓正对，其例如庾信写江陵百姓被掳入关的惨状：“逢赴洛之陆机，见离家之王粲。莫不闻陇水而掩泣，向关山而长叹。”（《哀江南赋》）前后句分用陆机赴洛、王粲离家典，强调了背井离乡的悲戚。其他如谢惠连《雪赋》“岐昌发咏于来思，姬满申歌于黄竹”、鲍照《舞鹤赋》“入卫国而乘轩，出吴都而倾市”等，都是。反意相形即所谓反对，除前引陆机《文赋》以“沉辞怫悦”与“浮藻联翩”相形外，陶渊明《闲情赋》所设“愿在裳而为领，承华首之余芳；悲罗襟之宵离，怨秋夜之未央”等十愿先正后反，以及庾信《哀江南赋》所谓“侍戎韬于武帐，听雅曲于文弦”用文武相对，都属于这类反意相形的例子。

总之，偶对是骈体赋的第一要素。唐代日本学者遍照金刚在《文镜秘府论》中曾把六朝诗赋中的对偶方式总结为29种，以上只是其中最主要的几种。

另外，骈体赋在声韵方面，还追求“同声相应”和“异音相从”的协调与和谐。赋是韵文，因而在发展过程中不能不受到诗在音韵声调方面的影响。齐梁时期，沈约创立“四声”说，为便声调和谐，并已开始注意到把它归纳为平仄的二元化问题。骈体赋在这时除了沿习诗歌押韵的“同声相应”外，也出现了讲究平仄的“异音相从”现象。例如庾信的《春赋》，就基本上达到了这一要求：“出丽华之金屋（仄仄平平平仄），下飞燕之兰宫（仄平仄平平平）。钗朵多而讶重（平仄平平平仄），髻鬟高而畏风（仄平平平仄平）。眉将柳而争绿（平平仄平平仄），面共桃而竞红（仄仄平平仄平）。影来池里（仄平平仄），花落衫中（平仄平平）……。”故许梿评《玉台新咏序》称“骈语至徐庾，五色相宜，八音迭奏，可谓六朝之渤澥，唐代之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