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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传播美学与诗歌翻译:传播与美学的历史与趋势

时间:2023-07-21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一)传播与美学美学研究的历史悠久,而传播学是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才开始萌芽的新兴学科。事实证明,“诉诸感情”的方式更为符合传播美学要求,因而更为有效。综上,美学必然地渗透到了传播学的学科领域,而传播学与美学的联姻是传播学从低级向高级迈进的必然趋势。理想的传播内孕真、善、美于一体,这使得传播过程审美化,凸现人类文明的精神希冀,同时也指示了传播美学的研究和努力方向。

文化传播美学与诗歌翻译:传播与美学的历史与趋势

(一)传播与美学

美学研究的历史悠久,而传播学是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才开始萌芽的新兴学科。这两种学科之所以能够在当今出现合流互动的现象和趋势,一是美学和传播学都在不同的程度上借鉴了社会学、心理学管理学等诸多人文科学的理论思想;二是美学与传播学在进行深入研究时都不得不对受众进行重新定位和研究,并涉及一些深层次的哲学问题;三是人类传播行为必然离不开美的要求,传播与美学的联系是内在的,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即传播的美学本质。

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认识传播接受与美学的必然关系:

其一,语言符号具有暧昧性和多义性,这种暧昧性和多义性有时会成为人们之间沟通意义的障碍,但人们可以借助传播过程中的其他条件或情境来消除语言符号的暧昧性和多义性。不仅如此,人类还能积极地利用这种暧昧性和多义性来创造和表达新的意义。在具体的社会传播活动当中,参与或介入进来的并不仅仅是符号本身的意义,还有传播者的意义、受传者的意义以及传播情境所形成的意义等等。传播学研究表明,受众的群体背景或社会背景是决定他们对事物的态度和行动的重要因素,这种影响有时甚至超过大众传播的影响。20世纪40年代,P.F.拉扎斯菲尔德等人进行的IPP指数(Index of Political Pre-disposition,即“具有政治倾向指数”)分析证明,受众在接触大众传播的信息时并不是不加选择的,而是更愿意选择那些与自己的既有立场和态度一致或接近的内容加以接触,而对与此对立或冲突的内容有一种回避的倾向。他们把这个结论称为“选择性接触假说”(“hypothesis of selective exposure”)[5]

其二,依据德国社会传播学家鲁曼提出的双重偶然性(double contingency)概念,即传播的双方都存在着不确定性,因此,通过传播所作出的选择有遭到拒绝的可能性。双重偶然性是人类社会信息系统所特有的属性,这与它是以人为主体的活动有关。人类的活动不仅受到生物运动规律的制约,而且受到精神和心理的运动规律的制约,这样影响社会信息系统运动及其结果的变量就更多、更复杂。双重偶然性的存在说明,社会信息系统是一个多变量的系统,这些变量如果处理不当,便会引起传播障碍和传播隔阂。(www.xing528.com)

其三,日本学者太田敏诚认为,社会信息系统的运行是一种以人为主体的不断生产、传达、加工和储存信息的活动……而人的认知、记忆、学习、传播、推理都是具有可塑性的。有了这种可塑性和创造性,人类就能不断发现和克服社会信息系统的障碍因素和传播隔阂,使之不断走向完善。传播障碍包括结构与功能障碍,如传播制度是否合理、传播渠道是否畅通、信息系统的各部分的功能是否正常等等;传播隔阂则包括个人之间的隔阂,个人与群体的隔阂,成员与组织的隔阂,群体与群体、组织与组织、世代与世代、文化与文化之间的隔阂等等。由于社会信息系统的参与者——无论是个人、群体还是组织——都是具有特定利益、价值、意识形态和文化背景的主体,这里的传播隔阂,既包括无意的误解,也包括有意的曲解。因此,传播学必须通过对该系统及其各部分的结构、功能、过程以及互动关系的考察、探索,去发现克服传播障碍和传播隔阂的科学方法。

其四,耶鲁大学心理学教授C.I.霍夫兰提出:传播效果的形成并不简单地取决于传播者的主观愿望,而是受到传播主体、信息内容、说服方法、受众属性等各种“条件”的制约。如:在面临需要“打动”传播对象情况的时候,人们通常有两种做法:一种是通过冷静地摆事实、讲道理,运用理性或逻辑的力量来达到说服的目的;另一种是主要通过营造某种气氛或使用感情色彩强烈的言辞来感染对方,以谋求特定的效果。1936年,精神分析学家H.H.哈特曼等人利用德国议会选举的机会进行了一次实验:哈特曼设计了两种号召选民支持社会党的宣传小册子,一种采取“诉诸理性”的方法,内容以介绍社会党的纲领政策为主,试图以政策的合理性来说服选民;另一种采用“诉诸感情”的方法,强调如果社会党败北会“给德国带来可怕的危机”,试图用一种“赴国难”的气氛来感染选民。实验以向居民散发小册子的方式在三个选区进行(其中一个区为对照区,未散发任何小册子)。最后的选举结果是,在散发了“诉诸感情”小册子的选区社会党选票增长率最高,散发了“诉诸理性”小册子的选区增长率居中,而在未散发小册子的小区增长率最低。类似的研究还有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关于“战时超额利税”宣传的一项调查。同哈特曼一样,调查人员设计了“诉诸理性”和“诉诸感情”两种宣传品分发到调查对象手中,翌日再登门面访征求人们对实施该税的意见。这次实验的结果也是“诉诸感情”的效果好于“诉诸理性”。事实证明,“诉诸感情”的方式更为符合传播美学要求,因而更为有效。

其五,康德考察过人类的知、意、情,对人类的认识能力、道德观念和审美活动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与论述,从中指出人类的审美情感、人类对美的体悟和追求,与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和自身意志实践要求是相互制约、彼此渗透和有机统一的。因此,想要取得更好的传播效果,就必须借鉴接受美学的方法论,认真分析和研究审美主体,即受传者,使得传播内容与形式更好地适应不同群体的受传者,从而让传播与美学相得益彰。

综上,美学必然地渗透到了传播学的学科领域,而传播学与美学的联姻是传播学从低级向高级迈进的必然趋势。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美的事物作为传播活动中的审美信息,不断地为历代人们所欣然接受,不符合人们审美观念的传播却只能随着历史的发展而湮灭(对“丑”的事物的传播通过对美的反向证明和映衬而流传,其实质仍是对美的传播)。审美观念属于世界观范畴,它指导和制约着人们在传播活动中审美过程的每一个环节。传播史就是受众的审美文化心理包括审美趣味、审美理想、审美价值和审美标准不断发展的历史。传播在各个方面向着美的方向不断扩展,各个方面以美为指导,并且各个方面构成的整体又具有统一和谐之美。理想的传播内孕真、善、美于一体,这使得传播过程审美化,凸现人类文明的精神希冀,同时也指示了传播美学的研究和努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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