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的思想高度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

从新的思想高度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

我们应当从新的思想高度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在中国进入新的历史时期的今天，这既是为了进一步总结新文学发展的经验教训和规律，又是为了造成一种比较开阔、更加科学的文学观念，促进社会主义文学思想和艺术水平的提高。

长期以来，我们的现代文学史研究工作，花费了许多精力来说明新文学在30年里，怎样不停地追随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步伐前进，文艺思潮和文学运动因此不断出现新特点，作品因此不断获得新思想、新题材。这样的研究，当然是有事实做基础的，也是有益的；它可以帮助我们认识新文学发展的一些重要的特点，从特定的角度对作家和作品做出评价。但这里有一个矛盾，就是有些现在大家已经公认其优秀和重要的作品，恰恰并非出自追随革命最紧的作家笔下，不属于追随革命最紧的作品。这就使得我们的现代文学史著作出现了“破绽”：一方面，它们为一些作家作品列出专章专节，以显示其重要，同时在具体的论述中，十分注意指出这些作家作品思想的局限。另一方面，它们论述另一些并不享有专章专节的作家作品时，却又着重指出上述思想局限怎样得到了克服，从而给人以后者远比前者优秀的印象。这种情况无可辩驳地表明，我们研究现代文学史的指导思想存在着缺陷。问题究竟在哪里？看来，是在于一种比较狭隘的文学观念限制了我们的眼光，以致我们不能从应有的思想高度，对现代文学史进行研究。

为了具体地说明我们的看法，我们来对以下两个提法做一点比较。一个是恩格斯1895年5月18日给斐·拉萨尔的信里的提法：

德国戏剧具有的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同莎士比亚剧作的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的完美的融合……我认为这种融合正是戏剧的未来。

再一个，是大家熟悉的我们四十年代的提法：

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

这两个提法，都是有关我们应当向文学提出什么样的要求的。它们决非互相排斥、绝对对立，但区别却十分明显。恩格斯的提法，虽然是对戏剧的要求，其原则却适用于整个文学艺术。恩格斯从现实主义的原则出发，提出了文学艺术反映生活的高标准。这就是，它不仅应当使自己具有真实的、丰富的社会生活内容，还应当寻找和选择生活里具有历史的意义的东西，对其中代表历史前进的要求的加以肯定，相反的则予以否定。所以，这个提法，引导着文艺面向生活，向生活的广度和深度开掘。所谓“较大的思想深度”，当然与此不可分割。至于后一个提法，实际上把文艺的内容归结为政治。然而，作为生活的反映的文艺，它的内容，应该是被反映的生活。生活包含着政治，或者说，生活里有具体的政治；但生活不等于政治，文艺的内容也不能简单地用政治来概括。因此，这个以文艺必须从属于政治为前提的提法，不能引导文艺面向生活，广泛地、深入地研究生活。按照这个提法，所谓艺术，也不过是形象化的政治，或政治的形象化而已。

肯定将有许多同志反对我们的说法。他们会问：近好几十年，许多根据“政治和艺术的统一”的要求创作的作品，也许不具备“莎士比亚剧作的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但它们所描写的革命的政治，难道不是生活里最重要的“历史内容”？是的，这是不能否认的，但我们却还要指出以下两点：第一，跟政治不同，文艺揭示生活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不但必须跟具体地描写生活相结合，它还有自己的角度。文艺通过描写人来反映生活，因此，比一般地表现生活里新旧事物的斗争和消长、指示历史前进的方向更重要的，是它应当真正把人的思想性格中，人的灵魂深处，那反映着生活里的历史的内容、因而属于历史的东西揭示出来。而这往往是这些作品所忽视或不易做到的。第二，造成这种情况的重要原因之一，是这些作品描写革命的政治的时候，不可避免地会把重点放到宣传政治的实践目的上，有意无意地削弱对生活本身的真实的、充分的反映，更影响对人物思想性格中属于历史的东西的深刻认识和细致表现。(www.xing528.com)

我们绝不低估文艺反映重大的历史事件的重要性，但根据我们上面的理解，所谓“意识到的历史内容”，跟重大的历史事件决非同义语，有的时候，它倒可能表现在一些平凡的日常现象中。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以鲁迅为代表的一批作家的作品，通过刻画传统思想控制下中国人思想和精神状态的极端麻木，揭露封建专制主义对于人性的压制和毁灭，发出要求人性解放的呼喊，就正抓住了当时中国社会生活中最主要的历史的内容。我们党领导人民从事几十年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斗争，也可以说，是为了在一定的历史阶段上实现这一要求。五四时期的作家，还没有一个是无产阶级革命作家，但他们处在封建专制主义的压迫之下，一旦有了民主主义的觉悟，也就自觉到了这种历史的要求。

到了三十年代，一方面有革命文学的发生和发展，这是试图参与创造历史的文学。另一方面，像巴金、老舍、曹禺这样的作家却通过描写现实生活中至少暂时跟叱咤风云的无产阶级革命英雄无缘的人物，从另一个角度，更深刻地揭示了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社会生活中属于历史的内容。在这点上，新文学的进步极为显著。虽然二十年代的优秀作品，已经赋予了要求人性解放的主题以悲剧的性质，但正是三十年代这些作家的作品，更具体地展开了那些要求人性解放、进行个人奋斗的人物的历史命运，他们替别人或自己争取人的地位和某种人的价值遭到失败的命运，从而更深刻地表现了时代——一个充满着矛盾的时代，处在巨大的变动之中的时代，已经非对从变动开始以来有过的各种改革思潮作出最后的抉择不可的时代。

而这些作品的一个重要的特点或优点，正在于不仅它们所描写的人物的命运是历史的，它们所描写的人物的思想性格也是历史的。换句话来说，它们所具有的历史内容，乃是十分具体、又十分鲜明地体现在人物的思想性格之中。例如在老舍的《骆驼祥子》之前和之后的许多作品中，我们都看惯了关于中国农民如何眷恋土地的描写。但老舍笔下的祥子，仍有它的深刻性。祥子是个个体劳动者，而在中国，个体劳动者的问题，是一个历史范畴的问题，具有历史意义的问题。老舍本人是未必自觉到的，正是他所描写的“这一个”个体劳动者祥子，标志着中国个体劳动者命运的历史性的转变，标志着由近代和现代各种经济和政治因素造成的中国社会的重大变化。这不就是日常生活现象中真正的历史的内容么？

本文开始所说应当从新的思想高度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指的就是要认识并正确地解释和评价上述新文学发展的事实。这是我们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应有的思想高度，真正历史的高度。须知追随革命的步伐，固然是文学的一种发展，却不等于文学本身水平的提高。文学本身水平的提高，要以它反映生活不断达到新的广度和深度为主要的标志，以它揭示生活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越来越深刻为主要的标志。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过程中从外国舶来过各式各样的主义：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象征主义、现代主义等等。不管对过去这些主义应当给予怎样的评价，也不管人们主张将来的社会主义文学实行怎样的主义，中国现代社会生活的土壤，除了现实主义之外，并不十分适合别的主义的生长，却是一个事实。因此，我们既不能把新文学的历史简单地说成现实主义的历史，又必须肯定，对新文学的发展中现实主义的历史的研究，其意义远远超出对一种一般的文学流派的研究。而文学现实主义的发展，正是跟它结合着对具体的社会生活的越来越充分的反映，越来越深刻地揭示着中国社会一定发展阶段上那“意识到的历史内容”相伴随的。这种发展有几个高峰。第一个高峰，以二十世纪头一个十年末和二十年代上半期鲁迅小说为代表。第二个高峰，以三十年代巴金、老舍、曹禺(还有本文未能论及的茅盾)等的作品为代表。本来，我们从四十年代丁玲的作品（既包括她描写解放区新的人物的特写，也包括她《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等短篇小说，还包括她《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这样的长篇小说），以及其他一些作家的作品。已经看到了出现第三个高峰的苗头。这还是一个特别重要的高峰。因为，这些作品，具体地描写着正使中国改天换地的革命，但它们又要比以政治为内容，一般地表现革命的过程的作品进一步，能够把革命作为一种历史的现象来考察，来认识和反映。在这些作品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是存在于它们对中国这场伟大的革命由历史条件所造成的全部复杂性的认识和描写之中。这种复杂性，又主要表现在革命对待人的态度上：一方面，归根结底革命的目的是为了人；另一方面，种种因素，又使得人的价值仍旧得不到充分的重视。可惜由于客观的原因，这个高峰并没有能够真正形成。

这里的说法肯定又将招来更多同志的反对。他们会问：怎么，照你所说，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对文学的要求，在民主主义作家的作品里，反而比在无产阶级革命作家的作品里实现得好些？这岂不是根本否定世界观对于创作的作用？根本否定文学的阶级的性质？的确，问题也许可以提得这样尖锐。对此我们的回答仍旧是两点：第一，世界观当然是重要的，假使没有革命的世界观，就不会有新文学历史上可惜没有真正形成的现实主义的第三个高峰了，那岂不将造成新文学现实主义发展的更大的缺憾！但我们通常所说的世界观，其实常常不过是指一个人的政治观点而已。政治观点代表着人们对生活中一些最根本的问题的看法，却既不能包括也不能代替对生活的全部认识。所以，有某种革命的政治观点，并不一定就能够敏锐地把握住生活里既十分具体又确实包含着历史的内容的现象。而巴金、老舍、曹禺等作家，在他们所描写的领域里，他们对生活是有着独到的认识和深刻的体验的。这样，如果他们对时代的潮流有所感应，就有可能根据自己的思想水平，揭示出生活的某种历史的内容来。第二，所谓文学的阶级的性质，指的是它所表现的思想倾向或世界观的阶级性质。这里区别当然是客观存在、不可抹煞的，但难道可以仅仅据此来确定作品的优劣和价值大小吗？果真如此，事情未免太简单了。况且，文学的任务，并不在于直接宣传一种世界观，它应当用以发现并揭示生活的历史的内容，影响读者的世界观。所以，是否具有“意识到的历史内容”的问题，仍旧是文学的首要问题。我们看到，在新文学的发展过程中，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社会生活中的历史的内容，正好是经过我们上面所说的现实主义的几个高峰，逐渐被认识和得到表现的。

但无论如何，不能说现实主义跟作家的世界观毫无关系。巴金、老舍、曹禺等作家，既然能够把握到中国社会生活真正的历史的内容，就表明他们的世界观还是有某种值得注意的优点。尽管他们当时还不具备革命的政治观点，这方面甚至有许多错误，但他们却极端憎恨封建专制主义，真诚地关怀人，这无疑是崇高的。然而，也有作家如沈从文，表现着另一种情况。沈从文是一位在新文学史上有过较大影响，却长期未能得到正确评价的作家。他有自己熟悉的生活领域，有自己的描写领域，有叙述故事的才能，描写事物的才能。但他虽然也感觉到人间的不平，并把同情放在被压迫者一边，却缺乏鲁迅乃至巴金、老舍、曹禺等作家那对中国的社会问题，以及中国人的命运问题的真正严肃的、深入的思索；有时还把人性的问题，作为一个抽象的问题来考虑。这就使得他对这些问题认识的深度，受到了限制。他的小说，也因此有生活内容而没有“意识到的历史内容”。他有一些作品，也是以揭露“国民性”的弱点为宗旨的。像《我的教育》中对那些兵们精神的麻木的描写，特别是关于他们怎样对待杀人的描写，人们读后，很容易联想到鲁迅《示众》等小说的有关描写上去。但沈从文不能通过这些现象，揭露传统制度和传统思想从精神上对人的毁灭，以至他的作品，不能跟鲁迅的作品相比。所以，因为政治的原因，或者从文艺从属于政治、必须以政治为内容的观念出发，贬低乃至否定它们，是不恰当的；不管出于什么原因而过高地评价它们，同样不恰当。这些小说是引人入胜的作品，却不是可以算到现实主义的高峰里去的作品。倘使不是这样来认识问题，我们也无法正确地说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

原载《文学评论》198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