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尔斯泰作品与思想矛盾的表现理论和文学的自觉时代

从聂赫留朵夫形象看托尔斯泰的作品与思想的矛盾

《复活》构思于1889年，完成于1899年，是托尔斯泰在72岁高龄时所作，也是他一生中最后一部长篇小说。这部小说，代表了俄国文学批判现实主义的最高峰，无论是思想深度，还是精湛的艺术技巧，都代表了托尔斯泰长篇小说的最高成就。正如列宁所指出的：“托尔斯泰极其熟悉乡村的俄国，熟悉地主和农民的生活。他在自己的艺术作品里对这种生活描绘得这样出色，使这些作品列入世界优秀的文学作品里。”又说，这位“天才的艺术家，不仅创作了无与伦比的俄国社会生活的图画，而且创造了世界文学中第一流的作品”。

《复活》所描绘的情节本身就有深刻的揭发力量。卡秋莎·玛丝洛娃被贵族青年聂赫留朵夫诱奸后，又被他的地主姑母赶走，迫于生计，沦落为娼。后又蒙受图财害命之嫌，被错判四年苦役。虽经聂赫留朵夫四处奔走，终于不得复审改判。这一情节以巨大的逻辑力量，生动地暴露了沙皇俄国的黑暗。托尔斯泰透过这一情节，通过作品中一系列的形象，无情揭露和批判了沙皇俄国整个国家机器的反动本质，暴露了沙皇官办教会的欺骗性和虚伪牲。同时，它也体现了托尔斯泰晚年思想所包含的矛盾：一方面对于贵族资产阶级社会进行无情揭露和猛烈抨击；另一方面又是热烈的宗教道德说教。

《复活》中作者精心刻画了聂赫留朵夫和玛丝洛娃这两个人物形象。这两个人物的命运和生活道路，是19世纪末俄国社会生活某些本质方面的艺求概括。

聂赫留朵夫是个丰满而复杂的典型形象，高尔基在《俄国文学史》中谈到这个形象时指出：“60年来，聂赫留朵夫公爵驰骋于俄罗斯，到处去看看：到农村和乡村小学，到维亚兹玛修道院，到外国，到监狱，到兵营，到内阁，到省长办公室，到农舍，到驿站，到贵族太太的客厅”，“60年来，他的严厉而正直的呼声在呐喊，在揭发一切，他告诉我们俄罗斯生活，几不下于全部俄国文学”。高尔基将托尔斯泰于早期、中期和晚期在一系列作品中，以不同名字出现的自传性的形象都称之为聂赫留朵夫。所以，要认识聂赫留朵夫这个形象，首先就要了解托尔斯泰和他进行创作的时代背景，才能明了聂赫留朵夫这个人物的思想内涵和产生的历史条件。列宁曾阐述过：“列夫·托尔斯泰开始他的文学活动，是在农奴制度还存在的时候，但已经是农奴制度到了末日的时候。托尔斯泰的主要活动，是在俄国历史处于两个转折点——1861年和1905年之间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中，农奴制度的痕迹及其直接的残余渗透了俄国整个经济（特别是农村的）和整个政治的生活。同时正好这个时期是资本主义从下面加劲成长和从上面培植的时期。”列宁将这一时期的俄国革命称为“农民资产阶级革命”。革命的任务是摧毁土地私有制和推翻沙皇专制制度。农民问题是这一时期俄国社会的基本问题，俄国各阶层都密切注视这个中心问题。托尔斯泰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进行写作的。他所塑造的聂赫留朵夫这个艺术典型正是这一时期出现的贵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人道主义者的形象。

作品从三方面来写这个人物。首先，在他进入军队之前是一个具有民主主义思想的有为青年。当时他受斯宾塞《社会静力学》中关于土地不容私有理论的影响，因此决定放弃“土地私有权，把他从其父亲名下继承下来的土地赠送给农民”。正是由于这种纯真的感情，所以他与美丽而善良的卡秋莎·玛丝洛娃发生了纯洁而蒙的初恋。但是，在他到彼得堡和军队后，他变了，变得放荡不羁，成为十足的公子哥儿，更由于家庭的影响，他父亲、叔叔的所作所为，使他犯下了诱奸卡秋莎·玛丝洛娃的罪孽。即使这样，他还是觉得他的行为是极其恶劣、卑鄙、残忍的，这说明他的良心还没有完全泯灭。所以，才会有以后的“复活”和忏悔。

作品着重写的是聂赫留朵夫在脱离军队以后的经历。这时的聂赫留朵夫观察了压迫者的残忍和农民濒于死亡的厄运，看到了俄国上流社会腐败的黑暗现实，开始厌恶这个社会。而且当他在法庭上意外地看到卡秋莎·玛丝洛娃时，更感受到了由于他的卑劣行为造成卡秋莎·玛丝洛娃残酷命运的罪孽。因此，他开始了忏悔，实现其“道德上自我完善”的过程。(www.xing528.com)

于是，通过聂赫留朵夫的眼睛和他的足迹，我们看到了19世纪末沙皇俄国的现实。在与犯人的接触中，聂赫留朵夫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所谓法律，只不过是维护官僚阶级吸血鬼的工具。由此，他认为，这些法律的制定都是不合理的，应该改变，可是如何改变，他却拿不出一个正确的方案。同时在赴西伯利亚的途中，他又更广泛深入地接触了社会现实，看到了更多的不合理之处，他“看出人吃人的行径并不是在原始森林里开始，而是在政府各部门、各委员会、各司局里开始的”。从这可以看出，聂赫留朵夫正在与自己的出身阶级决裂，开始寻求一种新的人生道路，但由于阶级和世界观的局限，他所寻求的是从《福音书》中解脱一切，宣扬“勿以暴力抗恶”“爱一切人”的人道主义思想和“道德上自我完善”的道路。

这就是《复活》中的聂赫留朵夫的形象。从这个形象身上我们可以发现作者托尔斯泰自己的影子。他深刻地描写和揭露了俄国社会的现实，淋漓尽致地写出了这个腐败社会的一切机构的荒谬。让我们来看看法庭审讯一场吧：法庭上的官吏，上至庭长，下至陪审员，无一不是一副令人可憎的面孔。好色的庭长为了赶快审完卡秋莎·玛丝洛娃的案子，好在六点钟以前去会见他的瑞士红头发的情妇，便不向陪审员解释玛丝洛娃“没有杀害人的意思”。副检察官布列威在玛丝洛娃待过的妓院里寻欢作乐了一夜，以致在开庭前还不知道案情……还有聂赫留朵夫在为玛丝洛娃上诉奔走中，所见到的一切。说明残忍冷酷，昏聩腐败，绝不是个别官吏，而是从地方到中央、从外省到首都整个官僚集团所共有的腐朽黑暗的政治本质，从而揭露了正是这个反动、腐败、黑暗的社会造就了这一批无耻之徒。纵观全篇，作者揭露得深刻，批判得入木三分，充分体现了作者宗法制农民的思想。

同时，在《复活》中，又深刻反映出托尔斯泰思想的矛盾性和复杂性。这是同他所处的时代与阶级的局限有关的。托尔斯泰出身于贵族阶级，虽然他力图背叛他所出身的阶级，但是还是找不到正确的出路。这就导致了他的作品思想的矛盾。在《复活》中，一方面他把当时的上流社会揭露、批判得体无完肤；另一方面，他给解救这个社会所开的药方是可笑的。那就是聂赫留朵夫所追求的“爱一切人”“勿以暴力抗恶”，向上帝忏悔罪过，以求实现其“道德上自我完善”。正如列宁在《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一文中写道：“一方面，无情地批判资本主义剥削，揭露政府的暴力，法庭和国家管理机关的滑稽可笑，揭示财富的增加和文明的成就与工人群众的贫困、野蛮和痛苦的增加之间的矛盾是何等的深刻；另一方面，痴呆地鼓吹‘不用暴力去抵抗恶’。一方面，是最清醒的现实主义，撕毁一切的假面具；另一方面，鼓吹世界上最混蛋的一种东西，即宗教，企图用信奉道德的神父来代替官方的神父，这就是说，培养一种最巧妙的，因而是特别恶劣的神父主义。”这段话十分精辟地说明了托尔斯泰在《复活》中所反映的世界观的矛盾与局限。

综上所述，我认为造成托尔斯泰作品和思想这种深刻矛盾的原因是：

托尔斯泰生活在俄国社会的转折时期——从农奴制转变为资本主义时期。这个时期的俄国社会生活患着双重的“时代癌症”，即农奴贵族堕落无耻与新兴资产阶级的贪婪凶狠，这二者交织而成俄国上层社会的腐朽和整个社会的不合理。托尔斯泰从人道主义出发（也即从当时的农民的立场和眼光出发）看到了这种腐朽和不合理的现实，看到了人民在上述双重压迫下的痛苦生活，他想进行狠狠地揭发和批判。但是，第一，他看不到在这种不合理现象的帷幕的背后正酝酿着一场历史进步——从农奴制转化为资本主义，所以他在作品中不能进行历史的批判，而着重于道德的批判（历史的标准与道德的标准之间既统一又存在矛盾的现象，这在中外文学巨著中是经常见到的）；第二，由于历史与阶级的局限，他还拿不出批判这种不合理的社会的思想武器，所以他只好到自己所同情的农民的思想武器库中——俄国传统文化思想武器库中——说到底是到宗教的宿命论中去找寻批判的思想武器。正是由于这种原因，托尔斯泰的作品反映现实是真实的，揭露是深刻的，但他的历史的批判还是软弱的，而他的思想却是落后的，某些哲学思想甚至是反动的。

198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