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法：概念与实践

凡凡一门成熟的学科，应当具备相对稳定的文献学基础。周传儒曾说：“近代治学，注重材料与方法，而前者较后者尤为重要。徒有方法，无材料以供凭借，似令巧妇为无米之炊也。果有完备与珍贵之材料，纵其方法较劣，结果仍忠实可据。且材料之搜集，鉴别、选择、整理，即方法之一部，兼为其重要之一部，故材料可以离方法而独立，此其所以可贵焉。”[1]

陈寅恪在《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序》中，讲他不愿治经学，而愿意选择史学时说：“史学之材料大都完整而较备具，其解释亦有所限制，非可人执一说，无从判决其当否也。”[2]

1940年顾颉刚为《史学季刊》所写发刊词中曾说：“故作考据者常以史观为浮夸，谈史观者亦以考据为琐碎。近岁以来，辩争弥烈。然历史哲学家每以急于寻得结论，不耐细心稽查，随手掇拾，成其体系，所言虽极绚华，而一旦依据之材料忽被历史科学家所推倒，则其全部理论亦如空中之蜃阁，沙上之重楼，幻灭于倏忽之间，不将叹徒劳乎！故凡不由历史科学入手之历史哲学，皆无基础者也。”[3]

陈寅恪、周传儒和顾颉刚这里所说的材料，我们大体上可以视为文献，今后我们不论研究对象有什么变化，养成史料先行的观念是非常重要的。所谓史料先行就是：凡做研究，先以整理相关研究对象的完整史料为研究的基本前提，在熟悉相关研究史料的过程中，发现问题，产生研究方向，在此前提下，再选择研究的基本方法，无坚实的史料基础，再高明的研究方法，也难做出一流的学术研究，只有在熟悉已有史料的基础上才能谈到发现新史料，新史料是相对旧史料才存在的，不熟悉旧史料也就无法判断史料的新与旧。

强调史料的第一性并不意味着说史料即是史学，而是对史料重要性的一个判断。因为史料本身并不能自行再现或者自行重建历史，重建历史的是历史研究者的思想能力，是研究者的人生理解和社会体验的综合表现。史料本身是客观的，不变的，但研究者对史料的判断和理解则不断在变，因为他们的思想在变化，他对人生的体验在变。其实在具体的历史研究中，客观的史料和研究者的思想总是交织在一起，离开史料的思想是无力的。

材料和史料还不完全是一回事，材料是客观存在，它所以能成为研究史料，建立在两个前提下，一是直接与研究对象有关的材料，这种直接的材料相对容易判断，二是可以与研究对象建立史料关系的材料，也就是说，那些表面看起来与研究对象没有关系的材料，一旦能与研究对象建立史料关系，这种间接的史料，也就成为一种直接史料，能在一般材料中建立与研究对象的直接关系，是新史料产生的一个重要思路。我们可以通过下面这个例子来具体说明。

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鲁迅研究是最成熟的，文献积累也最完整，最有体系。一般说来，在已有文献基础上，再发现直接史料的可能性虽然还存在，但在事实和经验中是极少了，这种发现只能建立在偶然性上，所谓可遇不可求了。不过在直接史料以外，还有没有可能从间接史料中，再扩展出与鲁迅研究相关的史料呢？我以为还是可能的。比如鲁迅留学日本期间学习过的教科书问题。如果我们能寻找到比较准确的鲁迅留学日本期间所学习过的教科书，然后从这些教科书中的语言和现代知识方面，结合鲁迅的作品，细读文本，比较鲁迅文体的变化，分析鲁迅现代知识建立的途径，就有可能更深入理解鲁迅白话文的最初来源以及他学习过的教科书中那些与现代文明有关的知识，并了解这些现代知识是如何影响了他的思想。

鲁迅1902年到日本留学，他先到弘文学院，主要是学习日语，再到仙台医学院。要了解鲁迅在仙台医学校的情况，有鲁迅自己的名文《藤野先生》，这就是我们所谓的直接史料，而弘文学院编制的《普通科、师范科讲义录》就是间接材料，如果能在这套讲义材料和鲁迅之间建立起真实的史料关系，这套讲义材料，就可以成为鲁迅研究中的新材料。

据“东亚公司发兑新书目录”记载，这套讲义的全称是《普通科、师范科讲义录》（弘文学院院长嘉纳治五郎先生监辑，清人王廷干先生外七家译）讲义目录如下[4]：

本讲义录系日本专门大家二十余家所讲说诸家分科专门将其所讲授之稿本精益求精再三订酌以成是书一翻是书则诸家之音容仿佛现在于纸上有躬亲在讲堂听渊博之讲说之思矣加学界多书良好是书则所未有也。本讲义录所载科目开。

《伦理学》、《日语日文科》、《世界历史》、《地理学》、《地文学》、《动物学》、《植物学》《生理及卫生学》、《矿物及地质学》、《物理学》、《化学》、《法制》、《经济学》、《算术》、《代数学》、《几何学》、《心理学》、《论理学》、《教育学》、《各科教授法》、《学校管理法》、《日本教育制度》、《杂录》、《科外讲义》

这套讲义初版于明治三十九年（1906），是由原来弘文学院各科的讲义翻译成汉语的，前有当时中国驻日本大臣杨枢、曾做过日本首相的大隈重信和日本知名政治家长冈护美的序言各一篇，弘文学院院长嘉纳治五郎也专门写了一篇《刊行讲义录要旨》，专门介绍出版讲义的意图。讲义前面附有当时弘文学院校舍的多幅照片，特别是有当时中国留学生参加体育活动的照片。

当时弘文学院的中国留学生分为普通科和师范科，鲁迅在普通科，两科的讲义不可能完全相同，但肯定有些科目是相同的，而这套讲义可能是两科所有讲义的合辑。中国早期留日学生多和弘文学院有关，如黄兴、陈氏兄弟（师曾、寅恪）等，所以从这套教科书的内容可以寻找早年中国留日学生的思想来源，它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当时类似的日文学习教科书比较有名的还有《东语完璧》和门马常次主编的《文法应用东方汉译规范》，当时宏文学院也用过这个教本，本书前也有院长嘉纳治五郎的序言，因为这个教本中有些课文是关于政治学方面的内容，比如国家的类型等，所以这些早期现代政治学方面的知识，对学生会有影响。

《普通科、师范科讲义录》中有松元龟次郎讲述的《日语日文科》，这是当时中国留学生学习日文的基本教材。松元龟次郎曾回忆过，当时周树人、陈介和厉家福诸氏虽都还不满二十岁，但他们的汉文根底都很深，协助他解决了许多问题。松元龟次郎说：“周树人就是后来中国有名的文豪鲁迅，他从青年时代就表现出在这方面的特长；他所译的日文，不但简练，而且还充分体会原文的风趣，译得十分稳妥而且流畅。当时他们同学间对他都极为推崇，目为模范。”[5]据松元龟次郎上世纪三○年代末一篇文章中回忆[6]：

我教过的普通班浙江班的学生中，我还能记起的有几年前去世、中国有名的文豪鲁迅、就是周树人兄弟，和担任过（国民党政府）驻德大使的陈介等人。我教他们时，因为他们已经学过一段时间的日语，所以都有相当的水平了。开始我给他们讲日语文法时，用相同意义的汉语来作说明。有一次讲到日语助词“に”译为什么汉语最合适时，我在黑板上写了“于”和“于”两个汉字，说这相当于日语助词的“に”。当时有一个叫厉家福的学生（后来在金泽医科大学毕业，回国后在三十年代曾以中国医学代表团团长身份参加在日本举行的日华医师联合会）站起来指出说：用不着两个字，“于”或“于”用一个就可以，因为“于”与“于”通，两字同义。我当时的确不知道这一点。厉说完，鲁迅（周树人）站起来说：“于”、“于”两字，一般情况下不作同样用的，但也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完全相同，不过在“に”译成中文时，用那一个都可以，在这时两者是同音同意的。他们两人的话，给我印象很深，至今还能记起。因为那时我觉得，对于汉字的用法、汉语的区别、还得请教汉字祖国的中国人，单靠书本上的知识是不够的。那时候周树人、厉家福都不满二十岁，但他们在汉文方面的水平已很高。

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中曾回忆说，1902年初秋他到弘文学院时，鲁迅比他早到半年，也正在那里预备日语。[7]

根据相关历史人物的回忆，可以确认鲁迅依靠《日语日文科》学习过日语，至少是同类教材中鲁迅用过的一种。松元龟次郎在讲义一开始就说：

近时清国学士大夫，翕然倾意于新学钻研，不远千里，东来就学者，以万计。顾日语日文者，修诸学科之关键也。是以日语会话，日文典、日语用例等之书，公于世者，不啻汗牛充栋，陈陈相因，如食大仓之粟，独未有文语用例一书，是诚学界之一大缺陷也。余久思编述，而未果。偶我弘文学院，有普通科、师范科讲义录发行之举，而余担当其日语日文科。自今按月讲述许多文语用例，从易入难，由简进繁，务与口语用例，相为联络，兹特举以问世，聊供学者讲学之便，读者谅其意可也。[8]

在鲁迅研究中，早期《日语日文科》讲义的重要性，我以为至少有两点：一是它例句中所使用的翻译文字，在很大程度上接近于白话文，有些句式和词汇的使用，可能与鲁迅有关，松元龟次郎回忆中曾说过，鲁迅在这方面帮助过他；二是这本日文教科书的例句中，有很多现代政治的内容，比如关于议会的说明有好几处（主要是关于日本政治制度中的议会知识以及明治维新后日本教育体制方面的知识），作为青年人早期的思想来源，这些内容虽然是在学习语言过程中偶然接触到的，但一般来说也会留在人的记忆中。也就是说，第一项，有可能影响了鲁迅对白话文的自觉，他最早能用白话写成《狂人日记》，与他早年学习日文的经历可能存在一定关系。松元龟次郎的这本讲义说得很明确，是要将“文语用例”结合起来，也就是要把书面语言和口语结合起来。《日语日文科》中的语言实例，以采用中国文化典籍中的例子为多，特别是《论语》《孟子》和《史记》中的语言材料。有些用法已相当口语化，如果我们把书中的例子完全和鲁迅文字中的行文习惯对应研究，或许能从中发现鲁迅文体的特征。鲁迅在《写在〈坟〉的后面》中曾说过：“我以为我倘十分努力，大概也还能够博采口语，来改革我的文章。”[9] 第二项，日文教科书中的知识内容，有可能在现代知识方面潜移默化过影响过鲁迅，这对我们以后研究鲁迅早期思想的真正来源有帮助。下面我抄录《日语日文科》中一些典型的例句句型：

何处地方是最适人间之生活乎？温带地方是最适人间之生活。

何处国土是位于温带地方乎？世界文明国皆在温带地方。

石炭多在何处地方采掘乎？石炭多在九州岛与北海道采掘。

生丝多产在何种地方乎？生丝多产在长野县与群马县。

君由何年留学于敝国乎？我从贵国明治三十五年四月留学。

余他日将从事矿山。

明年我弟亦将来日本。

理化学之研究，今后当倍开。

来月上旬辽河当结冰。

此船回航再归来日本之时，想上野向岛之樱花当满开矣。

在这些例句中，可以明显看出由浅近文言向白话文过渡的痕迹，有意思的是例句：“君由何年留学于敝国乎？我从贵国明治三十五年四月留学……明年我弟亦将来日本。”完全与鲁迅的经历相合，如果这个事实成立，我们就有可能建立起这套教科书与鲁迅的联系，并在这个事实的基础上，深入展开鲁迅研究的新方向。

鲁迅《中国地质略论》是鲁迅早期的一篇文章，它的具体来源，鲁迅本人也曾说过“我记得自己那时的化学和历史的程度并没有这样高，所以大概总是从什么地方偷来的，不过后来无论怎么记，也再也记不起他们的老家。”[10] 如果了解弘文学院的教科书，多少可以发现一点“他们老家”的线索。

鲁迅在《中国矿产志》的“例言”中说：“篇中专名为多，而中国旧译，凡地层悉以数计，今则译其义若音，地史系统亦然”，鲁迅同时列出了这样一张表格[11]：

（一）原始代

（1）片麻岩代

（2）结芯片岩纪

（二）太古代

（1）康勃利亚纪

（2）希庐利亚记

（3）迭伏尼亚纪

（4）煤纪

（5）二迭纪

（三）中古代

（1）三迭纪

（2）僦拉纪

（3）白垩纪

（四）近代纪

（1）第三纪

（2）第四纪

《弘文师范讲义》第二卷中有佐藤传藏讲授的《矿物学及地质学》，其中第三章“地壳之发达”中也有一个表格如下：[12]

始原代

一、片麻岩纪

二、结芯片岩纪

古生代

一、前寒武利亚纪

二、寒武利亚纪

三、志留利亚纪

四、泥盆纪

五、石炭纪

六、二迭纪

中生代

一、三迭纪

二、侏罗纪

三、白垩纪

新生代

一、第三纪

二、第四纪

我们比较这两张表格，虽然有些专有名词的译法并不相同，但它们同出于一个知识系统，大概是肯定的。

《宏文师范讲义》教科书是一个比较系统的现代知识体系，我们虽然没有确切证据证明鲁迅修过所有这些课程，但从一般逻辑上判断，这个知识体系肯定具体影响了鲁迅关于现代社会的认识并同时建立了他的现代知识系统，特别是其中除自然科学以外的现代知识，如《伦理学》、《世界历史》、《法制》、《经济学》、《心理学》、《论理学》、《教育学》、《各科教授法》、《学校管理法》、《日本教育制度》、《杂录》、《科外讲义》等，如果我们能在这些间接的史料中建立起与鲁迅的直接关系，鲁迅研究史料的扩展，也就会别有天地。

关注直接史料无疑非常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发现一般史料和研究对象间的重要关系，当一般史料和研究对象间的真实关系确立后，我们就有可能重建研究对象和史料间的逻辑分析前提，鲁迅研究史料扩展问题解决得好，今后的鲁迅研究就会有更坚实的文献基础。

处理材料与史料的关系，首先是要意识到建立材料与研究对象间的关系，有时候，那些看起来与研究对象没有直接关系的材料，也可以成为史料。关键是看我们如何把这种材料纳入与研究对象有关的知识系统中。我也举一个与鲁迅研究相关的例子说明，1926年前，中国知识界如何评鲁迅的文体。

我不选择个别作家或者朋友、仇人的说法，因为那种评价多数带有个人情感因素，是一种各说各有理的判断，喜欢还是厌恶都很正常。我想寻找一个较为客观的事实，然后以这个事实说明当时中国知识界对鲁迅文体的评价。关于这个问题的史料方向，我的思路有两个：一是寻找当时的国语教科书，二是寻找当时的国语教辅材料。我的基本判断非常简单，如果那个时候鲁迅文体得到了全社会的认同，或者大家都注意到了他文体的价值，那么应当体现在当时的这种材料中，如果这两种材料中都不收鲁迅的文章，那么我们评价鲁迅文章在当时的影响和他文体的独创性，就要非常谨慎。不是说凡收入这种材料的文章就都比鲁迅的文章好，但至少可以说明当时社会对鲁迅文章的态度。我本来想找到较为完整的这两种史料，但因为条件限制，收获不大，我只找到了一本。严格说，依靠这本材料来说明我上面的想法，是一个不具备随机抽样资格和条件的选择，但从这个材料中引出可能的判断思路，还不能说完全不具备前提，如果选择五本以上或者更多此类史料然后再来分析，可能更具说服力，我的努力只是想从另一个方面说明，判断鲁迅文体的历史地位，可能还需要当时另外的史料方向。

我选择的国语教辅材料是1926年上海大东书局出版的《国语文选》，吴兴、沈镕编纂。大东书局于1916年在上海成立，以编辑新教科书和印行其他新旧书籍知名，并在各省设立分局，发行教科书，是可与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相竞争的出版单位业，当时产生过很大影响。

《国语文选》的编纂“例言”中说：“自学制革新，于初级中学之国文科，应取何种教材？说者纷纭，莫衷一是。有主用古文者，亦有主用近世文或国语文者。其实文章之妙，在乎精神，不在乎形式，尽可自由采择，不必加以限制。惟是古文总集，坊间已多，选购一二种，已足诵习；而近世文与国语文，名作有限，专集无几，其散见于报章杂志者，又东现一麟西现一爪，非加之剔择，荟萃成编，则不足以餍学者之求，此本书所由辑也。”

同时编纂者还特别指出：“本书所选，皆当代名人之作，以关于论学术，论宗教者为多；其专涉某种主义者，虽学理精深，议论宏辟，概从割爱。何者？为学之道，自有途径，未可列等。如欲谈马克司主义者，需先有经济之常识，欲明博格森学说者，需先有哲学之根基，否则对之茫然，转失文艺上之兴味，且此种学科，自有专书，故不取焉。”

《国语文选》共分为甲乙两种，每二十篇为一辑，共有若干辑，“文言文入诸甲种，名近世文选；语体入诸乙种，名国语文选。曰甲曰乙者，系区别之辞，非等第之辞，读者幸勿误会，以为抑语体而扬文言。本书凡遇同类之论题，必集若干篇于一集之中，虽或难或解或为人辩护，或自写己意，要皆言之有物，持之有故，读者于此可以增进逻辑上之学识。”

下面是《国语文选》的全部目录：

第一集目录：

中国文化的根源和近代学问的发达 章太炎

经的大意 章太炎

论诸子的大概 章太炎

道家法家均反对旧道德说 吴 虞

墨子的劳农主义 吴 虞

老子的政治哲学 高一涵

中国哲学的线索 胡 适

近世哲学的新方法 何思源

对于今日中国谈哲学者之感纪念 傅斯年

评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 梁启超

先秦政治思想 梁启超

罗塞尔的政治理想 张东荪

斯宾塞尔的政治哲学 高一涵

达尔文学说及其趋势 谭仲达

生物学在学术界之位置 梁启超

生物之起源 周建人

科学的起源和效果 王星拱

天文学底价值 匡互生

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 李大钊

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 梁启超

第二集目录：

不朽 胡 适

人生争议 陈独秀

人生问题发端 傅斯年

新思潮之新人生观 吴 康

合理的人生态度 梁漱溟

创造与人生 潘 淑

人类的将来 朱执信

顺应环境与改造环境 汪精卫

人生者不断的奋斗中之动员也 萧楚女

个人应知道并应实行有道德哲学 胡稷咸

言与行 胡竹林

今与古 李守常

新青年底新道德 潘 淑

教育与社会的研究 陈学佳

中国教育的根本改造 赵之铮

教育上的五大精神 李襄宸

对于消及思想派的总批评 潘 淑

团体和分子 存 统

学生自治问题之研究 陶知行

杜威之道德教育 蒋梦麟

第三集目录：(www.xing528.com)

怎样叫做中西学术之沟通 刘叔雅

人类为什么应该求学 汪精卫

教育与文艺的斗争 邹 谦

中学国文的教授 胡 适

研究国故的方法 胡 适

为学与做人 梁启超

学者 徐庆誉

论国内的评坛及我对于创作上的态度 郭沫若

研究学问的方法 陈定谟

读陈定谟先生的研究学问的方法 黄维荣

读了研究学问的方法以后 王平陵

研究学问的我见 颂 皋

文学衰堕之由 小 蠢

读书问题的讨论 ZKW

文化与出版 谢六逸

新文学的建设 郑振铎

新文学的研究 张默君

学问与环境 沈瘦梅

评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 李石岑

科学方法讲义 任鸿隽

第四集目录：

文化运动不要忘了美育 蔡元培

以美育代宗教 蔡元培

美术的起源 蔡元培

美术与科学 梁启超

美术与生活 梁启超

美育与教育 张正藩

绘画上色彩的讲话 汪亚尘

近五十年来西洋画的趋势 汪亚尘

中国人物画之变迁 陈师曾

现代研究艺术者对于社会上应有的责任 沈天白

现代思潮和教育者之艺术修养 俞寄凡

艺术的生命 华 林

艺术源泉的生命流露 汪亚尘

平民艺术 朱应鹏

论女性美 楚 君

学问之趣味 梁启超

人的文学 周作人

女子与文学 周作人

女权运动和参政 钱用和

大同主义实现的难点 胡镕成

第五集目录：

宗教问题 陈独秀

基督教与中国人 陈独秀

宗教之起源 银 林

非宗教的理由 曹 刍

泛神的宗教 朱谦之

破除迷信的我见 周志瀛

宗教与道德 赖际强

社会教育与信仰 汪精卫

打破思想界的四种迷信 饶上达

家族制度的讨论 翁 璜

大家族的弊害 葛鸿钧

爱情与社会 华 林

中国女子的地位 戴季陶

怎样解决妇女问题 王会悟

妇女经济独立与精神独立 李三无

男子解放就是女子解放 朱执信

妇女问题与社会主义 陈独秀

遗产制度与女权 朱凤蔚

恋爱与贞操的关系 佩 韦

男女社交应该怎样解决 汉 俊

第六集目录：

敬业与乐群 梁启超

教育与政治 梁启超

求学与办事 朱执信

黑暗与光明的消长 蔡元培

习惯之打破 胡汉民

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 胡 适

新思潮的意义 胡 适

新文化的危机 朱执信

我之国语教育观 张一麐

国语的应用 蔡元培

克卡扑氏社会主义史序 蔡元培

范尧深事略 严慎予

诗神的歌哭 刘延陵

研究佛法者应当注意的三个问题 王恩洋

听太炎先生讲演志疑 邵力子

复查光佛先生书 朱执信

与钱基博先生论周易书 朱谦之

对于研究现代艺术的我见 张辰伯

国画上地理的观察 汪亚尘

趣味的社会主义 俞寄凡

从《国语文选》中的这个目录可以看出一个基本事实，在如此众多的作者中，没有鲁迅，这个事实虽然有可能是一个特例，但就以特例看待，也不能说没有史料意义。

从前引编者“例言”中，可以判断编者选择文章的倾向，编者强调所选文章“皆当代名人之作，以关于论学术，论宗教者为多；其专涉某种主义者，虽学理精深，议论宏辟，概从割爱。何者？为学之道，自有途径，未可列等。”这个倾向说明编者对文章之道的基本看法，注重当代名人和偏重一般知识，排斥有较强政治倾向的文章。编者选择文章的标准是：“虽或难或解或为人辩护，或自写己意，要皆言之有物，持之有故，读者于此可以增进逻辑上之学识。”在这个标准下，没有选择鲁迅的文章，可以反证对鲁迅文体的评价。

《国语文选》1926年5月出版，以白话文为基本选择前提，老辈文章多以演讲为主。鲁迅在这个期限中已经发表过相当多的文章，1949年后不断被选进各种教材并为研究者提到的名文，从时间上说具备收入本书的条件，但本书没有选择鲁迅的文章，就是完全从编者个人的趣味判断，这种选择中包含的信息对于鲁迅研究也有史料意义，它至少可以从一个角度说明当时社会有人对鲁迅文体还有另外判断。鲁迅在此期间发表的主要文章有：

1918年：《我之节烈观》。

1919年：《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

1922年：《估〈学衡〉》、《反对“含泪”的批评家》。

1923年：《娜拉走后怎样》。

1924年：《论雷峰塔的倒掉》。

1925年：《“公理”的把戏》、《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

1926年：《并非闲话》、《十年的读经》。

我们从《国语文选》的完整目录分析，感觉编者在政治上没有偏见，因为所收文章中早期共产党人的并不少，如陈独秀、李大钊、李汉俊、萧楚女等，国民党人如汪精卫、朱执信、胡汉民、邵力子、戴季陶等，其他老辈文人如章太炎、蔡元培、梁启超、陈师曾等。这个事实说明，不收鲁迅的文章，不可能是政治原因。另外书中所收文章，基本来源是当时的主流报章杂志等，鲁迅多有文章在上面发表，说编者不曾注意到鲁迅，显然也说不过去，连周作人、周建人、郭沫若的文章都收了，却不收鲁迅的文章，至少可以理解为鲁迅文章不合“要皆言之有物，持之有故，读者于此可以增进逻辑上之学识。”的选文标准。

是编者和鲁迅个人有什么恩怨吗？我一时没有查出编者的具体情况，不过照一般常识判断，在周氏三兄弟中，单独不选鲁迅的文章是出于个人恩怨的可能性也不大，结合编者“例言”判断，可能是对鲁迅的文风和文章态度有看法，至少是不欣赏。本书的作者群体可以说是当时中国知识界的基本力量，但没有选择鲁迅的文章，这确实是一个需要注意的问题。黎锦熙、王恩华早年编过一本《三十年来中等学校国文选本书目提要》（1937年，京城印书局），如果选择其中一些有代表性的读本分析，有可能判断出当时一些主要作家被社会接受的程度。

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到，材料无处不在，但我们要努力发现材料的意义，关键要意识到建立材料与研究对象间的关系，一旦这个关系建立起来了，史料的方向也就会扩展。

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地位确立的时间，与其他学科比起来还很短，因为时间短，它的学科地位严格说来也不高，与中国文学的其他门类相比，中国现代文学的学科门槛相对较低，一般人都敢轻易闯入这个学科，而一般人是不敢轻易谈论中国古典文学或者甲骨文、敦煌学一类的专门学问的。

中国现代文学的专业标准不明显，其中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基本文献本身主要以白话文献构成（只有早期少量的文献是文言），这个特点决定了中国现代文学的阅读本身不具备难度，二是中国现代文学的文献学基础还没有建立，这使得它的专业性不明显，这门学科的系统训练，很难在文献方面体现出来。比如谈鲁迅，读过几篇文章的人可以谈，读过全集的人也可以谈，而读过所有研究文献的人也在谈，其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涉及的作家、作品、思潮、社团、文学争论等等，都存在这样的问题。

专业标准不明确的好处是易于普及，但缺点是不易于提高。很多人满足于看过一两本流行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就以为对这门学科有了解，其实这是误解。随着学科制度的不断完善，以后有必要建立中国现代文学的文献学基础，它的主要意义体现在如何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懂得如何寻找史料、判断史料和应用史料。

我不主张称“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而称“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主要是考虑中国现代文学还是一个发展的变化过程，虽然早期中国现代文学的相关活动已大体具备稳定性，但毕竟时间还不够长久，史料的积累还需要一个过程。当然以后这方面的研究工作成熟了，是不是可以有一门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也很难说，但我相信，这门学科以后会建立起来。

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概念，现在比较没有争议的时间是从1917年算起，这些年许多研究者要上溯这个时间，比如关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以及王德威“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等等的说法，在研究方面可能各有各的道理。但我所谓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料概念，主要还从1917年算起，当然这只是为表述的方便，落实到具体的史料上，也可能会超越这个时段，比如前面提到的关于鲁迅的材料就不在这个时期，但它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密切，另外，中国现代文学是用白话文写作的，这一特点的发展变化过程，多数要涉及晚清传教士在中国的翻译活动，在时间上就要向前推，但这是特例。在空间上，现在中国现代文学的概念也在变动，把香港、台湾、澳门以及海外的华人华文写作也算进来。作为研究方向，这个可以理解，但我们一般理解中国现代文学史料还是比较狭窄，主要是指1917年以后，中国大陆地区，以汉语形式产生的与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相关的史料，当然涉及有留学背景和国外思潮影响时，可能会偶然提出使用西文文献或者少数民族语言文献。

“文献”的概念，最早是《论语·八佾》中提到的。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也。”这话的意思是说，我能解释夏代的礼，可惜杞国没有为我提供足够的证据；我能解释殷礼，可惜宋国没有为我提供足够的证据。因为杞宋两国现存的典籍和流传下来的贤人的学识不够的缘故。如果有了足够的典籍和贤人的学识，我就可以引征来说明我的学说了。

一般说来，文，指的是典籍、档案，大体是有载体的数据，因为那个时候纸和雕版印刷还没有出现。到了这些东西出现以后，我们就可以说，文，一般是指书面数据。献，是指贤人的口头传说、议论，类似于近几年比较受到重视的口述实录。

文献的概念，随着时代记载历史的手段在变化，比如绘画、图片、录音、影像以及到了今天的计算机时代，记录手段发展到了很高水平，所以在今天，如果一定要给出一个“文献”的概念，可以表述为：记录有知识和信息的一切载体。

传统的文献学主要包括目录学、版本学和校勘学，但现在的文献学概念却比较宽，大体包括：文献史及文献学史、辑佚学、辨伪学、注释学、体载学以及文献检索与利用，特别是最后一条，主要指电子文献的检索和使用了，这方面的发展近几年已有长足的进步，许多专业性的电子文献检索已形成了较为成熟的思路和方法，它的专业性和技术性要求相对复杂，作为技术手段虽然不能完全和学术研究的内容分隔，但我讲的史料概述主要不在技术，而在研究方法，也就是强调如何发现史料的意义和判断史料的价值，在寻找到史料的情况下，如何建立与研究对象间的关系，这是我们努力追求的研究方法。

一句话，能与中国现代文学发生期间出现的所有文学活动建立联系的材料，都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史料。

[1] 周传儒：《甲骨文字与殷商制度》，上海：开明书店，民国23年，第1页。

[2] 《陈寅恪史学论文选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505页。

[3] 《史学季刊》发刊词，1940年。

[4] 农学士八锹仪七郎、农学士石崎芳吉同着：《家畜饲养泛论》，东京：东亚公司，光绪三十三年。

[5] 朱志清：《鲁迅的另一位日本老师》，《文汇报》，1982年6月10日。转引自倪墨炎：《鲁迅的社会活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0页。

[6] 杨正光、平野日出雄合著：《松元龟次郎传》，北京：时事出版社，1985年，第111页。

[7] 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5年，第2页。

[8] 松元龟次郎讲述的《日语日文科》第1页，见《宏文学院师范讲义录》，东京：东亚公司发兑，明治三十九年。

[9] 《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第286页。

[10] 《鲁迅全集》第7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第4页。

[11] 刘运峰编，《鲁迅全集补遗》，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页。原文后有英文原名，为简明此处省略。《鲁迅全集》第8卷中收入的版本虽然稍有差异，但不影响本文的基本判断。

[12] 《宏文师范讲义》第二辑之《矿物学及地质学》，东京：东亚公司发兑，明治三十九年，第7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