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相互睥睨:价值中心观存在的普遍性
历史上大量的经验事实证明,几乎在所有以宗族、氏族、部落、民族乃至国家为称谓的大大小小人类群体中,“我文化中心”的价值观都曾长期(或迄今仍然)统治着人们的头脑,主宰着人们对我文化与他文化的价值判断。
在19世纪中叶之前,多数中国人长期以为京畿所在的周围地区即是世界的中心(这个“中心”概念兼有“空间”和“价值”双重内涵),而自己所在的国度即所谓“天朝上国”;其四周不是称臣纳贡的藩属国,就是尚未开化、半人半兽的“夷、狄、蛮、戎”之类。因此,中国自古即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北山》)、“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左传·成公四年》)之说,整个中国古代史中一直存在着根深蒂固的“华夷之辨”与“尊王攘夷”的文化价值歧见。“中华上国”与藩属国和“蛮夷”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可以用清高宗乾隆的一段话概括之:“天朝之于外藩,恭顺则爱育之,鸱张则剿灭之。”[13]在中国国内各民族关系史中,关于种族偏见的记载也不绝于史。如元代,统治者将中国人分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四个贵贱不同的社会等级,利用国家机器把种族间政治地位的不平等,以正大堂皇的法律形式予以制度化。
关于中国人的价值中心观,有一个著名而又有趣的历史事件可以直观地注释之。清乾隆五十八年(1792年),英国国王乔治三世派出一个由马嘎尔尼(George Maccartney)勋爵率领的庞大使团,来与清政府商谈通商和建立长期外交关系的问题,代表清政府与马嘎尔尼等谈判的人物,便是当时权倾朝野的军机大臣和珅。出于“中华上国”传统的自大心理,乾隆皇帝对英国人提出的“通商”问题根本不感兴趣——“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14]英吉利“远夷”又能给我什么好玩意儿呢?然而,由两广总督郭世勋转呈的英国政府的一封公函却引起了乾隆的兴趣。函称,为给乾隆皇帝补祝八十大寿,特派马嘎尔尼使团来华献礼;此外,为了讨皇帝欢心,中国官员还在载运使节团的船和车上,插上“英国特使进贡”字样的旗帜。显然,这个被解读为藩属国“朝贡”的姿态,极大地满足了乾隆建立在自我价值中心观基础上的自尊心,因而特许在承德避暑山庄接见马嘎尔尼一行。
这时候却因一件小事出现了麻烦。中、英双方在觐见乾隆皇帝时应该如何行礼这个问题上发生了激烈争论:中方坚持一定要按中国传统的官方礼仪,向乾隆行“三跪九叩”大礼;英方不同意,说只有对上帝才能下跪,对英国国王也才行单膝下跪吻手礼。这个“事关国体”的争论持续了一个多月,最后中方妥协,同意屈一膝觐见。这件事惹得乾隆很不高兴,在给英国国王的“敕书”中指桑骂槐地训斥英国人“大乖仰体天朝加惠远人、抚育四夷之道”,[15]把英方所提的贸易要求一概拒绝了事。据称,涉入此事的中国官员为了避免乾隆迁怒于己,竟然奏称洋人之所以不遵天朝礼数跪拜如仪,乃是由于他们天生膝盖僵硬不能双膝同时弯曲所致。然后这个饰过之谬说居然又在朝野流传了几十年,以至到鸦片战争爆发时,还有大臣奏呈“克敌妙策”,说不妨让清军士兵作战时手执长竹竿,只需将洋鬼子拨翻在地,他们就爬不起来,我军也就不战而胜了,云云。
价值中心观不是所谓“强势文化”的专利。即使在因生产力欠发达而被认为是“落后”的文化体系中,我文化的价值中心观也常常居于主导地位,从而使之对外文化采取价值排拒态度。
1940年,一位叫莫雷(R.Morey)的西方学者为了弄清楚音乐到底是不是一种“世界语言”,曾设计了一个实验:他从舒伯特、迪维斯、亨德尔、瓦格纳等欧洲作曲家的作品中,分别选出(欧洲人认为的)表现“恐怖”、“尊敬”、“愤怒”和“爱”等各种情绪的相关乐曲,在西部非洲利比里亚内地的一所教会学校,给出生于当地的学生和教师播放,以观察他们在听这些音乐时是否会产生与欧洲人相似的反应。实验的结果是,这些学生和教师“并不认为西洋音乐是表现情绪的东西”,西方人认为具有全人类同一性(普遍性)的音乐理解和反应,并未能出现在这些黑皮肤的异文化成员身上——尽管他们在教会学校里,多少比当地土著多接受了一些西方文化的熏陶。当莫雷在根本没有与西洋文化接触过的村民中播放这些音乐时,反应情况更加糟糕。他记述道:“……他们安静不下来,在播放这些音乐的过程中,半数人、尤其是女人离去了。”[16]这个实验证明,价值中心观普遍地存在于各个人类群体之中,每一个人群都会基于其源远流长的我群意识,而用自己文化体系中特有的价值标准去评价一切(不管是自己的还是外来的)文化现象,而不会轻易地接受“非我群”的文化价值标准。
同样,在欧洲人的头脑中,欧洲文化中心的偏见也有着极深的渊源。早在中世纪的基督教扩张时期,对非欧洲文化的“妖魔化”描述,就充斥于传教士、骑士和旅行者的游记、信件和著作之中。至1740年,一个从未到过台湾的法国人乔治·撒玛纳札,出版了一本叫做《福尔摩沙史地纪实》(台湾译本名为《福尔摩沙变形记》或《福尔摩沙风土记》)的书,称中国台湾的人民是一群嗜食人肉的生番,由于对人肉的爱好而使岛上的人肉价格高于其他肉类三倍;称台湾岛民信奉一种野蛮残酷的邪教,一次祭祀要剖取两万男童的心脏作为祭品……就是这样一本毫无根据的海外奇谈,不仅在当时轰动欧陆,转译为多种文本一版再版,并使其作者被英国皇室晋封为爵士;甚至直到20世纪80年代,该书还被素享盛名的法国《百科全书》推荐为了解台湾历史文化的参考书。[17](www.xing528.com)
有人指出,这本荒诞不经之作之所以能产生如此轰动效益,就是因为它满足了当时欧洲人的自我文化中心观,使他们“相信他们所身处的时代是最好的,而欧洲社会也是世界上最文明的地区。在这样的背景下,撒玛纳札及其著作所代表的就是来自欧洲以外的蛮荒人士,在接受了西方优越的文明洗礼之后,发现到自身文明的落后与迷信,因而使他们相信只有基督教以及基督教文明的欧洲才是最理想的人类社会。当然了,这也正是撒玛纳札这本《福尔摩沙风土记》之所以能够畅销的原因所在:因为它满足了当时欧洲人对其文化先进的优越感,以及当时欧洲人对于遥远东方的想象”[18]。
不仅是普通的欧洲人和撒玛纳札那样的骗子,即使在当时群星璀璨的欧洲学者群体中,欧洲价值中心也是普遍秉执的观念,除了自己的文化之外,他们几乎谁都瞧不上眼。在17世纪末至18世纪的德国,哲学家J.G.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1744～1803)曾傲慢地宣称,“中国人以及世界上受孔子思想教育的其他民族仿佛一直停留在幼儿期”[19]。大名鼎鼎的德国哲学家黑格尔(G.W.Friedrich Hegel,1770～1831)在欧洲中心观的钳制下也丧失了基本的价值判断能力,把中国儒家宗主孔丘轻蔑地视为“一个实际的世俗智者,算不得一个哲学家,‘在他那里,思辨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训,从里面我们不能获得什么特别的东西。’……在黑格尔那里,中国文化甚至被贬低为世界文化中的最低级文化”[20]。
欧洲人用自己文化中的音乐价值标准对非欧音乐进行品评,并由此阐发的具有文化歧视性质的评价也屡见于史载。16世纪葡萄牙传教士路易斯·弗洛伊斯(Luis Frois)是最早到达日本的西方人之一,他在其著作《日欧文化比较》(1585)中,记录了这样一件事情:
1854年1月6日发自澳门的麦西亚的信中写道:日本的音乐,自然和创作的都不调和、刺耳,听上15分钟就相当痛苦。我们欧洲的音乐,即使是管风琴的歌曲也使他们相当嫌恶。……欧洲的种种音响的音乐,其音色能给人以快感。日本的音乐音响单调、喧嚣热闹,只给人以战栗的感觉。我们欧洲人和着管风琴唱歌时强调和声与调和,日本人却认为那是喧嚣嘈杂,一点也不高兴。[21]
甚至直到“文明的”19世纪,类似的言论在欧洲音乐家口中依然可以听到。譬如,著名的法国浪漫派作曲家L.H.柏辽兹(L.Hector Berlioz,1803～1869)在博览会首度听到中国音乐之后,也在其《乐队的晚会》一书中,用一个庸俗进化论者和欧洲中心主义信徒的傲慢口吻,作出了与麦西亚相似的评价:
这种(怪诞的和从头到尾都很可厌的)歌曲就像我们最普通的浪漫曲那样结束在主调音上,在乐曲的进行中既没有偏离固定不变的音色,也没有偏离从一开始就保持不变的调式。伴奏是采用一种相当活泼的、始终不变的节奏型,它由曼多林(可能是指月琴——按)来弹奏,与歌唱声部甚不协调。……中国人和印度人似乎有一种与我们的音乐相似的音乐,如果他们还有一种音乐的话,但是在有关这方面他们尚处在野蛮的极端蒙昧和完全幼稚的无知之中,在那里几乎找不出任何希望自己造型的倾向;除此之外,东方人称作音乐的东西,我们最多称作是猫的音乐,对他们来说,或更确切地说,是对麦克佩斯的女巫来说,奇形怪状就是美。[22]
如此偏颇的价值评价,在20世纪以来的欧洲音乐家口中几乎是听不到了。但令今人不解的是,作为一位19世纪欧洲的“进步”作曲家、一个受到当代中国人高度评价的西方艺术家,柏辽兹何以会发表如此浅薄的和充满文化歧视意味的言论?一个身处号称“艺术之都”的巴黎的艺术家,难道就没有一点最基本的文化见识和文明教养吗?当然不是。导致这类现象的原因要复杂得多。其中,由工业革命成功、殖民主义浪潮高涨和单线社会进化理论普及等因素所催生的欧洲文化价值中心观在19世纪趋于极度膨胀,是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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