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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城市文化视角下的抗战文学研究

时间:2023-07-24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抗战之后,上海文化场域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发生显著变化,重庆、桂林、昆明等“大后方”城市获得了文化发展的历史机缘,这些城市的文化品格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产生了不同的冲击。大多数研究者仅仅探讨了单个、零散的作家活动与昆明城市文化的关系,很少见到系统地研究抗战时期的作家群落与“大后方”城市昆明的文化空间、文化场域双向作用的精彩论著。昆明城市文化视角下的抗战文学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昆明城市文化视角下的抗战文学研究

当代学术界日益呈现“空间转向”的研究态势,文学现代性”的审视、“文学地理学”的理论建构以及城市文化视阈中的文学分析均体现了区域文化与文学研究的互动关系[265]。秦弓较早提出重庆抗战文学研究应该注意“重庆文化传统、风土人情对创作的影响”[266]。靳明全主张为了“克服国统区抗战文学研究之欠缺”,应当“加大区域文化区域文学研究力度”,以重庆为例,需要“结合重庆的地方特色,重庆的风土人情,重庆的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进行研究”[267]。从区域文化的视角不断深化抗战文学研究,有充分的学理依据。

城市与文学的关系颇为密切,北京、上海、武汉、香港、桂林、重庆、昆明等城市在不同时期成为新文学发展的中心区域,一方面是因为中国历史发展的机缘使然,另一方面也与每座城市的文化品格相关。城市具有“集聚”的根本特征,任何城市文化都是开放性、多样性的;但是,每一座城市也有与众不同的文化内涵,因而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产生独特的潜在作用。抗日战争爆发之前,有“十里洋场”之称的上海是名副其实的“中心”地带,该现象的出现固然基于当时全国政治军事形势的转变以及上海的法律经济、文化等各方面优势,但从实际情况来看,上海都市空间对中国现代文学发展造成了很多奇妙的效应:“先进的现代传媒、发达的文化市场对于上海各类文人的文学产生活动都会造成一定作用,比如作家的创作动机、创作心境、文体选择、写作速度等因素必然会受到上海文化场域的不断调适”,导致“各类作家群在写作方式和美学风格上表现出更加明显的差异”[268]。抗战之后,上海文化场域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发生显著变化,重庆、桂林、昆明等“大后方”城市获得了文化发展的历史机缘,这些城市的文化品格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产生了不同的冲击。所以,抗战文学研究不能忽略“城市文化”这个重要因素。

关于抗战与云南文化发展的关系,楚图南曾有全面概括:“由于对日抗战的发生,云南成为后方的军事准备的重镇,和文化思想的保育和培养的摇篮。历史课给云南以最伟大的责任。所以过去的地理的限制,被打通了,社会的以及一切无形的壁障,也要被打通了。难民、文化人、学者、学校和文化机关,不断的如同潮水一样的向着昔日被视为畏途的山国地方涌来。”[269]昆明作为云南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是迁滇文化人的首选之地。正是在这样特殊的历史语境中,昆明这座城市对整个中国现代作家的空间分布格局造成了影响。但正如上文所述,在抗战文学研究方面,昆明与桂林、重庆、武汉等地区存在着明显的“差距”,这个“差距”不仅表现在研究队伍的规模较小,也表现在研究视野不够开阔,研究者大多将视角聚焦于抗战时期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云南大学等高校以及其他文化机构的学者教授,着重研讨他们的学术成就与文化活动,对于昆明城市文化与中国现代作家文学活动的互动关系之研究相当匮乏。抗战时期在昆明的中国现代作家的文学创作常常被研究者纳入高校教师的个体写作范畴进行辨析,称他们为“校园”作家,而中国现代作家群落的整体文学实践与昆明城市文化场域的内在关联却没有得到深入研究。大多数研究者仅仅探讨了单个、零散的作家活动与昆明城市文化的关系,很少见到系统地研究抗战时期的作家群落与“大后方”城市昆明的文化空间、文化场域双向作用的精彩论著。(www.xing528.com)

在研究城市文化与文学发展的互动关系方面,很多学者倾向于从“文学生态”这一理论视点进行剖析。李欧梵等西方学者借鉴“文化研究”的策略勘探中国近现代城市文化与文学生态的关系,丰富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领域和方法。杨义、邹建军、高小康、戴伟华等国内学者构想“中国文学地图”“文学地理学”“文艺生态”“文化生态”等研究视阈,为考察中国现代文学和区域文化的内部关系提供了重要理论依据。这些学者提出的理论和方法对于研究抗战时期的中国现代作家在不同区域之间流动所引发的文化冲撞及文学生态变化颇有启发。已有研究者注意到,在抗战时期的“大后方”城市,来自全国各地的知识分子纷纷在不同的生存空间继续着他们各自的思考,除了服从抗战的宏大主题之外,也存在着一系列重要差异,从而使中国文学在特殊年代显示不同的风采;中国抗战文学“还存在着不同区域文化相互作用、交融的特殊意味”以及“抗战造就的人员迁徙与流动实际上为各种区域文化的交流与融会创造了机会”[270];在抗战时期的“大后方”,城市文化与文学生态之间,确实存在着密切的关联。在这方面,桂林具有代表性:“特殊的政治、地理、文化等历史条件造就桂林‘文化城’蓬勃多元的文学生态,‘文化城’中的作家群具有强大的精神合力,文学生产呈现出丰富的美学蕴含。”[271]与桂林相似,抗战时期的昆明也是“大后方”的“文化城”之一,大量外省作家与滇籍文人云集昆明,使昆明的文学生态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这些作家生活在昆明的城市空间中,并且在昆明城市文化场域中求得适应,因而昆明城市文化对该城市的文学生态不可避免地产生诸多规约。

昆明城市文化视角下的抗战文学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考察抗战时期活跃在昆明的中国现代作家群落和文学团体,以及昆明的政治环境、文化场域、社团机构等各种因素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生态的影响,分析抗战时期居住在“大后方”城市昆明的作家文化心态调适、文学创作活动和文学风格变化,探究昆明城市文化的内涵与中国现代作家创作的美学蕴含之间的潜在关联,能够彰显昆明抗战文学研究的个性与特色,突出昆明文学生态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特殊地位,加强中国现代文学空间维度的研究,还可以证实“大后方”城市文化因素在中国现代文学生产中留下了一定的历史印痕,藉此反思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文化空间和内部机制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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