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洋记》:由明代文学与文化启发的创作成果

(三)《西洋记》的本事与创作意图

罗懋登编撰的《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写明初郑和、王景弘等人下西洋，“极天之西，穷海之湄”^[7]，通使三十余国之事，而穿插许多神魔故事和奇闻异事。郑和下西洋，实为航海史上之盛事，“声威所被，遂成为一般民间传说的中心”^[8]。“委巷流传甚广。内府之戏剧，看场之平话，子虚亡是，皆俗语之流为丹青耳!”^[9]《明史·宦官列传·郑和传》载其事迹云:

和经事三朝，先后七奉使，所历占城、爪哇、真腊、旧港、暹罗、古里、满剌加、渤泥、苏门答剌、阿鲁、柯枝……凡三十余国。所取无名宝物不可胜计，而中国耗废亦不赀。(www.xing528.com)

传中所涉及的三十余国，《西洋记》中均有描述。各国风俗人情、天时地理的描写，也非虚构。有关各国的情况，在郑和的随员马欢著《瀛涯胜览》和费信著《星槎胜览》等书中，有实录性的记载。郑和下西洋的事实本身，就具有重大的社会意义，对沟通中西文化、开发南洋诸国，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人民盛传其事、作家予以描述颂扬，是很自然的。《西洋记》的主要素材来源，是《瀛涯胜览》和《星槎胜览》两书，^[10]杂采民间传说和笔记小说中的故事，有些奇事异闻也有所本，如第二十回李海飘流荒岛杀蟒取珠的故事，即根据陆采《冶城客论》中“蛇珠”条所记奇闻推演而成。书中的主要人物形象，如郑和、王景弘，固然是真实的历史人物，即便是被描写成佛的化身的金碧峰长老，也确有其人，郎瑛引《客座新闻》所记，《图书集成·职方典·江宁府》，均有记载。

罗懋登创作《西洋记》的意图，是有感于嘉靖以后国势衰微，想通过郑和下西洋事，重振国威，希望当事者奋发图强。书的卷首有作者写于万历丁酉岁(万历二十五年)秋的自序《叙西洋记通俗演义》，盛赞郑和、王景弘下西洋历国三十余之功业，而感叹今日之危机:“今日东事倥偬，何如西戎即序，不得比西戎即序，何可令王、郑二公见，当事者尚兴抚髀之思乎!”这正是本书的“画龙点睛”之笔。但由于作者思想认识、艺术表现手法等多方面的原因，没有能很好地体现其创作意图，存在着明显的缺点。例如通过金碧峰长老表现出来的“佛”有超人力量，宣扬业果的人生哲理，还有所谓儒释道三教同流的说法，华夏正统观念，以及酆都国的描写，多有荒诞不经的败笔。在艺术上，构思奇特，情节曲折，但缺乏细节描写和人物性格刻画。战争描写则多承袭《三国演义》、《西游记》和《封神演义》而无创新、少变化，文词也欠工，情节亦多枝蔓，艺术魅力不强。^[11]唯其诙谐与讽刺，尚有新颖之感，例如几位“公公”关于人虎的对话:“古人是兽面人心，故此尽得为神……这如今的人，都是人面兽心，故此不得为神”，“原来世情看冷暖，人面逐高低，都是顶冠束带的做出来”。能于肤泛的议论中见其深意，“五鬼闹判”，描写姜老星等五鬼，不服判决，往复辩难，于诙谐风趣中包含深刻的寓意，至于“真人与神人杂陈，史实与幻想并列”的浪漫主义创作方法，既是神魔小说的传统，也有作者的创造，而旨在抒发愤懑之情。《西洋记》虽然有许多缺点，但仍不失为一部有影响的长篇神魔小说，在小说史上有其一定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