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学术史角度观察，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中，本来有两个传统，一个是“论说”的传统，一个是“掌故”的传统，或者说一个“义理”的传统，一个“考据”的传统。“论说”的传统是大传统，“掌故”的传统是小传统。“论说”重议论和立场，“掌故”重事实和人事。所谓掌故一般是指旧人旧事，旧制旧例，历史上的人物事迹、制度沿革等史实或传说。瞿兑之为《一士类稿》所写前言，是一篇关于掌故笔记之学的经典文献。掌故笔记的特点是以当事者叙述经历和文坛现状，偏重人事和内幕事实的叙述，是正史之外极有利于人们判断历史细部、细节及偶然因素的一类文献，晚清以来掌故笔记的兴盛，成为学术传统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中，这个传统在教学体制中并没有太高的地位，但在研究过程中，却成为很难偏废的一种史料，它对研究者回到历史现场、掌握作家、社团和流派间的细微关系都有很大帮助，我们不应当只把这些东西看成是一般的文坛内幕、轶闻传说，而是要在掌握大时代背景前提下，从这些细微史料中养成判断历史人物和历史现象的基本能力。
一个学科如果要发展的平衡，应当是这两个传统都不能偏废。但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学术传统中，“论说”传统很兴盛，“掌故”传统却较为消沉，少数从事史料工作的人，或者从事“书话”写作的人，可能在这方面也没有足够的自觉意识。如果我们梳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现代文学研究的学术传统，大体可以发现“论说”传统是绝对主流，而“掌故”传统还不成系统。无论北大、复旦还是南京大学，就其制度化的学科传统观察，都是“论说”一路，当然这不意味着凡“论说”传统就轻视史料，而是说，“论说”传统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绝对主流后，在制度化的教学体系中，“掌故”之学的地位可能会受到影响。如果我们从杂志的角度观察，改革开放后《新文学史料》代表了“掌故”的传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代表了“论说”的传统。据我所知，凡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人，一般对《新文学史料》的评价要高于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的评价，因为“掌故”是实的，而“论说”则难免流于空疏，当然这个判断只在一般意义上成立。我为什么在讲史料时特别要提出来一个“掌故笔记”之学的概念来呢？主要还是想在我们这门学科中提高史料的学术地位。我一直有个看法，王瑶、李何林几位前辈在建立中国现代文学这门学科时，可能对中国传统学术中的“掌故笔记”之学没有自觉意识，而把思考的重心放在了论说一面。
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建立，不是由知识内在发展要求独立演变过来的，它从一开始就受制于一定的意识形态，最初从事新文学教学的学者是在失去学术自由和独立思考的前提下，按照意识形态的要求来建立这门学科的。王瑶在《中国新文学史稿》的自序中曾说：“1948年北京解放时，著者正在清华讲授‘中国文学史分期研究（汉魏六朝）’一课，同学就要求将课程内容改为‘五四至现在’一段，次年校中添设‘中国新文学史’一课，遂由著者担任。两年以来，随教随写，粗成现在规模。1950年5月教育部召集的全国高等教育会议通过了‘高等学校文法两学院各系课程草案’，其中规定‘中国新文学史’是各大学中国语文系的主要课程之一。”[1]
从王瑶的叙述中可以看出，他对于新文学的选择是有一定的被动性。上世纪五○年代初，王瑶曾想过要离开清华，而去江西的南昌大学，其中有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在南昌大学：“教的课是中国文学史。”[2]
1952年，王瑶在一份自我检讨中说过：“后来系里在课改中课程有了变动，古典文学只剩下了三门课，而就有三位教古典文学的教授，而且资格都比我老，教新文学的又人少课多，于是我改教了新文学，但我在思想上并没有放弃了我研究古典文学的计划，因为我以为研究新文学是很难成为一个不朽的第一流学者的。”
1950年，教育部对中国新文学史教学的主要要求是“运用新观点，新方法。讲述从五四时代到现在的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史，着重在各阶段的文艺思想斗争和其发展状况，以及散文、诗歌、戏剧、小说等著名作家和作品的评述。”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就是顺应这个要求完成的，上册的写作早于这个时期，所以个人色彩较下册非常明显，王瑶当时的处境就是他不能够按照学术自身的要求来完成他的学术著作。1951年，他在给一位向他请教新文学教学问题的教师的一封信中说：“李辉英原曾有所叙述，今已删（政治上有问题）。”[3] 李辉英的所谓问题，就是因为他当时去了香港。
在中国现代文学还没有成为大学中文系的主要课程之前，1949年9月，新华书店和华北联合出版社曾出版过一本《大学国文（现代文之部）》。这是一本“大学丛书”，由“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教科书编审委员会编”，教科书的序言是叶圣陶写的。他在一开始就说：“这个选本的目录，原先由北京大学跟清华大学的国文系同人商定，后来加入了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教科书编审委员会的同人，三方面会谈了几次，稍稍有些更动，成为现在的模样。一共三十二题。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列入目录，可没有把全文印在里面，因为这篇文字流传的很普遍，哪儿都可以找到。”
说是三方商量，但实际是以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为主，教科书的编选标准是这样的：“那些怀旧伤感的，玩物丧志的，叙述身边琐事的，表现个人主义的，以及传播封建法西斯毒素的违背时代精神的作品，我们一概不取。入选的作品须是提倡为群众服务的，表现群众的生活跟斗争的，充满着向上的精神的，洋溢着健康的情感的。我们注重在文章的思想内容适应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要求，希望对于读者思想认识的提高有若干帮助。就文章的体裁门类说，论文、杂文、演说、报告、传叙、速写、小说，我们都选了几篇。这些门类是平常接触最多的，所以我们提供了若干范例。”
从这本教科书的目录上可以看出，它实际上就是未来中国现代文学教学的雏形。1951年5月30日，由老舍、蔡仪、王瑶、李何林（原定还有陈涌，他后来没有参加，张毕来也曾参加过草拟大纲）四人负责起草的《中国新文学史”教学大纲（初稿）》[4] （新建设出版社，1951年7月），就与这本教科书的基本指导思想完全相同。它在作家的选择和评价上，差不多就是以这本教科书为范围的。虽然《大学国文》还不是新文学史的教科书，但由于它是由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主编的，所以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未来新文学史教学的主要方向，以下是这本教科书的目录：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
毛泽东论学习
《农村调查》序言二（毛泽东）
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关于时局的声明
人的阶级性（刘少奇）
表现新的群众的时代（周扬）
论严肃（朱自清）
奴隶就是这样得到解放（郭沫若）
作家与战士（罗斯金）
论通讯员的写作和修养（加里宁）
短论三篇（鲁迅）──
不应该那么写
什么是讽刺
写于深夜里（鲁迅）
狂人日记（鲁迅）
在其香居茶馆里（沙汀）
传家宝（赵树理）
一个女人翻身的故事（孔厥）
郑子产（张荫麟）(www.xing528.com)
文人宅（朱自清）
春联儿（叶圣陶）
海上的遭遇（周而复）
三日杂记（丁玲）
墨水和鲜血（爱伦堡）
从这本国文教科书的目录中可以看出这样几个特点：
1. 它对作家和作品的选择带有明显的排斥性。那些在中国新文学运动中起过重要作用的作家大多数没有作品入选，它的选择标准是很狭隘的，完全以政治标准来进行取舍，凡在政治态度上不被认可的作家，他们的作品无论在新文学发展的历史上起过什么作用，都不入选。
2. 以政治人物的作品为先导，此点对于后来中国现代文学史教学的影响很大，毛泽东、刘少奇、陈伯达、恩格斯、斯大林、加里宁、罗斯金等政治人物都有文章入选，而且占了很大比例。
3.对于新文学作家的认可，在非延安系统的作家中，只有鲁迅、朱自清、闻一多三位入选，而这三位作家是毛泽东在文章中明确表示认可的。
4. 以延安文化为唯一取向。在上面的目录中，除了政治人物的文章外，基本就是延安作家和左联作家的作品。如周扬、郭沫若、赵树理、孔厥、刘白羽、周而复、丁玲、沙汀、茅盾、叶圣陶、夏衍。
教科书唯一的例外是选了学者张荫麟的两篇文章，而这两篇文章的选择也是因为关于墨子的那篇文章中有这样的认识：“孔子是传统制度的拥护者，而墨子则是一种新社会秩序的追求者。”那篇《郑子产》的入选，也有很强的实用性。这本国文教科书虽然不是专门为新文学的教学而编的，但它的指导思想却对后来中国新文学史的教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由李何林和王瑶负责起草的“中国新文学史”教学大纲基本就延续了这种思路。特别是他们两位给教员指定的参考书，就是以同样的标准来制定的，此点可以从他们指定的“论文”和“历史”两部分书目中见出，以下是王瑶起草经李何林修改的参考书目：
1. 论文部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2. 整风文献
3. 鲁迅三十年集乱谈及其他（瞿秋白着）
4. 表现新的群众时代（周扬）
5. 《剑、文艺、人民》（胡风着）及胡风其他论文
6. 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
7. 民族形式讨论集（胡风编）
8. 大众文艺丛刊《批评论文选集》
历史部分：
1. 论民族革命的文艺运动（雪峰着）
2. 论文学的工农兵方向（雪苇着）
3. 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李何林编着）
4. 中国抗战文艺史（蓝海编着）
5.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胡华编）
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中的“论说”传统，在这门学科建立之初就形成了自己固定的思路，无论是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张毕来《新文学史纲》还是蔡仪《中国新文学史讲话》以及刘绶松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编》，基本在同一个学术方向上发展。这个“论说”传统的特点是先以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指导阐述原理，然后经过选择文学史事实来印证已有的结论。比如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一开始就认为：中国新文学的历史，是从五四的文学革命开始的。它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三十年来在文学领域上的斗争和表现，用艺术的武器来展开了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教育了广大的人民；因此它必然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一部分，是和政治斗争密切结合着的。新文学的提倡虽然在五四前一两年，但实际上是通过了‘五四’它的社会影响才扩大和深入，才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底有力的一翼的。”[5] 而蔡仪1949年在华北大学文学部的讲稿中，认为中国新文学运动的基本精神，一是反帝反封建、二是新文学运动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三是新文学运动是以人民大众为主的。[6] 李何林解释中国新文学的性质时认为，中国新文学的性质是中国革命性质决定的，而中国革命的性质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它决定了中国从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便是新民主主义文学，是由无产阶级领导的，为广大人民服务的文学。[7] 这个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传统，在改革开放后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变化的主要是“论说”的对象和评价，而作为学术传统的“论说”本身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也就是说阐述理论发生了变化，但阐述方法本身还是基本的研究方式，此点集中体现在钱理群等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一书中，这个传统现在还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中的主要方法。
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中，本来同时还存在一个“掌故笔记”的传统，早期阿英、赵家璧、赵景深、曹聚仁等人开创的注重史料搜集和叙述文坛内幕的学术传统，使中国现代文学发生和发展过程中呈现一种作品和作家生活共生的活泼局面，也就是除了作品之外，叙述作家现实生活的“掌故笔记”传统一直存在，无论是作家的自传性作品还是“掌故笔记”，时有所见，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学术传统中，左右两面的作家，都保持了这个学术传统，左联自己内部的争论以及不同作家、不同流派、不同社团之间的各种争论，甚至作家私生活的情况，都时时呈现出来。这个学术传统到了1949年后消沉，稍有一点余绪则是偶然的作家回忆性文字以及一些专门从事史料研究者完成的“书话”类作品，比如唐弢、丁景唐、瞿光熙等人的研究工作，但格局也相当有限，主要是关于鲁迅及左联方面的史料搜集和生活情况。
[1] 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4年，第1页。
[2] 《王瑶文集》第7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93年，第499页。
[3] 《王瑶文集》第7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93年，第602页。
[4] 李何林等着：《中国新文学史研究》，北京：新建设杂志出版社，1951年。
[5] 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4年，第1页。
[6] 蔡仪：《中国新文学史讲话》，上海：新文艺出版，1957年，第16、20页。
[7] 李何林等著：《中国新文学史研究》，北京：新建设出版社，1951年，第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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