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绍忠：回忆与影响的介绍

好久不见恩师的面，十分想念。2006年1月15日登门拜访，看到他躺在床上，不能行动了，不禁使我黯然神伤。不过，他神志还很清醒，对我的到来感到十分高兴，问这问那，从现任民委主任到全省各少数民族的情况都问得很详细，特别是对“老边委”（即原省委边疆工作委员会）的同志，更是一个不漏地逐一询问每个人的家庭情况、身体情况、收入情况、生活是否困难等。在他即将离开人世的时候，还如此关心各少数民族人民和各族干部，还惦记着与自己一起战斗过的老同事、老部下，使我深受感动。我原想请他为我准备出版的一本书写篇序言，看到他病成这样，也就不忍心开口。但在交谈中自然而然地扯到了这个话题。他说我从事民族工作几十年，应该写点东西留给后人。我马上接着说正在编写当中，想请您给写个序言，他慨然应允，但又说他现在不能动笔了，要我代他写，写好后念给他听，他同意就行。10天后的1月25日，我带着拟好的稿子再次登门，发现客厅里坐满了客人，准备向他拜年（1月28日就是春节了），客人们静静地坐在客厅里等待他起床，不便进入他的卧室。我则直冲冲地走到他的床前，他要我扶他起来，帮他穿好衣服，移座到椅子上，然后叫我念稿子。念完后他点点头说：“很好！”我请他在稿子上签个名，他接过我手中的笔艰难地签了名。也许这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签名，实在珍贵。随后他要我搀扶着他一步步挪动走向客厅，在客人们的热情招呼和搀扶下落座，他向我介绍说：“他们都是我的学生。”我也立即向大家表态：“我也是他的学生，是解放前的学生。”说完我就告别离开了。想不到这一别就成了“永别”。12天后，2006年2月6日，敬爱的马曜老师，走完了人生的最后旅程，溘然长逝。我感到万分悲痛。

回想自己和马曜老师相处的日子虽然短暂，但他对我的一生影响极大、影响极深远。早在1948年，我进入云南大学的校门，他就是我的国文教师，教的是古文。他丰富的历史知识和古文知识使我的文化素养有很大的提高，他的进步思想给我很好的启迪，他在进步报纸上发表的抨击国民党统治的文章更给我重要的启发。他当时是国民党省参议会的参议员（可能已经加入中共云南地下党），由他这样一位有身份地位的人来抨击国民党政府统治的弊端，其作用和影响非同一般。其中有一篇是抨击国民党保甲制度（大约刊登在1949年五六月间《正义报》上），对我教育特别深刻。文章揭露了保甲制度的腐败和丑恶本质，认为除了推翻它，没有别的出路。这篇文章给我重大启示，是推动我走向革命的警钟。1949年7月期末考试时，马曜老师给我们出了一道作文题，黑板上赫然写着“新中国的曙光”。从这道题目我大体猜到他是什么人，他出此题目的用意是什么，他要我们走什么道路，都一清二楚了。当时我也曾担心写了这篇文章万一落到国民党特务手里可就糟了，但我相信马曜老师不会出卖自己的学生，就大着胆子写了这篇文章并按时交卷。考试结束，我受党组织派遣，离开学校走上革命斗争第一线。从此，告别了敬爱的马曜老师。

我想今后再也见不到这位可敬的老师了，想不到5年后的1954年5月，我们又不期而遇。这时他担任中共云南省委边疆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我又成了他的部下。我发现，这位昔日的老师已经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一位具有渊博马列主义民族理论和民族学知识的专家，他对我省各少数民族的情况了如指掌，洞察一切。但是他的学者风度基本上没有改变，没有一点官架子，还是那样慈祥和平易近人。他把学者的作风和领导干部的职能巧妙地结合起来，形成一种独特的风格：办事井井有条，说话写文章有条有理、有根有据，具有很强的说服力。他写文章时把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有关民族和民族问题的论述同我省少数民族的实际紧密结合起来，有理有据，层次分明，逻辑严密，文字精练。我们有几位“秀才”同志一起议论他的文章，认为他的文章真是“无可挑剔”“无懈可击”，“添一个字是多余的，减一个字也不行”。所以，他草拟的文件送到省委那里，几乎是一字不改就被省委采纳并成为正式文件；领导同志拿着他拟的讲话稿在全省重要会议上发言，往往是一鸣惊人、撼动人心，博得阵阵掌声，大大提高了各级领导干部对民族工作重要性的认识，有力地推动我省民族工作健康地向前发展。

民族工作中最重要的基础工作是调查研究，马曜同志就是这方面的典范。他是民族调查工作的领导者，又是具体的指导者、执行者。他身体力行，到各族人民中去，亲密接触各阶层人物，和群众打成一片，深得各民族群众的喜爱。他的名字叫“马曜”，这个词的语音在傣语里是“来玩”的意思。这个名字很快就在他蹲点的曼景兰等傣族村寨中传开了，人们一看见他就热烈地欢呼：“马曜！马曜！”既是称呼他的名字，又是请他到家里来玩的意思，一词两意，双关语，成了家喻户晓的流行词。

解放初期我省进行大规模民族调查，在马曜等同志具体指导和亲自直接参与下，取得了丰硕成果，对各民族的社会形态、经济文化、民族历史、民族特点、风俗习惯和内外关系等作了深入的了解，得出了正确的认识；为领导机关制定“慎重稳进”“团结、生产、进步”的方针和“和平协商土地改革”“直接过渡”等社会改革政策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和平协商土改”和“直接过渡”取得圆满成功，在理论和实践上发展了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对解决前资本主义民族社会改革具有重大意义。

他做民族工作一贯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一切重要结论和重大决策，必须有确凿的事实根据和准确的理论依据，不能凭一知半解或道听途说作出决断。他十分重视掌握第一手资料，调查研究要自己亲自动手，认真记录，一丝不苟，从不假手他人。他积累了大量宝贵的原始资料和笔记手稿，可惜在“文革”中被“造反派”查抄，付之一炬，造成重大损失。

在民族工作中他和王连芳同志是一对优秀的搭档。连芳同志的优点是富于创造性，敢于大胆创新；而马曜同志的优点是科学严谨，考虑问题细致而周密。两人结合起来，优势互补。一个“大胆假设”，一个“小心求证”，真是“珠联璧合”，相得益彰。我省民族工作上的一些新创造、新政策，几乎都是他二人共同策划首先提出，经大家讨论后定下来的。(www.xing528.com)

他虽然是位学者，但生活艰苦朴素，吃苦耐劳的精神并不比别人差。在20世纪50～60年代，他每天上下班或出外办事，骑着一辆公家配发给他的自行车，直到这辆车很破烂了都舍不得抛弃。他出差下乡和同志们在一起，在农村蹲点和少数民族群众同吃同住，一点都不特殊；遇到风险他也没有畏惧。1962年省里组织一个很大的调查组到临沧地区边疆县调查农业合作社问题，他从双江来到沧源找我，要我陪同他一起沿沧源、耿马两县边境地区走一趟。我很担心他的安全问题，因为境外有敌特随时可能入境窜扰；境内有潜伏的敌人在活动；班洪一带还有虎豹和野象出没，危险性很大。既然他执意要去，我只得奉陪。幸好沧源县委照顾，派了一位民警护送。背着枪，还牵着一匹马供他骑乘和驮行李。我们先到永和再到班洪都还顺利，下一站到福音山就困难了，首先不识路径，班洪区委给我们找来一位佤族上层（人称“三老爷”，可能是胡忠华的三叔或三弟）当向导，他过去带兵打仗走过这条路，如今几十年过去了，现在根本没有什么路。他带领我们翻山越岭，穿林海、钻草地、披荆斩棘、强渡急流险滩；他手举长刀走在前面，左砍右劈，为我们开路，我们紧跟其后，缓慢地前进。衣服被荆棘挂破了，皮肤被刺伤，腿上被蚂蟥叮咬得流血。我开始有点动摇，本想建议“知难而退”，原路返回，放弃这次调查，但马曜同志沉着坚定，执意要走下去，我只好服从。到了班莫（班洪区最边远的一个寨子），三老爷说上福音山的路他没有走过就返回去了。我们三人继续向福音山前进，沿着一条水沟钻进一大片两米多高，长得密不透风的草地里，经过艰苦跋涉，走出草地，最后终于到了耿马县富荣区。随后下山到孟定，这条路也不好走。

“文革”时期，马曜同志被打成“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等，按“牛鬼蛇神”受到种种折磨。最后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和农村劳动。在“五七”干校建盖宿舍时，我与他同在沙灰组劳动，同组的还有赵凤桐等几位老学者、老专家，也都被打成“牛鬼蛇神”。只有我不是“牛鬼蛇神”，但也是一个“站错队”的“赵氏小爬虫”（即保省委副书记赵健民同志的一派）。我原来是本单位“革命领导小组”的成员，来到干校这个职务被撤掉了，任“沙灰组组长”，算是给我留了点面子。于是我成了马曜老师的“领导”。这些老先生现在是“专政对象”，但我不这样看，也不这样对待他们。我十分尊重这些老前辈，告诫他们劳动要量力而行，不要勉强。重活累活我抢着干，如筛沙子、滤石灰浆、掺水泥、搅拌等，他们主要负责一挑一挑地运送到建筑工地供下石脚或砌墙使用。大家劳动都很自觉，基本能按质按量按时完成任务，没有受过批评。

1971年我从下放的工厂调省革委边疆组，回到民族工作岗位。当时边疆组正在组织干部学习有关民族政策，要请刚从农村回来，已获得“解放”的马曜同志作个报告，这可难倒了他。怎么讲呢？解放后17年的民族工作已被全盘否定，被批判为“修正主义”，还有什么好讲呢？他再三推脱不了，就来找我商量，要我给他出主意。我建议他多讲历史少讲现时，对解放后17年民族工作只能讲个大概，不要太具体，而且只讲事实，不作评价。他按照我的建议写了份讲稿，宣讲后获得好评。这一次是我给他当了一回“老师”，帮助他解决了困难，他表示感谢。

马曜老师晚年回到教育战线，重操他的老本行。17年的民族工作实践，使他积累了丰富的民族知识，转来从事民族教育对他来说真是如鱼得水。在他的努力下，民族学院发生了巨变，几年工夫就由一所轮训民族干部的学校发展为一所四年制正规大学，成为云南少数民族的最高学府。1986年8月，他亲自培养的第一个民族学硕士研究生——日本留学生横山广子毕业，我参加了欢送仪式。一批批少数民族大学毕业生走出校门，回到各民族地区各条战线，为现代化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马同志用心血浇灌的桃李终于长成，桃李满天下。

马曜老师一生为民族进步事业呕心沥血，竭尽所能，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的遗产，包括他的重要著作，还有民族工作上的创新思维；对待民族和民族问题的科学态度；理论联系实际的工作作风；科学严谨的工作方法；对党的民族事业的无限忠诚和对少数民族人民深厚的感情等等，都是值得学习的。他是我省民族工作的一面旗帜，一位优秀的典范。让我们继承他的遗志和事业，继续前进，为早日实现各民族的现代化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