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与十六国时期的佛典和寺院藏书研究

东晋政权扶持佛教政策，佛教在这一时期有了很大发展。东晋皇帝、皇后、王公大臣、名士等，信佛者多，并开始允许民人出家为僧尼。于是，僧尼日趋增加，寺院随之扩建，佛典也日益丰富。东晋传播佛教有两个中心，一个是庐山东林寺，一个是建康道场寺，它们也是译经、藏经中心。当时，在东晋从事译经的大师有帛尸梨密多罗、竺昙无兰、僧伽提婆、迦留陀伽、佛陀跋陀罗、卑摩罗又和汉僧法显等。

东晋共有寺院一千七百六十八所，僧尼二万四千人，实际数字可能还要多些，由此可见其发展速度。东晋共译佛经一百六十八部四百六十八卷。

十六国的统治者，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都大力提倡佛教，其中最积极的是后赵、前秦、后秦和北凉。

后赵建立者石勒，在名僧佛图澄的宣教和法术下，笃信佛教。其继承者石虎，也“倾心事澄，有重于勒”。他宣称“佛是戎神，所应兼奉”，并颁诏，许民人奉佛出家；据《晋书》卷九五《佛图澄传》载：“百姓因澄故多奉佛，皆营造寺庙，相竞出家”。石虎统治时期，后赵有寺院八百九十三所，出家者已过滥。

前秦苻坚，最初就信佛，即帝位后，频频加惠于僧尼，后来名僧释道安被他请得，使他对佛教更加敬重。他重用道安，咨以军国大事，馈其衣食，使之安心译经。苻秦时期，以释道安为首的译经僧人，共译出佛籍十五部一百九十七卷。

后秦崇佛，在姚兴统治时期，最为兴旺。姚兴尊儒敬佛，锐意进取，在他统治下，北方长安成为文化中心，也是佛教圣地。当时许多僧侣来到长安，姚兴对他们优宠有加，特建逍遥园以宿之，四时供给，并与他们诵经、校经、译经。《晋书》卷一一七《姚兴载记》有一段详细记述：“兴如逍遥园，引诸沙门于澄玄堂听鸠摩罗什演说佛经。罗什通辩夏言，寻览旧经，多有乖谬，不与胡本相应。兴与罗什及沙门僧略、僧迁、道树，僧睿、道坦、僧肇、县顺等八百余人，更出大品，罗什持胡本，兴执旧经，以相考校，其新文异旧者皆会于理义。续出诸经并诸论三百余卷。今之新经皆罗什所译。兴既托意于佛道，公卿已下莫不钦附，沙门自远而至者五千余人。起浮图于永贵里，立波若台于中宫，沙门坐禅者恒有千数。州郡化之，事佛者十室而九矣。”终姚秦一朝，在高僧鸠摩罗什带领下，共译佛经九十四部六百二十四卷。(www.xing528.com)

凉州是天竺、西域进入中原的必经之地，此地兴佛早于内地，名僧汇聚，塔寺众多，最盛行时为沮渠蒙逊统治的北凉时期。中印度高僧昙无谶到北凉后，受到沮渠蒙逊的厚待，并请其译经。昙无谶在慧嵩、道朗的协助下，译出佛经十一部一百一十七卷。

北方十六国时期，共译经二百五十一部一千二百四十八卷，其中前秦译十五部一百九十七卷，后秦译九十四部六百二十四卷，西秦译五十六部一百一十卷，前凉译四部六卷，北凉译八十二部三百一十一卷。

在这样的氛围中，当时的高僧释道安，编成一部对后世颇有影响的佛典目录《综理众经目录》。该书久佚，我们从有关资料中可知其大体。

《综理众经目录》著录的是汉光和以来、迄晋宁康二年（374）所出的佛典。这些佛经，释道安全部过目，并作了分类，收录了已知译者和不知译者的佛经；著录了不同地区、时代的多种译本，附载了疑经，这就扩大了收录范围。近代学者梁启超对其评价极高，认为它的体例，“后此经录，殆莫之能易”^[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