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怒江九书》重要价值

怒江地区，历史上由于地处边远，交通不便，开发较晚，经济和社会发展滞后，地方史料匮乏，《怒江九书》成书于清末和20世纪20～40年代，编纂难度之大可想而知。其中“三志”体例篇目，系“奉省主席龙令采访纂修”，并根据怒江地方的实情有所增减，突出了边疆特点和民族特色。编纂者不顾交通极其不便和群众疑虑等困难，注重资料搜集和实际调查，值得今之修志者效法，正如志书中所说：“菖属地处极边，开化较迟，一切人物文献，均无所表述，只得将现有事实，搜访录呈。”“始分区派员挨村逐户详细调查，无论山间岩畔之村落，调查员均必亲到，故比较从前所调查者，均各增加，而且详尽。”志书内容具体，文字精练，并于文字叙述间插入图表和注释，以达文表互补、详略得当之效。《怒江九书》实为了解怒江地区历史、地理、民族、民风、开发过程之难得文献，殊为可贵；其思想观念、资料内容、体例方法等方面均有值得肯定之处，且互为补充和佐证，对多学科研究提供了原生态的资料，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主要是：

第一，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维护祖国领土主权。19世纪末叶，英法帝国主义以云南为进行侵略和蚕食的目标，特别是英帝国主义对怒江地区虎视眈眈，觊觎侵略，不断强占我领土，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全面向云南进攻，在民族危机日甚一日的情势下，夏瑚不顾艰险，置生死于度外，亲到其地，随处栖息，履勘山川河流、边隘情形，体现了高度的爱国心和责任感。正如他在《怒俅边隘详情》所说：“当将往时，墩、怒官商弁民无不力阻，谓夫道路梗塞，江河叠阻，盗贼遍地，虎豹当途，且也烟瘴到处称盛，粮食艰于购寻，尤为行人前途极大隐患，法司铎任安收亦以身历之苦，极力劝阻，谓：‘其亲王强悍耐劳，过彼，率多人，费巨款，仍受多少患难，日事穷途之哭（法亲王经过时，常有野人阻道，即金钱亦赏去不少，每逢树木丛杂，道路不通，江河水阻，溜筏俱无之处，恒痛哭不已），以君孱弱，断不可行’。委员窃以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彼外人尚且能往，我华人何不能往？用是坚忍自持，生死不计。先雇怒民4人执持刻木赴曲，层递传谕各江人民，晓以此来，系奉宪檄查访民生苦乐，履勘地方险夷，毋涉惊疑，毋庸畏避。随募夫役，裹糇粮，率领弁勇，冒雨登程，到处雇募向导，执持锄斧，斩除榛狉，携带帐篷等件，随处栖止。每到一处，坦诚公布，剀切劝谕，老少妇孺，咸给赏需，遴派伙头甲长，给以印谕，赏以银牌、小帽、衣裤、盐、布等项，俾餍其心，使之约束夷众，不准杀人、拉人、买卖人口。”夏瑚明知艰险，坚持前往，实为巩固我国边防之志所驱使。视察之后，他又提出了“建设官长，以资分治，添兵驻防，以资保卫，撤退土司，以苏民困，剿抚吉匪，以除民害，筹费设学，以广教育，治平道路，以通商旅，广招开垦，以实边地，设关守隘，以清界限，改征赋税，以裕经费，扶置喇嘛，以顺舆情”十条建议，其用心良苦，情词殷殷，设想甚周，作为晚清官员，实属难能可贵。诚如他所说：“版图所在，寸土必争。”其爱国激情，溢于言表。如今读来，仍令人感佩。

“三志”“两说明书”“三调查报告”记述了各族人民反对侵略的斗争，体现出明显的爱国精神和忧患意识。《征集菖蒲桶沿边志》在记载“白汉洛”事件始末后，明确指出：“教案结束后，俅江方面英人节节进逼，侵略不已，边防吃紧。清政府始将怒俅两江拨归阿墩子弹压委员夏瑚兼管。”“夏委员又于光绪三十四年（1875年）亲往俅江调查（曾到木王坝，即今坎底），查悉俅地肥沃，出产丰富，唯地广人稀，方拟设官分治。讵料维西劣绅瞿鸿儒等，诬控夏委员浮滥经费，兼之维西二府又与夏委员争执管辖权，清政府不察虚实，即将夏委员撤职查办，此后俅江领土无人过问。民国元年，虽将怒俅两江改设行政委员，而历任官吏亦不敢越雷池一步，前往俅江经营，致令千里肥沃边疆迄于民国七八年，竟被英人占去十分之九，现仅余上游一小段，不过400余里之岩疆。向使维西劣绅稍有远识，不要诬控夏委员，俾夏委员计划，见诸实行，则俅江区域，未必尽被英人窃据。民国十九年（1930年），杨作栋委员查悉俅民尚有向我之心，曾将被占地之各伙头，逐一补发执照，作为将来交涉时之根据。现任陈应昌委员，又将茨开警察于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八月移驻俅江上游，以期保护领土。虽系亡羊补牢之计，自于边防不无裨益。应请政府迅与英人划清界限，一切建设始有着手余地。”《上帕沿边志》载：“达竹人（即今沧江德溪人）得闻，腊戛那、木既朵，洽也洽人和戛禾（即和戛邓）人，分上、下两路，各率怒子探进至俅江之拉打阁地方。相会议于岔路口，并栽胡桃树一株为标志，树北归腊戛那管，树南归和戛禾管，每年由怒子之能事者到俅江征收门户送解。”“至清末被英人私立界桩于高黎贡山顶，将俅江骗为己有。”“是知怒、俅两江原系我中华版图。只以前政府漠视边务，遂使肥沃之俅江任英人经营而不敢过问。现时国民政府对于滇缅界务积极进行，我滇政府亟应派员查勘，将英人侵占之始末缘由电呈中央，促其早日实现。俾大好山河不致永沦于异族，则（滇）西北边防，日渐巩固，自无蚕食鲸吞之患欤！”《贡山设治区调查报告》亦载：“从速划定滇缅北段国界，以免英人侵略，而便进行我国边疆之开发建设……50年来，英人逐步蚕食，充分表现其侵略野心；我则以内乱频繁，外患严重，对边陲各事无暇兼顾。今抗战即将结束，建设就待开始，是亟宜照会英国政府，各派干员会同将此段国界勘定。以杜纠纷，而便进行边疆之开发建设。本区毗连滇缅北段未定界，而区属之孟顶乡又远在高黎贡山之西，时时均在英人窥伺之中，故划定国界，对本区之需要更为迫切。”

第二，对怒江、独龙江地区民族种类、由来、生产生活等记载翔实。《怒俅边隘详情》载：“下至纳采，与腾越接壤，翻纳采山至盏达土司地方，只七站。虽系内地，亦为江尾隘口。江面宽窄不一，有宽至四五十丈者，有窄至二十余丈者，急湍固多，安流亦复不少，曲人不知为船以渡，只用篾索三根，平系两岸，虽以木槽溜梆，衔索系腰，仍须手挽足登，方能徐渡，非如澜沧、怒江之陡溜，可以飞渡也。两岸地势险峻，出产麝香、黄连、皮革、毛货等物。上江则喇卡塌较平，江尾则绿底峡以下较平，其余均系山坡，树木丛杂。忙苦渡动以上，唯产荞麦、膏梁、小米、苞谷、稗芋之类，以下则产旱谷，江尾之拉打阁以下，尤为广产。唯上下江均系地广人稀，恒三五十里始得一村，每村居民多至七八户，少至二三户不等，每户相距，又或七八里十余里不等。江尾曲、傈杂处，居民较上下江为稍密，每村有多至二三十户者，房屋系随结竹木，盖以茅草，房中烧火一塘，家人父子围炉歇宿。人多之户，有烧火二三塘者。家有粮食布饰等件，则于附近山林密处，另结茅屋数处，分别储存，日需若干，临时始往取用；六畜唯鸡犬豕三项，马牛羊则无之矣。江尾虽间有曲牛，并不以之耕田，只供口腹，农器亦无犁锄，所种之地，唯以刀伐木，纵火焚烧，用竹锥地成眼，点种苞谷，若种荞麦稗忝等类，则只撒种于地，用竹帚扫匀，听其自生自实，名为刀种火耕，无不成熟，今年种此，明年种彼，将住房之左右前后地土，分年种完，则将房屋弃之他，另结庐居，另坎（砍）地种；其已种之地，须荒十年八年，必俟其草木畅茂，方行复坎（砍）复种。其装束男女均系撒（散）发，前垂齐眉，后披齐肩，左右盖耳，尖稍长，则以刀截之，两耳均穿，或系双环，或系单环，或以竹筒贯之。男子下身着短裤，唯遮臀股前后，上身以布一方斜披背后，由左肩右掖，抄向胸前拴结，左佩利刃，右系篾箩。上江女子头面鼻梁两颧上下唇，均刺花纹，取青草汁和锅烟，揉擦入皮内成黑蓝色，洗之不去；以长布两方，自肩斜披至膝，左右包抄向前。其自左抄右者，腰际以绳紧系贴肉，遮其前后；自右抄左者，则披脱自如也。男子颈项，无不喜系车磲烧料等珠为饰，有系至十数串者。下江一带妇女，则唯刺上下唇。江尾曲傈杂处，妇女概不刺面，傈女且有着裙者。上江向归菖蒲桶寺喇嘛管理，收受钱粮，所收系黄连、篾簸、皮革之类，每年共计约值十二两之谱，至今仍归寺僧经收。菖蒲桶寺所管怒江钱粮，光绪二十八年（1868年），因教会具控，请归土目王国相接管经收，奉批照准，唯此曲江上江仍归寺收。察瓦龙土千总，亦每年遣人收受钱粮一次，所收系茵布、毛革、篾簸之类。下江自色赖汪起，至立米打止，归叶支土目王国相、桥头土目王国祥二人伙管。江尾自拉打阁起，至核桃林止，归国祥一人独管，核桃林以下，不服管束矣。以上虽归管束，该土目等从未一至其地，择怒民中之熟习曲道者一人，派充曲管，不过每年令其赴曲收缴钱粮一次而已。”

《征集菖蒲桶沿边志》载：“沿革及设治：菖属夷人原有五种，曰古宗、曰喇嘛、曰怒子、曰傈僳、曰曲子。古宗喇嘛现住一区，相传由清初（不记年）西藏大喇嘛率领古宗二三十人，来此传经，勘悉此地可以栽种，遂择地垦荒而家焉。喇嘛系古宗之奉红教者。怒子散居一二区，原系土著。傈僳散住三四区，系由上帕及沧江边移来。曲子系原始土著，现住俅江五区，此各种夷人，各自成为部落。古宗、傈僳由喇嘛寺管束，喇嘛在清咸同年间，势力甚大，地方之公务，夷人之诉讼均由喇嘛处理审判。一二区山地，尽被喇嘛霸为己有。夷民栽种须纳与租粮。”《上帕沿边志》载：“上帕夷民，原有三种。曰怒子、曰傈僳、曰拉玛。怒子，全系土著，无姓氏，不识年龄，不谙文字，不通汉语。傈僳概由沧江一带移来，亦无姓氏，内分四族：一名瓦咱，二名括咱扒，三名亥咱扒，四名獗咱扒，均系傈僳语以汉语译之。鱼，从余姓；括为荞，从乔姓；亥为鼠，从褚姓；厥为蜂，从风姓；扒为老者之称，此外别无姓氏，亦不知年龄，不通汉语。拉玛亦从沧江一带移来，咸姓和，并无别姓。名虽三种而其实则风俗生活相沿成习，俨如一类，非如他属之种族，可以显然区别也。”其中，《云南傈僳族及贡山福贡社会调查报告》所辖三个调查报告，调查之系统，反映当时怒江地区傈僳族的历史、地理、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和风俗习惯之全面，为研究傈僳族社会历史提供了珍贵的原始材料。

第三，对历史上怒江州各族人民原始生活状况和在统治阶级残酷剥削下的极端痛苦的生活描述深刻。《怒俅边隘详情》载：“唯察瓦龙除收钱粮外，土弁家丁，坐守喇卡塌等处，按卖沙盐、毛布等项货物，值一售什；该等到境，货物则勒派百姓背负，吃食则勒派百姓供应，否则鞭挞随之；所押货价，及期不偿，则利上加利。觅得麝香、黄连等项货物偿给，则又值什折一，终年盘剥，务令其斗粟尺布，无所余存，曲民之于察蛮，有畏若虎狼，敬如祖宗之概。而察蛮之视曲民，直奴隶犬马不若也。下江曲民，则又苦江尾傈僳，勾结怒江‘吉匪’，出没无常，横行抢杀，恒有旦夕难安之势。上下江与江尾，又均有所谓骨尸钱粮者，傈言为俄普骨牙。缘傈僳到处抢劫，亦到处贸易，然无不凶横霸道，倘被人殴死，或即病死，傈又集众往其所死之一带地方，抢劫烧杀，累月连年，迄无休息，不得已与之讲和，愿上骨尸钱粮，于是议定某项若干，村村寨寨、家家户户，每年照上一份。傈僳人往收此分钱粮，尤必好为供应。地方出一傈僳命件，则此骨尸钱粮，曲人必世代上纳，傈僳亦世代收受，各村上此钱粮，有多至五六起、七八起者。曲、狄各江，虽不用牛犁地，而以杀牛享众为荣。年获粮食，悉以造饭煮酒，宰牛杀猪，约集十站内外亲友到家，削丈余木坊五根，竖立门外，男女分行鸣锣亮刀，围坊歌舞，以牛、猪、酒、肉等项，分享众人，或五日，或七日，必将此项分享酒肉食尽始散。终岁孜孜，唯在此牛。察瓦龙牛厂，即与上江交界，深知各江风气，遂定以牛买人，每一人黄牛给予三条，勒令上江百姓领牛，为之买人以充奴婢，百姓畏其霸恶，不敢不依，辗转购置，直至狄子脱落各江，以此各江百姓，受其笼络，只图有牛享众，不顾欠债日多，迨受逼迫，强悍者每将懦弱者一家大小捉交察蛮，以偿牛价，或杀其强壮，捉其弱小以偿，此等事无岁无之，无月无之，尤为各江第一惨状。此则曲江要隘、风土人情、民生疾苦之实在情形也。”(www.xing528.com)

《征集菖蒲桶沿边志》载：“只因清政府漠视边务，致令各地土民，自成部落，由土司管理，除每年苛索钱粮外，对于国防民生毫不过问。”“光绪末叶，以王女土司信佛，擅将俅江上游九小村钱粮并怒江（今达拉乡）送与藏属察瓦龙喇嘛，作香火资，由察蛮征收，异常苛虐。”“每年估放茶叶钱三次（即系放账），无论贫富，均要领受，还不清者吊打勒逼。俅民受苦不堪，始将察瓦龙入俅之路挖断，将溜索砍断，誓与察蛮绝交，不再上与钱粮。”“夷人不知节令，傈僳、曲子每届春季，听雀叫即种苞谷。古宗、怒子亦届春季，樱桃开花即种苞谷，又届秋末胡桃落叶种青稞、小麦。”“古宗、怒子房屋，构造十分简单。尽系住在偏坡，所建之房，系用蛮木匠，技艺极劣。剥木为柱，不用榫口。四围筑墙，尽皆面山。上盖石板或木板，中隔木板，人居于上，牛、羊、猪、畜关于下，臭秽异常。傈僳房屋构造尤为简单，尽住山岩倾斜之地，建筑不用工匠，自行削木为柱，柱栽地中尺许，长短不一，高处用短木，低处用长木，不用榫口，概用篾缚。上盖茅草，四面围以竹编篾笆，中亦铺以篾笆。楼上住人，楼下关牲畜，臭秽之气，较甚古怒之房。”“亦有住于树枝桠者，住户相隔甚远，有隔数里，或数十里一家者，不嫌孤单，殆习惯使然。各夷人室中，尽皆空无一物。”“菖属设治20年，并无颗粒积谷。各种夷人不知节俭，一经粮熟则任意煮酒，次年二三月粮食即尽，由各处借粮充饥，借之不获，即忍饥饿。形容枯槁，垢面菜色，惨不忍睹，足食之家，全境不过数十户。”“夷人生活，饱半年，饥半年”。《上帕沿边志》载：“一有疾病，不信医药，即请巫人于郊外择树一株，系以白纸少许而祭之。初则用鸡猪，不愈则祭之以牛羊。怒族家产，唯恃牲畜。故一人有病，所祭牲畜，几至破产，一家均受其害，且一经死亡，房产器具，尽皆抛弃，另行择地徙居。其房屋构造甚易，然因赤贫已极，若死伤甚重，其后裔必至贫无立锥。”“青黄不接之际，尽皆乏食，概行以树皮草根充饥，形容枯槁，菜色憔悴，惨不忍观。”《云南傈僳族及贡山福贡社会调查报告》载：“因山货出产销路阻滞，人民负担较前骤增，故傈僳之家庭经济乃完全破产。既不能量出为入，更不能量入为出，唯有苟延残喘于苛赋杂款之下，呻吟辗转于有出无入之中，遂致其家庭经济日渐困迫，生活标准愈趋降低，甚至衣不蔽羞，食难赓续，房必漏雨，行须负重，而使目睹其生活现状者，辄生人间如狱之感，亦云惨矣。”上述记载，其刻画之深刻，对少数民族赤贫状况的同情，跃然纸上。

第四，对怒江地区历史上交通之困难做了清晰反映。《上帕沿边志》载：“腊乌岩居怒江东岸，北距帕署（上帕）10里，为由罗（知子罗）属入境必经要道。此岩绝壁屹立江际，怒、傈往来，则以竹木沿岩架桥，攀藤附葛而过，稍一不慎，则倾堕江心，身葬鱼腹。计年坠江而死者，不下数十人，尸骸无存，惨不忍闻。嗣经杨俊清委员于民国九年（1920年）筹款兴修，行人始无堕江之患。然石工浩大，财力有限，未能辟为坦途，骡马往来亦难行。民国二十年（1931年）春，保委员仲馨，另行改修，加宽尺码，行人往还已称便矣。然究以岩石巨大，开凿维艰，尚须逐渐修筑，始能畅行无碍耳。”“腊竹底岩居怒江东岸，南距（上）帕署15里。原系通衢，行人来往，络绎不绝。顺江30余丈，尽属危岩，峭壁屹立，横插江中，上有崇巅，无路可绕。本地怒、傈仍以竹木架桥，攀藤附葛而过，比之腊乌岩，尤为陡峻，其危险因之更甚焉，每年堕江溺死者，不一而足，嗣后，经马宗龙委员于民国十一年（1922年）募捐兴修，始化险为夷。然因石工浩大，汉人稀少，募捐匪易，必须逐渐筹款，随时开凿，斯能（成）为平康坦途也。”

第五，对当地物种资源的记载，有重要参考价值。《上帕沿边志》载：“贝母：入药用。产于碧罗、高黎两大山寒冷之处，一茎直出，无分枝，杆尺余，花白色，开于顶茎，如胡荽。其根小如豆，名曰雀嘴贝，最佳；大如算盘子者次之。亦系草本，现在价甚昂贵。每年三四月间，怒、傈结伴往碧罗、高黎两山采取，各得数两至十余两者为多。含水甚重，需二三斤始晒干一斤，仍销内地。漆油：帕地怒、傈遍种漆树，多不割漆。结籽后取籽榨油，以碗盛之。凝结后去碗取出，状似牛油。怒、傈生活简单，中等人家使用猪油、胡桃油等，然亦掺杂漆油食用。贫寒之户概食漆油。唯出数甚广，每年除本地食用外，尚余数万斤，运销内地。”“米：帕属之稻，分水旱两种。种水田者曰水谷，种旱地者曰旱谷。旱谷壳红，米最白，唯略乾，油汁甚少，煮食不甚增长；水谷壳黄，米色稍亚于旱谷，性最软糯，油汁甚多，煮食亦最发长。然仅江边一带能种。高山之地气候寒冷，不甚相宜，概种杂粮。以故帕属杂粮最多，米谷甚少，各怒、傈食米者尚属寥寥。且人户稀少，村落零散，江边芜地尚多。将来边地进化，汉人迁移繁盛，加以官署劝导，提倡陆续开垦，随时改良，谷米自多也。糯米：帕地糯米亦有两种，谷顶出穗长寸余者为长毛糯，无穗者为常糯。长毛糯黏软，常糯次之。然每户仅种一二斗，出数无多。”

第六，对怒江地区的开发和设治后改变当地生产生活状况的措施做了秉笔直书。民国初年，李根源率领“殖边队”进驻怒江，剿灭由英帝国主义煽动的奴隶主分裂叛乱，摧毁“蓄奴制”，设立政权，兴办教育，推广先进生产技术，对于巩固边防、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三部志书均记述了云南地方政府派遣“殖边队”进驻怒江这一重要事件。《泸水志》的《大事记》，《上帕沿边志》的《开辟始末》皆以专篇记载，并设立了《上帕殖边队军官题名录》，为研究怒江开发史提供了不可多得的重要史料。《征集菖蒲桶沿边志》载：“菖属在前清时，归维西土司管理，虽有大事，文化未开，无可稽考。……贡山达拉乡及茨开乡之一二两保，在前清时，归维西叶枝王土司管理。时于光绪末叶，王女土司信佛，将管辖区钱粮送与藏属察瓦龙喇嘛，作香火资，嗣后由察蛮征收，异常刻虐，民不聊生。光绪三十四年（1875年），喇嘛变后即改土归流：怒俅两江委阿墩子弹压委员夏瑚管辖，始与察蛮划界，不许征收。”关于历届设治当局为开发怒江、保卫边疆做出的努力和有贡献的人物做了记载和肯定。如《征集菖蒲桶沿边志》“地方官之有功于本邑者，录其事迹”中，对官员勤政与荒疏做了褒贬。其文说：“在民国元年（1912年）以前，土司管辖时代，经王女土司，送与察瓦龙喇嘛，作为香火。嗣后即由察蛮征收，异常刻虐，民不堪命。”“民国十四年（1925年），董委员家荣到任，察蛮仍带兵持枪，来怒江收粮。董委员拒绝无效，威之以兵，将察蛮枪弹提去。察蛮畏惧，愿立字据，誓不再收。迄今一二区人民，得免巨害者，皆董委员之力也。”“民国十九年（1930年），杨委员作栋，自行筹款，于打拉地方修建小学校舍，上下楼房及大门共13间。正房楼上，作为学生寝室。楼下作为讲堂。耳房楼上，作为积谷仓廒。楼下作为地方机关驻在。实属一举数善。此杨委员之力也。”“又菖属设治以来，并无备荒积谷，民国十九年（1930年）冬，杨委员作栋，毅力创办，由各区人民捐办，夷人每户捐粮三升，汉人每户捐粮数升数斗不等，分存一二三四区。办理未竣，杨委员交卸，陈委员应昌接任后，继续整理，严厉督促，并委员保管。现在一二三四区，各存有苞谷八九石、十四五石不等。嗣后递年推陈易新，略收息率，十数年后，可积至一百余石，以之备荒，自无不足，此亦系杨陈两委之力也。”“设治后，官署见其生计薄弱，极力劝令种植小麦，尽系阳奉阴违。民国二十年（1931年）经梁委员之彦购办豆子种，发给三四区，劝令播种，终归无效。民国二十年（1931年）杨委员作栋，又由维西岩瓦购办大豆十余石，经陈委员应昌发给三四区人民，勒令栽种，严定赏罚，现经查勘，均已播种出苗，此后三四区小春或能成效。民国十七年（1928年），姜委员和鹰购备棉种，发交打拉伙头试种，因水过多，苗出土即烂，毫无效果。红薯、洋芋、花生等，试验种植均属相宜，迄今统计红薯每年可得数百斤，洋芋则一二两区尽皆种植，数难估计，花生每年可得千斤。现在陈委员成立建设局委解其详为局长，重视建设，增加生产，提倡垦种，保护森林，并令栽种黄连，雷厉风行，积极进行发展建设，从此可望发展。”此等记述，可为新修地方志者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