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义兼顾，信美并融——文化传播美学与诗歌翻译

（一）形义兼顾求“信”美

毫无疑问，诗歌的本义、内容在翻译中要完整地传达给读者，这是一个译者最起码的工作任务。从19世纪末严复提出“信、达、雅”的翻译标准，直至今天我国通用的基本翻译标准：准确和通顺，都是要求翻译作品至少要忠实于原作。但是，具体到诗歌翻译中来说，忠实于原作的要求，应该还要包括相对其他文体更为强调形式对等的美学概念。

目前，翻译界有一种观点认为：在诗歌翻译中，如果注意形式，就必然影响对内容的传达，因此，宁可舍弃形式，也不能“因形害义”。但作者表达思想总要采用某种手法，手法不同，效果必然两样。因此，译者要在译语许可的范围内，尽量保存原作的表现手法。当然，笔者并不认为可以“因形害义”，而是认为对翻译工作的一些基本原则不应人为地将它们割裂开来，取其一端以适应自己的需要。由于诗歌有多种体裁，尤其是中国古代诗歌，大有诗、歌、词、曲之类，小有三、四、五、七言之分与律、绝之别等等，形义并求有较大难度，要绝对地在不影响内容丰富性的情况下将其形式照译出来很难做到，但正因为有难度才需要我们更严格地要求自己。如果对此不予理会，比如“把中国（古典）诗词译成散体或分行散文，无论传情达意的程度多么高，也译不出原文的‘诗味’”^[2]，也就无法让外国读者真正认识中国诗歌的面目、精奥，从而失去了翻译的意义。因此，笔者是赞成对韵体诗尽量以韵体译，对格律体诗尽量以格律体译的，简单说，就是真正的“以诗译诗”。刘英凯先生曾批评格律派译诗有“六大弊端，其中首当其冲的就是减码、超码”^[3]。笔者也承认，以格律体译诗确实不可绝对避免增、减码翻译乃至其他四大弊端存在的可能。但如译者“独出心裁”，则以自由体译的诗同样不能免此弊端，试看翁显良先生所译李白《朝发白帝城》一诗：

原诗：

朝辞白帝彩云间，

千里江陵一日还。

两岸猿声啼不住，

轻舟已过万重山。

翁译为：(www.xing528.com)

Homeward!

　　Good-bye to the city high in the rosy clouds of dawn.

　　Homeward，out the gorges，out today！

　　Let the apes wail. Go on.

　　Out shoots my boat. The serried mountains are all behind.

此译诗中，译者连用三个“out”，翁先生视为得意之笔，笔者就不敢苟同，想必刘英凯先生也应有同感。可见，是否有超、减码等毛病并不与是否取格律体译诗有必然联系，而为了照顾形式的偶然性超、减码，其害处也并非那么可怕。中国古文中不是也经常有为照顾双音词习惯而添加的无义虚词吗？我们读起来不是感到更顺口吗？故此我认为因照顾形式而必要的超、减码是否有害，关键在于看是否因此损害了原文，包括内容、意象、境界、神韵等等，不必一概抹杀。格律派译诗其实讲究的也就是对格律体诗歌应尊重形式，一并照译。这种格律体照译也并非是要像20世纪初少数学者以中国古体诗形式译外文诗那样生搬硬套，而是在对应译文中尽量采用“自创”的类似格律形式。这方面有卞之琳先生“把英语格律诗译成汉语白话格律诗”的实践为反证，其译派基于只有尽可能相似地模拟原诗的形式，才能较为圆满地传达原诗的内容的理论正可作为“把汉语旧体格律诗译成英语格律诗”的一个类比。

对诗歌形式上的“信”还应包括格式之外的对诗中句法、用词的忠实。仍以翁译《朝发白帝城》为例，译诗的“意象”是有了，但这首诗译出来后看起来究竟是李白诗作，还是翁显良诗呢？反正笔者从中是一看不到中国古诗的形式美及特色，二看不到李白个人用词、造句风格，只是看到了翁先生得李白意象之“神”的“翁译风格”。这正如美国翻译理论家奈达所指出的：“某些翻译理论家有时为了照顾内容而忽视了风格，或因为表现风格而牺牲了内容，这都是不可取的。思想内容及其表现风格均为各种文章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只有在翻译过程中，把交流思想的这两个方面创造性地结合起来，才能称是成功的译文”。我对翁先生的学识、才华是很佩服的，对他的“译诗重意象”说也非常赞同。但这就牵涉到译诗的审美要求层次问题。笔者认为：译诗的审美要求不应是单一的，而应是多重复合，逐级递进的。意象固然重要，所谓“得其精神者也”，但若“肉体”不存，“神”将焉附？因此译诗要求还应从忠实于原作基本内容出发再谈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