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市民女性群像｜中国市民文学史修订版

宋人话本小说是早期市民文学中最重要的部分，它展示了广阔的社会生活，最能体现市民阶层的思想意识。南宋说话家数中，“说经”所讲说的是宗教内容，“讲史”所叙是历史故事，只有“小说”一家，无论其是“烟粉”、“灵怪”、“传奇”、“公案”^[13]，它们基本上是宋代社会现实生活中的故事，因而这一家特别兴盛，所流传下来的话本最多。今存宋人话本小说三十七种^[14]，讲述本朝故事的即有二十一种；而涉及家庭、婚姻、恋爱故事的即有三十种。可见题材的现实性与日常生活化是宋人话本小说的主要特点。它与以前的文学相比较，其对象为城市的普通市民群众，所讲述的是流行于都市的、通俗的、表现市民社会的或市民喜爱的故事，其传播方式是以细致的讲述和劳务的形态出现的。城市的富商、小商贩、工匠、店员、手工业者、妓女、贫民、流浪汉等成为了话本小说的主要人物。他们形形色色的、日常的、感人的、离奇的生活，犹如宋人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一样，为我们展现了宋代市民生活的巨幅画卷。当我们读了这三十七种话本时，不难发现许多市民女性在故事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如秀秀（《碾玉观音》，《京本通俗小说》卷十）、新荷（《菩萨蛮》，《京本通俗小说》卷十一）、小夫人（《志诚张主管》，《京本通俗小说》卷十三）、刘大娘子（《错斩崔宁》，《京本通俗小说》卷十五）、蒋淑英（《刎颈鸳鸯会》，《清平山堂话本》卷三）、庆奴（《计押番金鳗产祸》，《警世通言》卷二十）、爱爱（《金明池吴清逢爱爱》，《警世通言》卷三十）、万秀娘（《万秀娘报仇山亭儿》，《警世通言》卷三十七）、周胜仙（《闹樊楼多情周胜仙》，《醒世恒言》卷十四），她们都很具代表性，组成了宋代市民女性群像。她们有强烈的欲望，对爱情大胆地追求，为摆脱苦难的处境而与命运进行顽强的搏斗，而且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义无反顾，不择手段。这些女性同话本小说中那些男子比较，她们的个性更为突出，形象更为鲜明，态度更为坚决，尤其最能代表新兴市民阶层的意识、情感和愿望。她们的形象是我们在宋以前的文人文学、通俗文学和民间文学里所罕见的或不能见到的。如果说宋人话本小说是通过对市民社会的描述表达了一种新的社会观念，那么确切地说则是市民女性是这种新观念的代表者。她们那些喜怒哀乐、离合悲欢的世俗故事，因有新观念的照耀，也就显得色彩绚丽了。书会先生们以之“编成风月三千卷，散与知音论古今”。它们是能令受众觉得有无穷兴味，并受到感动和鼓舞的。现在，我们从这些市民女性群像，仍然能见到它们所蕴含的永久的生命意义，而且在某些方面还体现了我们传统文化中积极的因素。

无论书会先生或说书人出自什么目的在话本小说里试图劝善惩恶，对市民女性主人公或褒或贬，毕竟为她们塑造了较为生动而鲜明的形象。作品的形象永远大于作者思想，而忠实于生活的作者总是创造出客观的艺术形象，甚至可能并不完全认识到它们的意义。

周胜仙是为追求爱情死而复生，生而又死的市民女性的光辉形象。她十八岁，“生得花容月貌”，春日在北宋都城东京金明池茶坊遇见了青年酒店主范二郎，他们一见钟情。周胜仙很巧妙地借与卖糖水的小贩争吵，而在公共场合里让范二郎知道其姓名、年龄、住址和待字闺中。这虽然表现出对婚姻对象自我选择的要求，而且他们争得两家同意订婚，但由于父亲经商归家后坚决反对，胜仙因失望而当场气死。故事情节的曲折是在胜仙死后展开的。父亲周大郎是很富裕的，给女儿陪葬之物甚丰，却草草安埋。盗墓人朱真盗了墓中财物，在尸奸过程中周胜仙奇迹般地还阳转来。她受制于无赖汉朱真，“夜间离不得伴那厮睡”，之所以忍辱含垢，不顾贞操，为的是去见到范二郎。当有机会逃离朱家，她便问路直奔樊楼范家酒店。范二郎对爱情的态度并无周胜仙坚决，他以为白日见鬼，惊恐之际以汤桶儿打死了胜仙。如果他的爱是真诚的，固可忘记阴阳界限。可怜周胜仙为他而死，死而复生，最后却被自己所爱者打死了。这实际上是市民之间一种进步的观念与世俗势利观念的冲突。范二郎在势利观念的支配下葬送了本来即可得到的婚姻幸福。这件人命案自然使范二郎身陷囹圄；即使如此，胜仙仍不怨他，其鬼魂来到狱中与之欢会数日，了却一段相思之债。案情清楚后，范二郎被释放了，“欢天喜地回家”，另娶了妻子。说话人评论云：“若把无情有情比，无情翻是得便宜。”周胜仙大胆地追求爱情，坚贞勇敢，是女性意识的觉醒，表现了个人意志，闪耀了生命的火花。范二郎的圆满结局带着一种讽刺的意味，更增强了周胜仙的悲剧意义，产生了强烈的对比。爱爱与吴清的故事与此颇有相似之处。吴清是开封府一富商子弟，风流博浪，在街北小酒店里调戏量酒女子爱爱。这在吴清本是一次逢场作戏，谁知“娇娇媚媚，妖妖娆娆”的女子爱爱此后竟因相思死去。一年之后，爱爱的鬼魂与吴清欢聚。在爱爱的冥冥帮助与指引下，吴清终与另外一个也叫爱爱的富家女子结成良缘。这两个话本都是以无情的市井男子的美满婚姻结束的，而两个多情女子则成无辜死去的冤鬼了。

明天启兼善堂刊本《警世通言》卷七《陈可常端阳仙化》插图

蒋淑英是被性爱欲望驱使而走向毁灭的女子。她本是杭州城郊的乡村姑娘，生得标致、聪明、机巧，“心中只好些风月，又饮得几杯酒”。在二十余岁时，婚姻不就，她希望引人注目，于是“描眉画眼，傅粉施朱，梳个纵松头儿，着件叩身衫子”，风流艳冶。尽管这是青年女子正常心态的流露，结果遭到邻里的鄙视。她感受到社会新思潮的影响，不同于深受儒家礼教的闺秀，不愿压抑个人的欲望，而是让它发泄。她的婚恋都是很不幸的，先同邻家少年私通，继而被邻村一个四十余岁的庄稼汉娶为妻，同时她与这家的塾师有私，夫死后再嫁与城内行商张二官。在其所接触的男子中，不是太少，便是太老，而张二官又常常在外经商，他们都未能满足她对性爱的要求。淑英在其新的狭窄的小市民圈子里，不可能遇到理想的男子。她的对门店中商人朱秉中“约三十上下年纪，姿质丰粹，举止闲雅”，常“在花柳丛中打交”，是一个风流浪子。他们门户相对，眉目传情，终于在淑英家多次偷情，双方的性欲都得到充分满足。在长期的封建社会里，女性的性欲是被压抑与否定的，认为那是与妇德不相容的东西。淑英表现对性爱的要求，反映了当时市民阶层女性的人的基本需要。她完全蔑视封建礼法，以个人放浪的行为向传统伦理道德挑战，为了满足欲望而无所顾忌。如果从人的自然需要来看，她并没有什么错处，然而封建制度下的礼法、法律、社会舆论都视其行为是危险和有害的，必定加以无情的惩罚。蒋淑英与朱秉中通奸之事，渐为张二官怀疑，他诈言出外经商，安顿好行李，买一口尖刀，连夜奔回，趁二人“做鸳鸯会”之时，结果了双双性命；似乎只有这样才能洗雪其妻子所带来的耻辱。当淑英被丈夫捉住时仍表现得勇敢无畏，毫不后悔，因其在短暂的人生中得到了应得到的东西，所以她“自分必死，延颈待尽”。一般说来，话本小说故事都是有头有尾的，只有这个话本以“一对人头落地，两腔鲜血冲天”而结束。张二官犯下两条人命，难道社会舆论不谴责他，国家法律不追究他吗？这些问题，说话人便不再说下去了，显然舆论和法律是站在维护封建秩序一边的。说话人自始至终是将蒋淑英作为否定人物处理的，尽管讲出了她许多委屈和不幸遭遇，却无丝毫的同情，而是以之劝谕世人“琴瑟谐协”、“敦崇风教”。奇怪的是，说话人在结尾的词里云：“玉损香消事可怜，一对风流伤白刃，冤！冤！惆怅芳魂赴九泉。”那么，这对鸳鸯又死得冤枉了。蒋淑英的形象是具有典型意义的，我们可从后来的市民文学里见到类似的极端的女性。

小夫人是希望建立一个普通幸福家庭的女性。她的身世和姓名都不详，大约原是贫民女子被卖入官员王招宣府里为侍妾，人称“小夫人”。后来，她“只为一句话破绽些，失了主人之心，情愿白白把与人”。可见她虽入王府，实犹奴婢一般低贱，偶不如主人之意，即遭到遣逐。小夫人年轻貌美，又有几万贯随身私房钱，理应再嫁一个如意郎君，组织美满家庭；然而在媒人的欺骗之下，阴差阳错，竟嫁与开封府开绒线铺的老商人张士廉。她小张士廉三四十岁，洞房之夜，“看见员外须眉皓白，暗暗的叫苦”。这样，现实又毁灭了小夫人的愿望。绒线铺内有一个勤谨忠厚的店员张胜，三十来岁。小夫人慢慢对他产生了好感，悄悄地赠他金钱和衣物。张胜也约略知道了小夫人的情意，但他是个具有奴才性格的本分人，对于主人无比忠诚，循规蹈矩，于是主动采取退避态度，一个多月不到店里去。小夫人当时离开王府曾将府内宝物一串一百单八颗西珠偷走，案发后，张士廉下狱，小夫人畏罪自缢而亡。

明天启兼善堂刊本《警世通言》卷十六《小夫人金钱赠年少》插图

我国通俗故事是习惯以超现实方式表达人物的遗愿，试图构成一个虚幻的满意的结局。小夫人“生前甚有张胜的心，死后犹然相从”，可惜所遇非人，未有满意的结局，依然含恨。这些变化，张胜一概不知，偶于元宵游玩时，被小夫人鬼魂招至酒楼，谎言张员外假银事犯，她只身逃出，特来投奔张胜家。张胜是个胆小的市侩之徒，最初避嫌不愿收留，而见到了那串宝物，为金钱利益所动，遂与小夫人归家相处，并由此开了一个绒线铺。小夫人渴望得到爱情，屡次相缠，都被张胜拒绝了。直到后来，张胜遇见旧主人，才知小夫人是鬼，到王府中了结此案。小夫人的追求落空了。她是一个非常不幸的女人，从未品尝过生活的甘美，即使最朴素最平凡的愿望也未能实现。表现了她不屈服于命运的精神，其对张胜真心实意的追求是很感人的，理应为善良的人们所理解。张胜虚伪畏缩，势利无情，亦理应引起人们的憎恶。说话人通过这个离奇的故事，意在歌颂张胜，赞美他对主人的忠诚，以其“立心至诚，到底不曾有染，所以不受其祸，超然无累”。这正是一个谨小慎微的小市民的典型，虽然“超然无累”，却缺乏人性，在传统道德规范下已经麻木不仁。他对金钱财物甚有兴趣，乐意接受了，而对小夫人真挚的情意却毫无所感。从这里我们又可见到城市商品经济发展后所带来的人的物化。秀秀的故事与小夫人颇为相似。她本是裱褙手工业者的女儿，被临安咸安郡王看中买为养娘，在王府绣作。她暗地爱上王府的碾玉工匠崔宁，郡王也答应将来期满嫁与他。一夜王府偶然失火，秀秀随着崔宁逃出，暂到崔家住下。秀秀主动提出：“比似只管等待，何不今夜我和你先做夫妻？”崔宁胆小怕事，不敢答应。秀秀威胁说：“你知道不敢，我叫将起来，教坏了你。你却如何将我到家中？我明日王府去说。”崔宁在软硬兼施、威逼利诱之下只得答应了。秀秀是那种泼辣的市民女子，为争得个人的幸福而是足智多谋、精明能干的；在其努力下终于得到了崔宁。此后他们逃到远地潭州开店碾玉，过着安宁和谐的家庭生活。不久，他们被王府的排军郭立捉回，秀秀被处死，崔宁被发遣建康居住。秀秀的鬼魂又随崔宁来到建康，依旧过着幸福的日子。当郭排军发现秀秀鬼魂时，遂完全毁灭了这个小家庭。秀秀眼见一切愿望破灭，不顾崔宁讨饶，“起身双手揪住崔宁，叫得一声，四肢倒地”，扯着他一块儿去做鬼了。与小夫人相比，秀秀的性格坚强得多，她为达到个人目的是可以施展出各种有效手段的，即使其鬼魂也机智坚决，既报了郭排军之仇（郡王打了郭立五十背花棒），又拉崔宁同到冥府结为鬼冤家。小夫人和秀秀的鬼魂并未作祟为怪，仍像普通人一般生活。说话人对鬼魂的处理在主要的细节上仍保持写实的作风，如果不是后来被揭穿，读者还以为她们是活生生的人呢！

庆奴是挣扎于社会底层的不幸女子。她的父亲计安本是官厅下的衙役（押番），北宋灭亡后，渡江到临安开了小酒店，由妻子与女儿照管。庆奴“年登二八，成长一个好身材，伶俐聪明，又教成一身本事（小唱）”。她好似被层层怪圈围困住，逼得走投无路，没有什么贞操观念和自尊心理，为了生活而随波逐流。她先与店伙周三私通，继而结婚，后再嫁戚青。这两次婚姻都是不幸的，因家庭不和而很快离异。当时有一种陋俗：富人可用契约方式租典女子或妇人以供服侍，如夫妻一般，期满退回。庆奴闲在家中，因名声不好，不易说亲，被一位在临安寓居的高邮主簿李子由租典去了；得归故里，被主妇百般虐待。李子由无可奈何，将她安置别宅，她遂同李家心腹张彬私通。此事为李家小儿佛郎发觉，庆奴勒杀了佛郎，构成犯罪，遂与张彬私奔。她逃到镇江，又遇见故夫周三纠缠不清。张彬又病又气，死于旅舍。庆奴同周三流落他乡，仍旧做夫妻，因生活无着，庆奴只得到各处酒店小唱，卖艺行乞，历尽辛酸。案发后，庆奴被判“因奸杀害两条性命，押赴市曹处斩”。说话人给这个现实故事蒙上因果报应色彩，原是计安捕食了一条金鳗，金鳗投生为庆奴以为祸计家。其真实的意义在于表现了冷酷混浊的世俗社会，这里人们都庸庸碌碌，为了生活而相互利用或陷害。他们之间没有情感，没有法制观念，更没有传统道德意识。庆奴先后同几个男人结婚或同居，在她都属日常生活小事，为了要生活下来，无法考虑伦理道德了。这个故事平淡无奇，内蕴却颇丰富，因它表达了市民社会普遍的一种新的生活态度。

新荷是自私自利的市民女子，为着达到个人目的，不惜损害别人，而且反复无常，不择手段。她的父母是城市贫民，以一千贯钱将她卖在吴七郡王府中为家妓。她与王府都管钱原有奸而怀孕，相商出一条恶计：陷害郡王喜欢的灵隐寺年轻僧人可常。钱原对她说：“到郡王面前只供与可常和尚有奸，郡王喜欢可常，必然饶你；我自来供养你家并使用钱物。”果不出他们所料，事发后可常被诬下临安府监狱，量轻判决：追回度牒，杖一百，发还；新荷杖八十，遣发还家，追还身价钱一千贯。他们的计谋非常周密，毫无破绽。可是新荷父母去向钱都管讨一千贯以还王府时，钱原以无赖的态度否认前言，而且否认与新荷的关系，欲从此轻易了结。谁知新荷施展手段更为厉害，她当即同父母一道去王府叫屈，申述事件原委，并拿出钱原的上直朱红牌一面为信。她表示：“妾今告诉明白，情愿死在恩王面前。”这样似无辜受害者，求得了郡王的饶恕，允其归家，免去一千贯身价钱。郡王严惩了钱原，去为可常和尚平反，可惜可常已坐化了。在这场案件纠纷中，新荷是实际的得利者。她争取了人身的自由，脱离了王府，免还了身价钱，从此可以开始一种新的生活。她在世俗的斗争中显得成熟老练，一切从个人利益考虑，为此可以诬陷善良的可常和尚，有办法对付刁滑的钱原，而且对郡王的个性心理有确切的把握，因而这一个小人物能够控制整个事件的发展变化，成为斗争中的胜利者。这个话本的正面是讲述可常和尚的宿命决定，如他在火化时所说：“只因我前生欠宿债，今世转来还。”他遭诬陷致死，都是命运早定了的。话本的真正意义应是事件中的关键人物新荷，她表现了一种富于计谋，善于斗争，而且坚持利己原则的新伦理观念。(www.xing528.com)

万秀娘是襄阳府茶坊主人万三的女儿，因丈夫死去，哥哥接她回娘家，途中突然遇上盗贼而酿成灾祸。她在厄运中表现得坚忍机智，终于复仇雪恨。秀娘同哥哥和仆人周吉，带着细软金银财物，遭到三个强人抢劫，哥哥和仆人都遇害了。她为了生存下来，对一个强盗说：“告壮士饶我性命则个。”这个强盗要了她做“扎寨夫人”。她“把个甜言美语，啜持过来”，一日趁强盗酒醉，骗知其姓名为苗忠。这苗忠因与同伙发生纠纷，又将秀娘卖与另一庄主。她感到难言的苦楚，心下寻思：“苗忠底贼！你劫了我银物，杀了我哥哥，又杀了当直周吉，奸骗了我自己，刬地把我来卖了！教我如何活得？”在义士尹宗的帮助下，秀娘逃了出来，谁知又落入苗忠手里。当苗忠举刀欲杀秀娘时，她忽生急计，一只手托住苗忠的腕子道：“且住，你好没见识！你情知我又不识这个大汉姓甚名谁，又不知道他是何等样人，不问事由，背着我去，恰好走到这里。我便认得这是焦吉庄上，故意叫他行这路，特地来寻你。如今你倒坏了我，却不是错了。”这样骗过了苗忠，在焦家庄住下，等待时机。偶然小贩合哥来庄卖陶土工艺品“山亭儿”，秀娘乘机解下身上的刺绣香囊为凭，暗示合哥告知父母。不久，这一伙强盗被捉拿归案。秀娘凭着机智勇敢，历尽艰难，终于忍辱复仇。与秀娘故事相似的是刘大娘子。她在话本《错斩崔宁》里虽非主要人物，但却在崔宁和刘小娘冤死之后扮演了重要角色。刘贵本是临安城内的读书人，有妻子王氏，又娶小娘子陈氏，改行经商。刘贵在岳父家借了十五贯钱被盗并遭杀害。刘小娘子偶与青年崔宁同路，事涉嫌疑；终于屈打成招，冤死刑场。刘大娘子衣食无靠，遂同仆人收拾包裹出城回娘家去，路遇强人静山大王杀了仆人。刘大娘子假言：“奴家不幸，丧了丈夫，却被媒人哄诱，嫁了这个老儿，只会吃饭。今日却得大王杀了，也替奴家除了一害。”她表示：“情愿伏侍大王。”在刘大娘子的善意劝说下，强盗愿意改恶从善，开了杂货店。她慢慢地诱使强盗说出一年前盗走十五贯，杀死刘贵之事。她暗暗叫苦：“原来我丈夫也吃这厮杀了，又连累我二姐与那个后生无辜受戮。”于是刘大娘子告到临安府，使冤案大白。万秀娘和刘大娘子这样性格坚忍、机智应变、忍辱复仇的女性是不可能出自深受传统礼教的大家闺秀的，只有新兴的市民阶层里才能成长出这样勇于斗争的女性。

明天启兼善堂刊本《警世通言》卷三十七《万秀娘仇报山亭儿》插图

我们将宋人话本小说市民女性群像与古代文学作品女性形象进行比较，则会见到她们之间的巨大差异。古代作品中的女性对待两性情感既有理想主义的色彩，又具封建道德规范的特点，即相信爱情的永恒，坚持从一而终的态度。汉代乐府诗《白头吟》表达了“愿得一人心，白头不相离”的美好而坚定的信念。《羽林郎》中的酒家女子相信“人生有新故，贵贱不相逾”，谢绝了金吾子的私爱。唐代民间的《韩朋赋》根据韩凭妻自杀殉夫的故事改编，她殉情时表示“一马不被二安（鞍），一女不事二夫”的贞烈观念。《古诗为焦仲卿妻作》中的刘兰芝以“情义”为重，宁可“举身赴清池”也誓不改嫁。她们的心性贞烈，情操高尚，可钦可敬。宋代的市民女性似乎更理解社会现实关系。她们之中许多人为了现实利益、个人情欲或生存欲望，既不考虑贞操，也无羞耻之心，更无从一而终的固执念头。古代作品中的女性大多数是出自有很好教养的诗礼之家或官宦之后。她们禁锢在深闺，恪奉“三从四德”，如果遇到重大灾祸便束手无策，只能逆来顺受。汉末才女蔡琰身遭不幸时在诗里悲叹：“彼苍者何辜，乃遭此厄祸！”唐人传奇《霍小玉传》中女主人公被李益遗弃后，无计可施，举杯酒酬地告天：“我为女子，薄命如斯；君是丈夫，负心若此！”《离魂记》中的倩娘，当其婚姻遭到家庭阻挠时，无法对付，抑郁而昏死。市民女性因处在社会下层，富有生活斗争经验，其中许多女性是有应变才能的，可以急中生智，损人利己，权谋机诈，不择手段。她们非常泼辣勇敢，可以偷情、私奔、诬陷、欺骗、说谎、受辱、复仇，以争取达到个人目的。古代作品中的女性很多是封建道德和封建礼法的受害者。她们温柔善良，谦卑忍让，对于人生没有非分的欲望，是典型的贤妻良母。苏伯玉妻在《盘中诗》里以自卑自贱的态度向丈夫表示：“君忘妾，天知之；妾忘君，罪当治。”她承认了男尊女卑的观念。唐代民间的歌赋《董永行孝》中的董永妻，勤劳朴素，仅希望“但织绫罗数已毕，却放二人归本乡”。他们夫妻二人在家乡男耕女织“共田常”便是最大的愿望了。唐人传奇《李娃传》里妓女李娃使自己的思想行为符合封建道德规范，“妇道甚修”；统治阶级也认为她“虽古先烈女，不能逾也”。宋代市民妇女基本上是不遵妇道的，行为放荡无检，不顾礼法。她们有婚姻自主的思想，有勇气去争取自己的婚恋对象，或由性欲的驱使而毫无畏惧地走上个人毁灭的道路。这些市民妇女群像是新兴市民阶层社会意识的体现者，她们尽管性格执拗，思想偏激，行为放浪，的确是社会现实中有生命活力的普通民众。

明天启兼善堂刊本《警世通言》卷八《崔待诏生死冤家》插图

宋人话本小说有一个很特殊的现象，即最鲜明体现市民意识的人物基本上是女性。周胜仙、爱爱、蒋淑英、小夫人、秀秀、庆奴、新荷、万秀娘、刘大娘子等，她们有不同的个性，不同的遭遇，但都生活在一个市民社会里，不同程度地表现了早期市民阶层的情绪。中国封建社会及儒家学说虽然很重视社会伦理关系，甚至有民本思想，但只是强调符合封建礼法规范的“民”与“人”，否定具有个性的、充满欲望的、自由的人。北宋以来政治经济结构的一系列变化，在市民社会里的女性得风气之先。她们首先在家庭关系和两性关系方面自发地以自己极端的行为体现新兴市民的反封建主义的要求。这实质上是以市民女性为代表的中国城市普通民众人本意识的觉醒。她们是都市平凡的妇女，很多还属社会底层。她们为着人的基本需要、社会安全需要、爱情或归属的需要而艰难地努力着；其愿望简单，甚至是卑微的，仅盼得到小小的满足——它是现实的、合理的。在市民女性故事情节展开时，话本里描绘了商人、店员、小贩、穷书生、婢女、仆人、强盗、小公务员、贫民、自由职业者、僧众、道士等芸芸众生。在他们日常生活里充满着欢乐、悲伤、憧憬、失望、悔恨、暗算、仇意。他们是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人。这在我国文学史上第一次出现真正的世态描写，它是书会先生的重要题材，也是民众喜闻乐见的，很贴近民众的现实生活。显然，“在关于人的所做的新的发现当中，我们最后必须把对于人类日常生活的描写的兴趣计算在内”。^[15]宋人话本小说不是那些富于理想主义的作家的梦幻，而是现实生活的真实画面。

人本意识的觉醒主要表现在人们感到：“人被赋予了他所希望得到的东西，他所愿意取得的为人。”^[16]话本小说的市民女性们诸种可怕的“人欲”是宋代理学家极力要扑灭的东西，然而现实生活里正因有了人的种种欲望才充满蓬勃的生机。马克思说：

人一方面赋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这些力量是作为禀赋和能力、作为情欲在他身上存在的；另一方面，作为自然的、有形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人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和受限制的存在物，也就是说，他的情欲的对象是作为不依赖于他的对象而在他之外存在着的；但这些对象是他的需要的对象；这是表现和证实他的本质力量所必要的、重要的对象。^[17]

人们的主观愿望与客观条件限制是存在矛盾的，而人们恰恰是在这种矛盾斗争中显示他的本质力量的。我们从话本小说中可见到许多市民女性在斗争中大都是不幸而失败了，然而她们却显示了个人的本质力量。

我们将宋人话本小说的市民女性群像同稍后一两个世纪的欧洲市民文学相比较，则会见到中国市民女性所处的环境特别艰难，所付出的代价特大，基本上都是以悲剧告终的。欧洲市民女性则以玩笑作乐的方式，机巧而又顺利地达到目的，取得胜利。宋代市民女性不幸的命运是与中国早期整个市民阶层的现实状况相联系的。中国封建势力强大集中，使这些市民女性由感染新的社会思潮而闪现的人性觉醒的火花很快就消失了，但却迸发了普通小人物真正的生命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