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现代化”概念的分析与证伪
“现代化”概念,是“欧美音乐中心”观和与之相对应的“中国音乐落后”观赖以建立的核心概念之一。因为,几乎所有的“欧美音乐中心”论者,为了证明中国音乐的落后,以及对其进行欧美模式“改造”举动的合法性,都会把“现代化”作为一个价值全盘肯定的公理化定律,持之纵横捭阖有如神兵利器,对之礼赞膜拜犹对无上神灵。然而,“现代化”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及其价值判定,究竟是什么?
近代文化之“现代化”的范型来源,是在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工业革命成功的英国诞生的一种新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观念系统模式。这个以“现代化”为标识的文化模式,其内涵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在伽利略—牛顿“科学革命”肇端的自然科学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大工业文明;在欧洲“启蒙运动”理想的蓝图设计下建立起来的民主立宪政治制度——此即“五四”时期备受尊崇的“赛先生”(science)和“德先生”(democracy)。在这个模式中,核心因素是大工业生产力。因此,对“现代化”的价值审视,首先应聚焦于这个核心因素。
大工业生产力的理论基础是自然科学。在这个生产力的发展进程中,自然科学因其大大增强了人类占有和支配自然资源的能力而理所当然地赢得了人们的价值推崇。但是,二元对立的习惯性思维方式使得人类的价值判断总是容易走过头。在19世纪的欧洲,由于工业革命的成功和世界性殖民扩张的完成,使得自然科学最终被抬上了神学的宝座,成为代替上帝而不容质疑的现代宗教。崇尚科学却又不太懂得科学,并因此而以宗教式的狂热迷信他们不甚了了的科学,是大多数科学教徒的典型特征。[20]在他们眼中,“科学知识是唯一真正的知识。社会、文化和传统对于科学不仅是多余的,而且是有害的,因为它们是偏见和错误的来源”。[21]
然而,科学之所以能够战胜神学,乃因其到底不是毋庸置疑、不容证伪的宗教。因为,与不容质疑和证伪的神学不同,科学始终是在自我质疑和自我否定中得以发展的。20世纪量子力学“波粒二象性”的发现,否定了19世纪不可动摇的“科学理性”,否定了伽利略与牛顿式的实证宇宙观;现代数学对自然万象中不定性与随机性的发现,把依靠逻辑演绎的“共性”与“一般规律”推上了质询台;遗传学、神经生理学和心理学的发现,更证明了“足以解决一切人间疑难的科学时代”(孔德语)只是一个神话,因为人脑活动的复杂、多变、隐秘、独特等性质,使精神世界根本无法还原为原子与粒子的物理运动。科学自身的质疑,极大地动摇着“科学理性”宝座的合法性。
其次,在科学的物化—技术的实践中,工具理性的负面价值也在20世纪相继暴露,科技化的大工业生产逐渐被事实证明是一支利弊互见的双刃剑。人们看到,自20世纪以来,伴随着物质极大丰富的“现代化”,同时也导致了前所未有的人口、能源、资源、环境危机,以及基于这些危机的大规模文化冲突,如死亡上亿人口的两次世界大战、连绵不绝的局部战争、普遍性的自然物种与文化体系的灭绝,等等。B.斯温在《宇宙的创造故事》中忧心忡忡地说:“我们的星球面临诸多的麻烦:技术发明的后果是产生了五万枚核弹头;工业化经济导致了各大类的生态灭绝;财富和服务的社会分配产生了一亿贫困而饥馑的众生。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是:人类作为一个物种和一个星球,正处于可怕的境地。”[22]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包括中国在内的大部分国家,相继对经济和技术的发展冠以“可持续”的限定,即是从科学技术之利弊俱存的实践中,意识到人类未来的生存取决于对发展的有限性的认识和各文化对发展的自主与平等的选择权利。这一事实说明,对西方大工业模式“现代化”的负面效应,已形成了全球性共识。(www.xing528.com)
科学技术及其产物——大工业生产力——在认识论和实践论方面受到的双重审视和质疑,导致对欧洲模式的“现代性”世界观和价值观之合理性的全面质疑。这场质疑开始于欧洲和美国的科学界与人文学术界。学者们在肯定现代科学生产力造福于人类的前提下,也指出以工具理性为核心的科学主义世界观,在认知上“与人类的整体经验不符”,在实践上“从许多方面上讲,对于人类、对于我们的社会、对于我们的星球并无裨益”。[23]譬如,在生产力与文化发展的关系问题上,并不是按科学主义还原论思路所认定的那样,后者被前者全面而直接地决定;因为文化是一个相对独立于生产力的“自主之物”,并不一定随生产力的发展而整体“进化”。[24]
对“现代化”所依据的传统世界观(即科学主义世界观)的全面质疑,揭示了一条新的思路:在世界观方面,科学主义世界观不再是终极真理,而只是世界观之一种,不能据之以认识、解释和评价一切现象;在认识论方面,西方科学只是知识的一种形式,不能代替不同领域和不同文化中的其他知识,譬如,“艺术知识不同于科学知识,但不次于科学知识”(伽达默尔);[25]在对理性(尤其是“工具理性”)的评价方面,以“绝对、普遍、适用于一切文化”为特征的科学理性,被判定为偏颇的“同一性逻辑”,具有否定差异性和特殊性、歧视自然与非我文化的价值取向。因此,理性不具有绝对和普遍性质。人类的各文化传统的理性各不相同,而且都具有人为和偶然性质,以及认识与解释世界的合理性。
综上所述,发源于西方的“现代化”概念,从理论范型到物质范型均已受到广泛的审视与质疑。西方“现代性”中蕴含的消极因素——个人主义、欧洲中心主义、人类中心论、机械主义、经济主义、消费主义和霸权主义,都已受到严厉批判。“现代化”已不再是单一模式的神话,现代的西方亦不再是全球“现代化”的唯一楷模。21世纪具有代表性的发展观是:“各国无论大小,在发展权上一律平等;强调各发展主体发展的自主性、内生性、创造性和个性”。[26]“现代化”概念,本应是一个多元的和相对的概念;现代化的道路,则是各文化立足于自己传统的智慧资源和价值取向,汲取(不只是欧美文化的)外来文化的经验和教训,进行继承与创造并重的积累式(而非替代式)发展之途。
因此,“现代化”绝不是“不言而自明”的神学公理,绝不是不可质疑的神圣偶像,更绝不应该是传统文化的天生宿敌与谋杀者。以历史的眼光来看,“现代化”甚至不是专属于我们眼前这个时代的概念,因为人类文化发展的每一个历史时期,都有着自己的“现代化”概念和对这个概念的独特理解,而所有那些“现代化”的文化成果,最终都无一例外地变成了传统。因此在我们看来,“现代化”仅仅是人类各个文化体系之不同传统的多向延伸和瑕瑜互见的多元创造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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