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天寿比徐悲鸿仅小2岁，虽然其从事中国画高等教育还早徐近5年，但20世纪前半期在中国画教育领域的声望几乎为徐所独占。这一时期从影响上看，潘天寿是不被人们所关注的，甚至有一段时间还被冷落在中国画主流教育圈之外[26]。只是到了20世纪50年代后期，潘天寿执掌浙江美术学院，他的中国画教育思想才在教学过程之中得以实施，并逐步形成体系，影响也开始不断扩大。徐悲鸿去世之后，徐氏模式虽然仍在中央学院延续着，但因缺乏了人格魅力的影响，其弊端逐渐显露出来，潘天寿的中国画教育模式获得了更大的拓展空间，颇有取代徐氏模式的趋势。
潘天寿的中国画教育模式形成于国立杭州艺专。这所创办于1928年的老校，建校之初因为林风眠“调和中西”的艺术主张使得中国画教育从一开始就有着坎坷不平的命运。
在国立杭州艺专，中国画先属于绘画系的一科，学生中西画兼修。但事实上，中国画几乎只是个陪衬。从课程上看，油画与国画周课时比为24:9；教师比例，西画与国画为4∶1，一切向西画倾斜[27]。1928年建校之初潘天寿便被聘为中国画主任教授。在“中西画系”的教学过程中，他萌动了改革教学模式的想法。1939年，学校学制改革之际，潘天寿呈文教育部提出取消绘画系，恢复国画、西画系。虽然这一建议获得批准，但实际教学仍一如既往，没有改变。1944年他受聘出任国立艺专的校长，这时他才真正开始了他的中国画教学改革。他邀请谢海燕任教务处处长，谢也是从事中国画及中国美术史研究的学者；他还邀请吴茀之任国画系主任，吴的中国画创作多传统风格。可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因为江丰出任中央美院华东分院的院长(原国立杭州艺专)，江丰率领一批老解放区的美术教育工作者来杭州继续他们的“革命美术”工作，也不管国画还是西画，他们都要画年画、连环画和宣传画。1954年即便绘画系重新分置，但中国画已被“彩墨画”所取代。“彩墨画”也许是叫法上与中国画不同，其工具材料仍以传统中国画材料为主，但其教学主导方向为“三个为主”，即以人物画为主(山水、花鸟画为辅)，工笔为主(写意为辅)，写生为主(临摹为辅)。这一办学思想与潘天寿所设计的大相径庭。直到1957年，中国画系才得以真正恢复，潘天寿也担任了浙江美术学院的副院长。(www.xing528.com)
应该说，由于潘天寿自身的经历与学习以及其创作中国画的风格选择，决定了他对中国画的认识从未发生改变。只不过时代是瞬息万变的，虽然在这一变化的时代中有许多人为因素的影响，但不同时期大的文化选择对中国画定位的影响才是最根本的。在西方文化全面充斥中国的时段，西化之风最为炽烈，中国画的“引西入中”几乎成了时尚，中西融合的方向便成了坦途，因此坚守传统者肯定只能保持沉默，否则便被视作保守的“国粹派”。可是，一旦人们觉悟我们是否在引进西方文明的同时，丢掉了自己太多的传统，人们在反思“西方中心主义”的负面影响时，传统人文又被重新经典化，这时文化守成下的传统中国画再次被人们所眷顾。人文与科学，传统与现代的矛盾、冲突，使得潘天寿中国画教育主张随着文化的嬗变而处于沉浮之中。
潘天寿的中国画教育主张同样缘于他独立的文化选择。与徐悲鸿的科学主义文化观相比，潘天寿是如何进行文化选择的?这一文化选择呈现出潘天寿怎样的中国画教育思想?我们对之又作何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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