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抗战文学的艺术特质介绍

武汉保卫战阶段，名流济济的“第三厅”（国民政府政治部第三厅）在武汉组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协”）也于1938年3月底成立，这是抗战文化史上的另一盛事。细思量，“文协”的名称值得推敲：此处的“文艺”一词是否特指“文学”？还是指“文学”与“艺术”的合称？

“文协”召开第一次理事会之际，自愿做“文协”会员的画家张善子被告知“文艺界协会”并非“美术协会”。他辩称“文艺就是文与艺术”，“文协”理事“不再好意思拒绝他”，只好接纳他为会员，但他的说法在老舍眼里属于“曲解”^[64]。这个小“插曲”意蕴丰富：它一方面表明老舍等人将“文艺”视为“文学”而不包括“艺术”，另一方面又显示“文协”最终对“艺术”与“文学”的联袂采取默认态度。不独如此，1938年7月，老舍在《保卫武汉与文艺工作》中宣称：“看看吧，军队里唱的歌，街头上演的戏，报纸上的报告文字，宣传的小册子，哪一项不是文艺者的成绩呢？”^[65]此时的老舍已不再严格区分“文学”和“文艺”的边界，反而把歌曲、街头剧、报告文学乃至宣传材料统统归入“文艺”范畴。看来，武汉抗战“文学”与“艺术”融合的态势深深影响了老舍等人对“文艺”的原有理解。在下文中，笔者仍对“文学”和“文艺”加以区分，乃因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武汉镜像是本文研究对象，但本文承认并探究武汉抗战文学中的“艺术”质素。

旨在“传声”的武汉抗战文化对抗战文学的艺术格调产生规约作用，使得武汉抗战文学风格的铸就离不开声音艺术的催化，文学的“音乐性”极为突出。

朗诵诗与音乐最为“亲近”。李何林说：“朗诵诗的现实性、政治性很强，而且又有音乐性，宣传鼓动的效果很大，所以在抗战期间，相当流行。”^[66]高兰创作于武汉的朗诵诗是典型代表，他的《是时候了，我的同胞！》《给姑娘们》《缝衣曲》《我们的祭礼》《我的家在黑龙江》等诗作无不音韵铿锵、朗朗上口，堪称“以高昂的音符，组成了充满激情的旋律”^[67]。其他作家亦然，举凡冯乃超的《诗歌的宣言》、穆木天的《武汉礼赞》、光未然的《五月的鲜花》、蒋锡金的《伟大的开始》、苏金伞的《我们不能逃亡》、王亚平的《在沦亡的国土上》等，都是感人肺腑的抗战心曲。除朗诵诗以外，在1937年至1938年之间的武汉，艾青“以自信的调子为民族斗争而歌唱”^[68]，他的《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充满了节奏感和音乐性”^[69]；田间为抗战敲响“沉着的鼓声”^[70]，他写于武汉的长诗《给战斗者》“是当时诗歌表现时代最强音的代表”^[71]，被李长之赞为“像战鼓样的短音促节”^[72]；臧克家采用“谐和悦耳的音乐方式”^[73]，《兵车向前方开》等诗歌有“强烈的节奏感和旋律美”^[74]；七月诗派的作家们营造诗歌的“内在节奏”，其诗作充满“音乐的美”^[75]，譬如绿原的诗歌激荡着“进行曲式的旋律和战鼓般的节奏”^[76]，诗人兼理论家胡风惯用“乐章”一词评价七月派诗风^[77]。(www.xing528.com)

武汉抗战文学的“音乐性”不单体现于诗歌。武汉抗战戏剧也借重音乐艺术，扬名四海的抗战短剧“好一记鞭子”系列之一的《三江好》包含五段歌曲，它们“是戏剧情节的有机组成部分，很好地烘托了剧情的民族民间氛围”^[78]。阳翰笙的话剧《塞上风云》受到武汉观众的“热烈欢迎”^[79]，增加了民族歌舞艺术成分之后被改编成电影。在武汉抗战语境中，就连报告文学也诉诸音乐之美。王晖阐明百年中国报告文学“由外指性逐渐向外指性叙述语体与内指性叙述语体和其他形式语体的融合”之规律^[80]，武汉抗战时段内的报告文学主要与音乐性抒情语体有关。如果说“内在音乐性”意味着“诗情呈现出的音乐状态”^[81]，那么，武汉抗战时期的报告文学兼备“诗情”和“音乐性”：丘东平的《我们在那里打了败仗》是沉痛的勇士悲悼曲，谢冰莹的《新从军日记》是纯真的战地咏叹曲，舒群的《西线随军记》是诚挚的军民协奏曲，碧野的《北方的原野》是激昂的英雄颂扬曲……尹均生说：“处于青春期的报告文学正可凌空展翅、翱翔九天，鸣奏出动人心弦的音乐”^[82]，抗战洪流中的武汉报告文学仿佛荡气回肠的天籁之歌，尽情展现“青春期”风采和“音乐”魅力。总而言之，武汉抗战文学（以诗歌、戏剧和报告文学三大体裁为标识）具有鲜明的“音乐性”品格。

武汉抗战文学的“音乐性”特质，其主观根源在于抗战“激情”的剧烈喷发。正如巴里·格林所言：“从一只鸟为求偶而发出的第一声歌唱开始，激情就和音乐紧密交织在一起了。”^[83]冯健男回忆：“到了抗日战争爆发，武汉顿然充满了生气和活力。到处是抗日的歌声。”^[84]有这样激情四射的文化空间，武汉抗战文学的“音乐性”应运而生。戏剧家田汉盛赞武汉“银灯射霄汉，战歌沸水天”^[85]；诗人高兰将武汉喻为“祖国的心脏”并宣称此处奔涌着“火山口里的熔浆”^[86]；田间感慨：“数十年前，武汉的歌声澎湃……鼓呵号呵，你永远响在我的诗里。”^[87]擅长创作报告文学的碧野陈述到：“武汉是抗战中心，爱国青年汇集，热气腾腾，同仇敌忾。”^[88]武汉保卫战构建文学史的奇观：大群精于抒怀的现代作家，如郭沫若、田汉、郁达夫、艾青、胡风、田间、丘东平、萧军、萧红、端木蕻良、舒群、穆木天、高兰、谢冰莹、光未然、碧野、杨朔、邹荻帆等，在短期内蜂拥集结于江城，他们与艺术家携手共进，将中国人民的正义诉求谱写成豪迈激越的抗战进行曲。其后，国统区抗战文学中的“激情”元素日益减退，“音乐性”艺术不断弱化，以报告文学为例，俞元桂等人发觉“武汉沦陷后”的报告文学作品“增加了暴露和批判的分量”^[89]，巩固了立场却淡薄了诗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