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反抗日本殖民统治历史：武装抗争与现状

在日本殖民统治的50年中，台湾各族人民为反抗日本统治，为争取台湾回归祖国，前赴后继，以各种方式英勇抗争。其事迹可歌可泣，其精神永垂不朽。

（一） 武装反抗日本殖民统治

就在首任台湾总督桦山资纪于1895年11月18日宣称“本岛全归平定”的十几天后，台湾就燃起了抗日烽火。各地反抗斗争此起彼伏。先是林李成、林大北于宜兰起义；继之又有简大狮举义金包里；陈秋菊、詹振转战文山、锡口；卢振春、徐绍文起义于石碇，胡嘉猷发难于新竹。他们各拥众数百乃至数千，以各种方式巧妙打击日军。在台湾中部，义军领袖柯铁与简义等人在铁国山聚集各路人马，围歼日军侦察队，包围南头，袭击斗六，突入鹿港，巧妙地击败日军的伏击。南部义军在黄国镇等人领导下，进军嘉义，袭击各地派出所；凤山地区的林少猫、下淡水溪的魏开等人，率众攻击宪兵屯所及赤嵌、阿莲等地，使日军顾此失彼、寝食难安。日本居台初期台湾人民的抗日斗争，得到了大陆人民的积极支持。他们有的直接参战，有的提供资金和弹药，有的沿海地区成为义军领导人暂居和谋划、指挥之地。这些起义，有的仍用清朝年号，有的打出“奉清征倭”的旗号，反映了台湾同胞回归祖国的共同心声。

面对台湾人民的起义，殖民政府一方面调集军队军事镇压和强化警察体系，另一方面则颁布血腥的《匪徒刑罚令》作为镇压人民反抗的“法律”依据。该令规定“不问何等目的，凡结合多人以暴行或胁迫达成其目的者均以匪徒定罚”；“首魁、教唆者、参加者、指挥者均处死刑，……如有违抗官吏或军队者，不问既遂未遂均处死刑”。有人统计，根据这一血腥法令，从1898—1902年的4年间，惨遭屠杀的台湾同胞就有1.1万多人。但是，台湾人民视死如归，坚持斗争。虽最终悲壮的落下了帷幕，但其抗日爱国精神，将永为后世传颂。

义军领袖简大狮，在起义失败后逃往福建漳州，竟被清政府拘捕，于1900年引渡给台湾日本当局处死。简大狮被捕后在厦门厅义正词严地指出：“我简大狮，系台湾清国之民。皇上不得已，以台地割畀日人。日人无理，屡次去我家寻衅，且被奸淫妻女。我妻死之，我妹死之，我母与嫂死之。一家十余口，仅存子侄数人，又被杀死。因念此仇不共戴天，曾率众万人，以与日人为难。然仇者皆系日人，并未毒及清人；故日人虽目我为土匪，而清人应目我为义民。况自台湾归日，大小官员内渡一空，无一人敢出首倡议。我一介小民，聚众万余，血战百次，自谓无负于清。去年大势既败，逃窜及漳，犹是归化清朝，愿为子民。然今事已至此，空言无补，惟望开恩将余杖毙，生为大清之民，死作大清之鬼，犹感大德。千万勿交日人，死不瞑目。”

这份供述，字字血，声声泪，道出了不愿做亡国奴的台湾人民的心声。其爱国主义精神永远激励后人坚持斗争。

其后，日本殖民政府的统治秩序基本确立，日资向台湾各个领域广泛渗透，警察网络遍及穷乡僻壤。台湾人民的生产、生活方式被迫受到强力的冲击，广大民众普遍受到压迫和盘剥，不少乡绅的既得利益受到伤害。从1907年起，各地开始陆续爆发新的武装暴动。较著名者，如1907年的“北埔事件”，1911年的“林杞埔事件”，1912年的“苗栗罗福星事件”，1915年的“西来庵事件”等。这些暴动大多具有突发性和地域性，往往以秘密宗教为组织方式，而且受到祖国辛亥革命的影响。其中，辛亥革命时期罗福星等领导的苗栗起义、余清芳等人领导的“西来庵事件”较有代表性。

罗福星（1884—1914年），广东镇平（今焦岭）人。早年参加同盟会，曾奉命到台湾组建同盟会支部。当时，他目睹日本人统治台湾的情形，深感只有推翻异族统治，台胞才有幸福可言。于是，他在苗栗、台北等地一面宣传革命，以“驱逐日人”“光复台湾”为号召；一面秘密发展革命组织，得到新竹、台南、南投等地人民的响应，参加者达1500多人。就在进行军事编制，准备起义之际，罗福星等人的革命活动被日本警察发现，于1913年12月18日被捕。罗福星在《大革命宣言》中指出，他的起义目的就是要“雪国家之耻，报同胞之仇”。在日本“法庭”上，他大义凛然，承认此举在于“使本岛复归中国所有”。1914年3月罗福星慷慨就义。

1915年，余清芳等人领导的“西来庵事件”是日据时期规模最大的武装抗日事件。余清芳是台南人，对日本殖民统治极为愤恨。在辛亥革命影响下，他以台南“西来庵”为据点，利用宗教活动，揭露日人暴政，唤起同胞奋起。他广招信徒，筹集军费，并以“大明慈悲国”名义发布文告，提出“恢复台湾”的口号。被日方发觉后，他们奋起抵抗，分头攻打甲仙埔支厅及小张犁等处日警派出所，杀死日本官吏数十人；然后又乘势率领所部1000多人围攻噍吧哖市街，一度占领支厅，据虎头山与日军对抗。后因日总督府紧急调军警，以步、炮兵联合猛攻，革命党人不敌，退入山谷。不久，余清芳等1400余人被捕，866人被判处死刑（后因日本国会对此颇多非议，遂借大正登基之机减刑，实际执行死刑者为95人）。从此，台湾人民的抗日斗争便从武装反抗向非暴力抗争发展。

（二） 传承中华文化对抗殖民文化

台湾与大陆一衣带水。两岸同胞不仅血肉相连，更有着数千年来共同形成的中华文化、习俗，维系着中华民族不朽的灵魂。日本殖民者要将台湾人民变为大和民族的奴仆，这是不可逾越的巨大障碍。因此，在它统治台湾的半个世纪中，千方百计搞殖民教育、搞同化政策，直至到侵华末期肆无忌惮地搞所谓“皇民化运动”，强迫台湾人民改日本名字、信日本宗教、使用日本语言，采用日本生活方式，目的无一不是为了隔断台湾与大陆的文化联系，使台湾人真正成为日本的奴仆。但是，经历数千年中华文化培育与熏陶的台湾人民，尽管处于殖民政权的高压之下，尽管经受了一次次武装起义的失败，他们仍然坚贞不屈，以民族文化对抗殖民文化，为中华民族文化的传承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教育和语言文字方面，为对抗日本对青少年全面的日语灌输，保存汉语言文字，不少家庭在家中坚持用汉语、汉字加强对子女的教育和灌输，使其不忘本，做中华文化的传人。在公开场合，他们不得不说日语；但在家中，他们仍然以汉语或台语（闽南话）交谈。在学校，被迫学习日语，但日语教师一走，他们常常迫不及待地用收音机收听祖国大陆的广播。此外，他们还以委婉的方式，向殖民当局提出允许学习汉语的要求。例如，台湾士绅以响应日本“南进”的政策、需要使用汉语与南洋华人交往为由，提出“应充分授台人以汉文”（潘公昭等：《今日的台湾》，1948年版）。为使自己的后代传承中华文化，他们纷纷送子弟进私塾（或称汉学书房）就读。尽管私塾设施简陋，大多寄设于庙宇、祠堂，教授文字、诗书，属于旧式教育，但与日本的奴化教育相对立，仍有很强的生命力，成为延续和传播汉文化的重要所在。据统计，这种私塾在1897年有1127所，第2年激增到1707所。此后，日本殖民当局虽然一再限制、取缔，数量有所减少，但从1943年日本总督府仍在下令封闭汉学书房来看，说明这类私塾仍顽强存在。在私塾大量被封闭的同时，当地民众越来越重视通过家庭教育传承汉文化，即使像被日本敕选为贵族院议员的林献堂，也不愿子弟接受奴化教育，而是自聘教师在家中授读。有的则甘冒风险，奔赴大陆，学习民族文化。值得提到的是，《台湾通史》的作者连横，在日本殖民当局极力排斥、打击中华传统文化，禁汉文、教日语之际，曾专门创设雅堂书局保存和出售中国图书；致力于编纂《台湾语典》，以保存和发扬台语。日本战败后台湾人民所表现出的回归祖国和发扬光大民族文化的热忱，正是台湾人民学习和传承民族文化成果的最好表现。

在研究和出版方面。尽管在殖民政府的高压统治之下，宣扬殖民文化的日文报刊充斥市场，但是也有不少具有民族气节、不惧风险的知识分子，记录和研究台湾社会的历史，彰显台湾人民不屈不挠的抗日斗争，揭露日本殖民者的暴行。当时出版的宣传民族文化、具有反日倾向的报刊，颇具一定数量。其中较为著名的有罗秀慧等人创办的《新学丛志》、张春甫等人创办的《台湾诗报》、杨逵夫妇所办的《台湾新文学》、台湾共产党创办的《台湾战线》、台湾文化协会所办的《大众时报》等。这些报刊，大都以“维持汉学于不坠，献身于我同胞”为职志，宣扬“固有文化精粹”陶冶“民族之性情”，以“鼓励使用汉字，保存中华民族文化”。它们适应了广大台湾同胞的精神和文化需要，具有相当的影响。特别是《台湾战线》，将矛头直指日本统治者。虽然发行期数有限，且很快被取缔，但仍留下了自己战斗的声音。《大众时报》则公开呼吁台湾人民“团结起来，站起来前进”，“为加紧唤起我们台湾被压迫大众的觉醒，维护自己的生存权而奋起同恶魔的势力展开斗争”。在殖民统治的台湾，这些声音犹如号角和利剑，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在当时的文化界，最重要的成就是编辑、出版了一些有关台湾的历史著作。诸如，吴德功的《让台记》，思痛子的《台海思痛录》，连横的《台湾通史》，洪弃生的《瀛海偕亡纪》和汉人的《台湾革命史》等。

《瀛海偕亡纪》，作者洪弃生（1867—1929年），号月樵。台湾鹿港人。成书于1897年。该书分上下两卷。上卷记载日本侵占台湾和台湾人民反割台、反占领的斗争史实；下卷记述日本殖民者对台湾人民的野蛮统治及台湾人民的反抗斗争。书成稿后，因在台湾无法出版，由其子洪槱带到北京保存，1922年，改名为《台湾战纪》，由北京大学代印出版。

《台湾革命史》，作者自称汉人，原名黄玉斋，世居台北，祖籍厦门。1927年毕业于厦门大学法律系。在学期间，深受传统文化和五四运动的熏陶，集中精力撰写《台湾革命史》，曾专门返回台湾搜集资料，一度引起日本情报机关的关注。1925年该书写成，着重记述台湾近30年（1895—1925年）间当地人民的抗日事业。涵盖了林大北、陈发、刘乾、罗福星、余清芳等14起抗日斗争事迹，评述了祖国“五四运动”对台胞的影响，坚信台湾革命一定成功。该书于1929年在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作者署名汉人，铭志不忘祖国、不忘中华民族。该书出版后，曾在台湾秘密流传，鼓舞了台湾同胞的斗志，也对大陆民众了解台湾人民的革命斗争起到了积极作用。

《台湾通史》是这一时期有关台湾历史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一部史学著作。作者连横（1878—1936年），字武功，号雅堂，又号剑花。台湾台南人，祖籍福建龙溪。青少年时随父连永昌学习文史。1895年日军侵占台湾，其父逝世。他边为父守制，边研习诗文。当时，日本人占据其家世代居住的台南宁南坊“马兵营”修筑法院，过着“台湾沦陷，吾家被毁，30余年靡有定处”的漂泊生涯。连横曾为此赋《过故庐》诗云：“海上烟云涕泪多，劫灰零乱感如何？马兵营外萧萧柳，梦雨斜阳不忍过。”面对国恨家仇，特别是日本殖民者对台湾文化和历史的疯狂摧残，作者积数十年之力，搜集有关台湾的中外文献、档案和传闻，仿照司马迁《史记》体例，撰写《台湾通史》。诚如其自序所言：“横不敏，昭告神明，发誓述作，兢兢业业，莫敢自遑。遂以十稔之间，撰成《台湾通史》。为纪四，志二十四，传六十，凡八十有八篇。”该书记述起自隋大业元年，终于清光绪二十一年被日本侵占，凡有关台湾的政治、军事、经济、物产、文化、教育、风俗、人物等都有论列，对大陆人民开拓台湾及抗击荷兰、英、法、日等殖民强盗的侵略战争叙述尤详。该书一问世，即受到广泛赞许。有人称之为“台自开辟以来，300余载，无人能为此书，而今日300余万人，又无人可为此书”（《台湾通史•后序》)。有的称为“300年来海上之杰作”。章太炎先生则称该书“为民族精神之所附”，“为必传之作”。它不仅保存了台湾文献史料，更重要的是激励了民族精神，是当时最为重要的史学著作，至今仍为史家所看重。

在文学艺术、社会习俗等方面，也是日本殖民者极力占领的舞台。台湾人民不畏强暴，努力保存自己的兴趣爱好、风俗习惯乃至宗教信仰，排斥日本强行推行的日本生活方式以及日本宗教。特别是在日本侵华战争后期，台湾殖民当局变本加厉地推行所谓“皇民化运动”，台湾广大人民则以传统的中华文明进行了无声的抵制。他们在非公共场所仍然讲汉语或台语；绝大多数台胞拒绝改用日本姓氏，据统计到1940年2月至8月间，迫于种种压力改姓名者仅168人。而且，改姓名者往往利用各种方式，使自己的姓名带有浓厚的民族色彩。如姓陈改为颍川、姓黄的改为江夏等。再如，日本当局不允许祭祀祖先，他们有的仍然公开抗争，有的则偷偷将神像藏起来。当局强迫要拜日本的天照大神，就拜一下，实际上或心里仍然崇拜自己的祖先。更为有意思的是，不仅传统的佛、儒、道仍然存在，而且与台湾民众生活关系密切的宗教仍在发展。以妈祖信仰为例，1895年前，台湾有妈祖庙232座，而据台湾总督府统计，到1934年已增至335座。在文学方面，就是在严禁汉文的时期，仍有作家翻译介绍祖国大陆的作品，有的写作反战小说，台湾著名作家吴浊流就冒着生命危险暗中写作《亚细亚的孤儿》一书。在文艺舞台，尽管日本当局施以种种摧残，但是台湾传统的民族艺术如京剧、乱弹、布袋戏、傀儡戏等，仍坚持上演。此外，他们还在大陆的影响下，引入文明戏等新剧种以及来自祖国的电影艺术，更重要的是坚持演出诸如《社会阶级》《精神不死》《张文祥刺马》等一些具有启发民族意识、鼓动民族解放题材的剧目。这一切，无不深深铭刻着民族文化的印记。她在日本殖民统治下顽强地抵御着日本文化的入侵，延续和唤起台湾民众的民族自觉。(www.xing528.com)

（三） 各种形式的政治抗争

在日本殖民当局的统治下，台湾同胞饱受双重压迫和剥削（即日本殖民统治集团和日、台资本家及地主的压迫和剥削）。随着台湾殖民地经济的发展，台湾的工业有所发展，工人数量增加。据1930年统计，已有工人57万余人，其中93%为台湾人。他们身受双重压迫，特别是受到严重的民族歧视，平均工资不及日本工人的一半。日本的资本家“常怀征服者对被征服者的心理和态度，以对待劳工：是在进行一种不可形容的虐待”（山川均：《日本帝国主义铁蹄下的台湾》，转引自《台湾历史纲要》第395—396页）。同样，在农业领域，尽管台湾农业发展迅速，特别是甘蔗、稻米等日本需求的农作物大量增加，农民的生产能力有所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也相对有了提高，但是它们的所得与应得并不成比例。殖民政府不仅对农民的盘剥日益加剧，而且经常放领官有土地给日籍退职人员，给世代耕地的农民的利益以巨大伤害。据统计，到1926年放领的土地面积已达3886甲。农民辛辛苦苦生产的甘蔗等农产品，经常被压低价格收购。广大农民的不满与日俱增。与此同时，台湾的中小资本家与日本资本家相比，长期处于从属和被排挤的地位。台湾的知识分子乃至留学生，随着知识的增长和眼界的开阔，特别是祖国大陆思想文化界的进步和政治斗争的发展，使他们对日本的殖民统治越来越难以忍受。他们纷纷组织起来，引导民众以各种方式与殖民统治进行抗争。

1.争取议政和参政权的和平请愿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民族独立和民主政治运动在世界各地得到发展，中国的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以及日本国内的民主运动和朝鲜独立起义等对台湾的影响尤为深刻。一些具有较强民族、民主意识的台湾知识分子开始发动了反对日本总督独裁统治和民族压迫的政治活动。

首先是“六三法”撤废运动。所谓“六三法”，是指日本政府在1896年4月1日，以“法律第六十三号”名义发布的《关于在台湾实施法令之法律》，因而简称“六三法”。该法律是日本统治台湾的基本法。它规定：“台湾总督对其管辖区内所颁布的命令，具有法律效力。”台湾总督的命令，由台湾总督府评议会议决，经拓务大臣奏请裁定，而评议会的组织由总督决定。遇临时紧急事故，总督可以“先斩后奏”。依据该法，台湾总督成了集行政、立法、司法、军事于一身的专制君主，对台湾民众具有生杀予夺之权。1918年底，林献堂、蔡培火、蔡惠如等人为争取台湾人的权利，以减轻在总督专制统治下的痛苦，发起撤废“六三法”运动。他们在日本东京上访政界要人，劝说废除“六三法”，但未见成效。1920年11月，他们又集合200多留学生，在东京举行撤废“六三法”的示威集会。虽然日本政府不可能改变其统治方式，但是通过他们的活动，再一次表达了自己的政治诉求。

其后，撤废“六三法”运动发展为“台湾议会设置请愿活动”。他们要求日本当局确认台湾地位的特殊性，给予台湾人一定的参政权。1921年初，林献堂等人发动178名台胞联名上书，向日本帝国议会贵族院、众议院请愿，要求设立一个由台湾居民（包括在台湾的日本人、汉人和高山族同胞）选出的议员组成的台湾议会，该议会对在台湾实施的特别法律和预算具有决定权。但是，日本议会不予理睬。请愿虽然没有成功，但消息传到台湾，鼓舞了台湾的知识分子。日本当局则以扩充台湾总督府评议会来搪塞（设置评议员25名，其中总督府高级官员7名，日本人9名，台湾人9名，作为总督府的咨询机构。当时任命辜显荣等人出任评议员，亦遴选林献堂为评议员，加以笼络）。但是，“台湾议会设置请愿活动”并没有因此而止步。林献堂等人更加积极地推动议会设置请愿活动。1922年2月，林献堂、蔡惠如等512人再次联名上书，在东京街头展开第二次游行请愿。同样，再次遭到日本议院的否决。台湾总督府遂在经济、政治诸方面对林献堂等人施压。总督出面召见林献堂等人，提出严重警告“日本政府决不容许设置台湾议会”，同时透过台湾银行催讨其向台银的贷款。林献堂被迫声明退出请愿活动。而其他请愿者“服务官方机关者，立即被解职；服务于银行公司者，各予以免职；有关公卖事业者则剥夺其特权；与银行有借贷关系者，拒绝其资金之通融，且严禁有关政治之演讲”（蔡培火等：《台湾近代民族运动史》，第130页）。但是，日本当局的高压并没有使请愿者屈服。1923年初，蒋渭水、石焕长、林呈禄等发起组织“台湾议会期成同盟会”，作为推动请愿活动的常设机构。不久，蒋渭水、蔡培火等人在东京展开了第三次请愿宣传活动。当时在千叶学习飞行的台湾第一位飞行员谢文达驾驶飞机在东京上空投下请愿传单，一时引起轰动。台湾总督府遂采取暴力镇压手段对付请愿者。1923年12月，以违反《治安警察法》为名，在全岛进行大逮捕，蒋渭水、蔡惠如等诸多领导人被捕入狱，未被捕者也受到监视，制造了震惊一时的“治警事件”，使请愿活动受到重大挫折。这时，林献堂再度出山，联络数十人签名，继续向日本议院提出申请书。此后，每逢日本议会开会，林献堂等人必提申请书，一直坚持到1934年连续坚持进行了12次请愿活动。尽管每次请愿都被日本议院拒绝，但是却反映和代表了广大台湾民众反对日本殖民统治、追求民族自决和民主参政的心声，激发了他们的民族觉醒和斗争意识。

2.有组织的政治抗争

（1）台湾文化协会领导的抗争。就在第一次台湾议会设置请愿活动失败后不久，在蒋渭水等人的奔走下，于1921年10月17日成立了台湾文化协会（简称文协）。该协会以林献堂为总理，杨吉臣为协理，蒋渭水为专务理事。文协以提高文化、启发民智、唤醒台湾民众的民族意识，摆脱日本殖民统治，改革社会为目的。会员除文化界人士外，还包括工人、农民和其他社会各界人士。它们发行会报、文化丛书和《台湾民报》，提倡汉文和乡土文学，传播“五四运动”后大陆的思想文化；举办各种讲座，组织文化剧团演出，揭露和抨击日本殖民者的专横统治，开展民族理论问题等讨论。特别是与日本总督府的御用团体——汉奸辜显荣等组织的“台湾公益会”“有力者大会”等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在文协的影响下，台湾各地涌现了许多青年进步组织，发动了多次抗暴斗争。文协影响力的与日俱增与台湾民众反日情绪的高涨，引起日本当局的警惕和恐慌。他们一方面组织、操纵一些御用组织与文协对抗，另一方面则直接出动警察等暴力手段进行镇压。对文协的一些演讲会动辄以“违反治安”为由遭到禁止，文协负责人遭到恫吓和拘捕。同时散布谣言，挑拨、制造矛盾，进行分化瓦解。1927年，文协内部在思想和行动路线上也分裂为两派。以林献堂、蒋渭水为代表的温和派，主张用合法的抗争手段谋求有限的地方自治；而以连温卿为首的激进派则主张民族运动与阶级斗争结合进行抗争。不久，温和派退出，另组台湾民众党。激进派等对旧文协进行改组，组成新文协，组织工人、农民和学生进行的斗争日趋激进，遭到日本当局的多次镇压，于1930年后停止了活动。

（2）台湾民众党领导的抗争。台湾民众党的前身是从文协分离出来的林献堂、蒋渭水等人于1927年5月组成的“台湾民党”。因为主张“台湾人全体之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解放”而被日本当局禁止。同年7月10日，正式成立“台湾民众党”。这是日本占领台湾时期唯一的“合法”政党。该党在建党宣言中强调“以合法的手段”进行斗争，但从其日后的大会决议、口号，特别是实际行动考察，仍然是从事反日民族运动的政党。该党的纲领，在政治上要“确立民本政治”，要求实施地方选举、地方自治以及集会、结社、言论和出版自由；经济上要求改变日本资本对台湾的控制，建设合理的经济组织，发展民族资本，提高工农的生活程度；社会上要求革除社会缺陷，改革社会陋习，使贫富趋于平等并支持工农运动的发展。当时，由于农民组合已为文化协会所控制，所以民众党侧重于对工人运动的支持。他们的负责人担任工友总联盟的顾问，实际指导工友总联盟的活动。它与文协主导下的农民运动相呼应，促进了全岛工农运动的广泛开展。

民众党积极推动地方自治，反对殖民当局日人官吏放养官有土地，反对总督府的新鸦片政策，声援雾社起义，抗议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等活动。他们还通过举办讲演会、发表文章、散发文告等方式来表达民意及自己的主张，组织民众团体与日本当局抗争。随着工农运动的发展，该党的部分领导人，如蒋渭水等人在推进民族运动的同时，尝试开展阶级运动；而以蔡培火等人为代表的稳健派仍主张采取“合法方式”进行斗争，遂退出民众党于1930年8月另组“台湾地方自治联盟”。早已对民众党恨之入骨的日本殖民当局立即抓住其分裂的时机，于1931年2月18日以“绝对反对总督政治和民族自决主义”的罪名将其解散，并将蒋渭水等16人逮捕。民众党虽然在日本殖民者的压迫下被迫解体，但是它带领民众给予日本殖民统治以很大的冲击，启发了民众的民族觉悟。

（3）农工运动及台湾共产党的活动。在台湾，农民和工人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对民族压迫和阶级盘剥的感受最深，反抗也最激烈。当时，殖民政府一方面支持制糖公司压低甘蔗的收购价格，一方面决定放领官有土地。这都极大损害了农民利益。因此，早在1925年6月，台中就出现了有蔗农组成的“二林蔗农组合”。他们要求制糖公司提高甘蔗的收购价格。遭到拒绝后，拒不收割甘蔗，并与前来取缔的警察发生冲突。这就是农民有组织进行抵抗的著名的“二林事件”。实际上，在这一时期的明治、盐水港、凤山、林本源等制糖会社甘蔗原料供应地已经发生多起农民反对日本制糖企业压低甘蔗收购价格的斗争。但因为基本上都是分散的、各自为战的方式，很快均被日本当局镇压。例如“二林事件”中就有93人被逮捕，31人被判刑。由于农民这种各自为战的、分散的斗争方式已不适应切身的需要，为此这些地方的农民组合联合起来，于1926年6月成立了全岛性的“台湾农民组合”，领导者为简吉、赵港、杨逵等人，总部设在凤山。到第二年底，台湾农民组合已在各地设立支部23个，会员达2.4万多人。其后，农民组合先后为新文协和台湾共产党所主导，不仅进行大量的宣传鼓动工作，而且有效地领导了农民斗争。据统计，仅在1927—1928年间，就发生农民抗争事件420起，深刻冲击了日本殖民统治的基础。

台湾的工人运动在20年代也发展起来。当时的台湾工人，身受日本资本家和民族资本家的双重压迫。大多数工人在恶劣的环境下劳动，经常遭到日本资本家和工头的虐待，并在工资等方面受到严重的民族歧视，一般只能拿到不及日本工人一半的工资。工人为了争取自己的权益，纷纷组织工友会、工会等进行抗议、罢工等活动。比较早的有台北印刷工人的罢工活动；台湾机械工友会的罢工活动等。到1927年，工人组织已遍布各行业，并在民众党的领导下，于1928年2月成立了台湾工友总联盟，由蒋渭水、连温卿等负责。到年末联盟的团体已达到65个，会员总数有7816人（《台湾社会运动史》，第78页）。其后，相继发动了一系列罢工斗争，并呈现“左倾”倾向，引起日本当局的警觉和镇压。

随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第三国际对殖民地无产阶级政党的建立给予了重视和支持。台湾工农运动的发展需要革命政党的领导，一些深受社会主义思潮影响的知识分子也具有了组织无产阶级政党的愿望。1928年4月15日，在日本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策划下，在我国大陆共产党的积极指导下，台湾共产党在上海法租界正式成立。

台湾共产党在组织上是日本共产党的一个民族支部。党的中央常委由林木顺、林日高和蔡孝乾三人组成。当时，林木顺为书记长。候补中央委员翁泽生驻上海负责与第三国际东方局和中共中央联络；候补中央委员谢雪红驻日本东京负责与日本共产党联络。台湾共产党通过的政治大纲规定，台湾的殖民地地位，决定了革命的主要对象是日本殖民者，革命的首要任务是推翻日本帝国主义统治，同时消灭封建势力，实行土地革命。台湾革命的性质属于民族民主革命。

然而，台共建立不久就因进行革命宣传与组织活动，遭到日本警察的通缉与破坏，一些党员被捕，一些党员被暴露。这不仅打乱了刚刚确定的党内分工，也使原先与各方面的联络被迫改变。为适应新的情况，谢雪红被派遣回台湾，林木顺只能留在上海指挥。台共与日共的联络更为困难。为此，同年6月回到台湾的谢雪红一方面以读书会的方式吸收党员，一方面积极参与文协和农民组织的活动，使台湾共产党很快得以恢复和发展。他们十分注重扩大在工人、农民乃至知识分子中的影响力，积极参与文协、农民组织的活动，筹备建立工会组织，尝试建立赤色总工会等；同时积极以自己的政治主张来引导或主导当时发生的工农运动，使20年代末30年代初台湾民族革命运动形成一个新的高潮。殖民当局对台共进行了的一次又一次的检举和逮捕，使台共领导力量大大削弱。然而他们的革命精神则成为鼓舞人民抗日的重大力量。

日本侵占台湾的半个世纪里,尽管采取了一系列军事、政治的高压手段以及经济控制和文化同化等政策，但台湾人民不仅从来没有屈服，而是积极组织各种团体，运用各种手段进行抵制与反抗。在广大台湾同胞心中，时刻涌动着具有无比凝聚力的民族意识。日本统治者在它所写的《警察沿革志》中不得不承认，台湾人原先的“民族意识牢不可拔。……故其以支那为祖国的情感难于拂拭，乃是不争的事实”。反抗日本统治的一些领导人，如林献堂就明确指出：“应知台胞在过去50年中，不断向日本帝国主义斗争，壮烈牺牲，前仆后继，所为何来？简言之，为民族主义也。”台湾人民正是在这种可贵的民族精神支持下，前仆后继，英勇奋斗，直到使台湾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