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论：话语互动和认知的社会维度对认识论具有重要影响

知识，尤其是科学知识，是社会的，在对这一哲学断言进行的说明性辩护中，我利用了在科学的社会与文化领域内的研究者的作品，也利用了在科学哲学与知识论领域内的研究者的作品。社会学研究者和哲学研究者，共享了构成他们彼此分歧的不言而喻的前提——认知的合理性和社会性是相互排斥的，或二分的。直言不讳地说，这一前提似乎是错误的：社会实践可能是认知实践，反过来，合乎理性的认知实践也可能是社会实践。任何一方都会对另一方喜欢的说明性因素的漫画发挥作用。社会学研究者，即强纲领的宏观社会学家和实验室研究的微观社会学家，都认同社会利益和社会过程在科学研究的最终内容与细节方面发挥了作用。他们把这些看作是与他们所接受的理解科学的认知进路不相容的，因为他们把认知的合理性看成是受规则支配的、算法的、免受心理学因素和社会因素影响的计算。另一方面，哲学研究者在拯救科学的合理性时，试图容纳他们认为是正确的社会学家的见识。他们的分析意味着，有时科学家可能是有偏见的，任何个体科学家取得的成就，都依赖于前辈和同事取得的成就。因此，对于他们而言，对科学的合理性的辩护需要表明，科学活动能够在概念上从取得特定科学成就的社会历史语境中剥离出来。这是因为他们以为，社会过程是由社会利益和权力决定的，因而是非理性的。

双方的漫画——科学探索完全是受规则支配的漫画，或者，科学探索是由社会利益和权力决定的漫画——都是通过社会—理性二分来维持的。这种二分依次是通过一组二元理解来维持的：这些二元理解导致了在知识内容的概念、知识的生产实践或担保的概念，以及知识的主体/行动者的概念之间，进行鲜明的对比。我断言，存在着三种知识形态，一方面是经验的研究者，另一方面是规范的研究者，他们对每一种知识形态的理解都不同。这些不同导致了辩证的僵局。我提议，通过分解导致它们的二分来打破僵局。关于科学知识只有两种立场的（理性的和不是社会的；社会的和不是理性的）错觉，是对根据、能动作用和内容的二分化理解的特殊联盟的产物。对这些进行调整，使得对这些维度的多重理解成为显而易见的。从这些新的可能性来看，包含认知能动作用、内容的多元性、生产实践或辩护的语境性的相互依赖的一组新解释，构成了对相互排斥的理解的一种积极的替代。

这些解释允许在人类探索实践的经验领域内部而不是外部，得出对哲学家重要的规范性区分。它们也要求对表达这些区分的成为定义的要素作出反思。我在第五章认为，知识的三种形态——知识-生产实践、知道和知识内容——涉及规范的哲学家调用的那些方面，也涉及经验的社会学家调用的那些方面。来自实验室观察的概念分析和经验数据支持这一断言：哲学家所讨论的认知实践的这些基本家族——观察—实验的实践和推理实践——具有社会维度。它们从这些社会维度部分地获得了对它们的担保力，特征是把语境的特殊性引入到辩护中。类似地，知道的关系得到了社会的转折。“S知道……”，是基于S的实际参与，或从事某些话语互动的推测能力赋予S的一种情形。认知行动者是相互依赖的，他们的知道是一种社会的情形，而不是一种心理状态。

最后，因为科学内容不能通过使用简单的为真—为假的判定得到适当的评价，所以，我提出一种更加广义的思维方式，来考虑知识内容与其对象的关系。构型是包含异构、同构、相似性、近似，还有真理在内的一个语义学的元范畴。这把等级引入对内容的评价中，内容能够在可变的程度上和不同方面符合于它的对象。这些依次涉及对内容的一种多元论的理解，因为不同的表征，通过或多或少的相似但依然是相似，或者，通过挑选出它们符合的对象的不同特征，能够符合于相同的对象。保持了为真—为假评价的“使其正确或错误”的方面。但是，什么算作是足够和什么算作是相关的方面，是随探索目标的变化而变化的，这是以社会方式来决定的。

第五章把话语互动，特别是批评和批评的幸存，强调为是认知实践的一个关键方面。这不仅是在根据数据检验假说，而且在使假说、数据、推理和背景假设服从来自不同视角的批评中定位辩护或知识的生产。确立什么是数据，什么是描述的范畴及其边界，什么算作是可接受的推理，哪些假设是合法的，哪些假设是不合法的，变成了一个社会互动的问题：这与物质世界互动的问题一样重要。因为构成观察和推理的学术语境的假设，就其本性而言通常并不明显，而是意会的思维模式，所以，批评互动的功能是使它们成为可见的，也考察它们的形而上学的、经验的和规范的意义。这些话语互动既是建构的，也是辩护性的。它们能够驱使一个小组（无论是实验小组，还是分支学科的共同体）对其尽力理解的过程的新叙述作出阐述，而且，它们是共同体说服自己接受一种叙述是可靠的、正确的、值得采纳的过程。社会性没有用来限制或取代认知。相反，这些社会过程是认知的。

这里采纳的社会认识论的视角，强调认知具有社会的要素，也有感觉的和计算的要素。这些社会的维度是资源，就像更加传统地承认的知识（感知和个别理由）的各个方面是资源一样。像这些一样，社会维度是脆弱的，容易受到下列问题的攻击：比如，不适当地行使了权威，共享了对共同体来说是所谓无形的偏见，否则，就是批评的。在特殊事例中，这些问题会削弱社会认知过程发布知识的能力。因此，只是说对于认知过程而言有社会维度，并不足以表明知识是社会的。社会认识论者也必须表明，认知的社会维度如何拥有纠正这些破坏认识论可能性的资源。正是这些资源担保把知识归因于认知实践、认知行动者和认知内容。

我通过发现科学探索的经验方面和逻辑方面的相似之处，解决辨别这些自我校正的资源的问题。社会学家强调探索的偶然性，探索的多种结果的开放性。这种开放性的逻辑基础在于，证据对理论的非充分决定性。证据关系的这种特征，是说明的抱负与证据资源之间存在鸿沟的结果，妨碍了对理论的确证或可接受性作出任何完备形式的叙述。经验的问题是，面对探索的开放性，如何使对信念、承诺或理论和假说的接受稳定下来。规范的问题是，如何以具有检验价值的有根据的方式使它们稳定下来。社会学家抓住探索的偶然性，作为这样断言的基础：从一种理性的观点看，科学判断最终是由非认知的社会因素：利益、权力、联盟来决定的。相比之下，哲学家要么试图消除非充分决定的鸿沟，要么诉诸认识的价值，从而为从一组相互竞争的理论中识别出认识论的优势提供公正的基础。这些努力已经表明是不成功的。这种对峙的结果是，任何指定的科学判断，既是过分决定的，又是非充分决定的。如果利益、权力和联盟对证据的考量漠不关心，那么，它们（在因果性的意义上）就过分地决定了科学判断。而且，如果消除非充分决定的策略失败了，那么，证据资源仍然（在逻辑的意义上）不能充分地决定科学判断。社会因素和认知因素，比在社会学家的叙述和哲学家的叙述中，都得到了更加丰富的理解，这两类因素之间的互动，有可能更令人满意地说明特殊的科学判断，也有可能更加复杂地评价科学判断。

从社会进路的优势来看，非充分决定表明，依靠实质性的、方法论的和调节性假设的背景来做出关于证据支持假说的判断。因此，这些判断被嵌入在它们的学术语境中。认识论的问题不是决定在一组替代选择中哪种选择总是具有优势，而是详细说明适当地依赖一组给定假设的条件。这条进路利用探索的社会特征来解决这个问题。这些假设在认识论意义上是可接受的，它们在至少由四个条件刻画的话语语境中经受了批评审查：（1）能获得批评的场合，（2）能对批评作出回应，（3）有公共的标准（本身服从批评审查），以及（4）学术权威的适中的平等性。

社会进路把（批评话语的）社会性，看成是与（感知和推理的）其他的人类认知资源相平行的，并把这些条件看成是阐明何时依赖于批评互动的结果是适当的。它们就好比是依赖于感知本身的条件，例如，拥有适当机能的感觉器官，或者，特殊感官形态的正确条件：好的视线、没有听觉干扰等。配备有认识的可接受性和构型概念，有可能在前面区分的三种含义中提供“知识”的定义。这些定义像所承诺的那样，把哲学家研究的规范性的区分，转变为社会学家研究的经验情境。因此，它们构成了人类主体——由协调他们的具体刺激范围、推理能力和沟通能力的感觉形态所描绘的认知行动者——的认识论基础。

由于这个原因，知识的结果是什么呢？知识是片面的。从任何指定的地点定位或观点来看，探索的语境嵌入性和主体的在场性对可知的定义强加了限制。没有一组知识—生产实践，将会穷尽获得关于现象或过程的知识的方式。一些实践将会随着一种现象的知识的增加而共同演化，从而形成越来越特定的领域。卡林·诺尔-塞蒂娜描述的高能物理学和分子生物学的完全不同的实践案例，举例说明了这种共同的演化。^[1]而且，任何指定的知道者所拥有的知识，都会受到社会、历史、地理位置和观点的限制，也是通过一组特定的知识生产实践来形成的。

知识是多元的。可能存在着多组实践，每一组实践都有能力产生相同过程或现象的知识。处于不同情境并受不同认知目标驱使的不同知道者，可能对相同的现象拥有不同的和不可调和的知识。对一种已知的现象或过程，可能有多种在认识意义上可接受的正确的（即相符合的）表征。在这些表征中，哪个表征算作是行动的知识，依赖于认知目标和指定语境的特殊的认知资源。

最后，知识是暂时的。在一种语境中生产知识的某些实践集合，可能因为认知目标的变化，或者，因为对现象的了解更多，会被另一些实践集合所取代。知识，与针对语境和可能发生变化的标准和准则相比，被归因于认知行动者。而且，在特定时期构成知识库的内容，可能会由于目标和实践的变化，由于知识库本身的扩展，造成了与其他部分的对立，或者，有可能进行新的实践和展望新的目标，被其他内容取而代之。科学活动本身改变着我们设法知道的世界。根据我们的知识来行动，产生或制造了显著的对象和过程，而这些对象和过程超越了使它们成为可能的知识。

尽管多元性和暂时性刻画了在任何特定的时间、地点或语境中的知识，但是，为了包括批评互动在内的探索能够进行下去，关于某些问题——某些观察的问题、某些调节的问题，或许某些理论的问题——必须要达成一致。暂时性的含义是，知识一定是随着时间或语境的变化而变化的。毫无疑问，从一种独立的历史或地理语境，到另一种独立的历史或地理语境，存在某种不变性，但不能由此推出，保持不变的内容对所有的语境都是相同的。而且，经过变化之后保持不变的内容，在中心地位和功能方面，可能会从一个知识库转移到另一个知识库。20世纪生物学中的多元性案例证实了，多元性的生产者是各种各样的——认知目标、探索方法、实质性的假设——也证实了，刻画相同现象的多条进路之间相互关系的共同要素和不同要素，是相混合的。因此，这里推进的社会认识论观点的情况取决于，它把经验社会学的发现与规范性的概念分析整合起来，也取决于它从容地接受理论多元性的能力。

我以前把本书所辩护的这种立场称之为“语境经验主义”，这是不太恰当的。一个更确切的、尽管更繁琐的标签可能是，“批评的语境经验主义”，这抓住了我所强调的社会维度。这个标签表达了这种观点的核心的认识论特征，但这条进路的结果之一是，突出了认知实践和其他人类活动之间的联系。这个方面被惯用语“社会实用主义”更好地捕获到了。这使得社会维度成为明显的，而且确证了这里所采纳的总体取向与美国实用主义相关的观点具有亲缘关系。知识得到了主动的和动态的理解。知识是被探索的，而不是被书写的，而且，对知识的探索是为了达到具体的目标，对知识的评价与这些目标相关。知识产生了自身转化的条件。知识的增长不是线性的，而是不规则的、分层的和零散的。

这种叙述的局限性

知识或科学知识？

我认为，知识是社会的。这种论证，是通过把科学知识当作核心的知识概念或模型来进行的。因此，含蓄地说，声称为是社会的知识，是经验知识。关于这种策略可以表达两种保留意见。一种保留意见一定与把科学知识的断言扩展到一般经验的知识有关。另一种保留意见一定与如何界定非社会知识的范式案例有关：第一人称知识和先验的知识。

难道断言知识是社会的，是由否认普通的知识断言——比如，我面前的桌子上有一个茶杯——具有知识的地位所造成的吗？这些直接的经验判断，确实是知识的范式案例，它们不需要晦涩难懂的科学知识形式所要求的繁琐的批评方法。我认同这个问题的预设前提：科学探索是一项独特的人类事业，主要在于它比被动地观察和记录相似之处具有更高的智力要求，也是更有创造性的活动。尽管如此，使其结果成为知识的活动并不是科学独有的，而是经验知识的普遍特征。^[2]在更加熟悉的日常经验判断的情境中，我们只是把这些最简单的判断所依赖的假设（比如，关于我们的感觉器官是可靠的条件的假设）认为是理所当然的。^[3]我们预设了许多在我们的日常认知实践中，作为智力成熟的一部分所获得的经过批评审查的背景知识。而且，把知识归因于我的担保条件是，我有能力回应语境适当的批评。“你怎么知道呢？”“我看见了一个杯状的物体”，“为什么是茶杯呢？”“那边挂有标签”，等等。我能否说出许多事情，依赖于所提出的问题。用我的回答来确定把知识归因于我是否恰当。对我的分析受到的挑战的这种回应，利用了把知识看成是，在有能力对语境恰当的挑战作出适当回应的基础上，归因于认知行动者的一种情形。很可能有一种语境，能用来探讨完全不同于经验知识的直接的知觉知识。然而，这代表了过去导致哲学家得出成问题的结论的一条路径。作为一名多元论者，我不必使我的叙述普遍化，或者，断言将对所有的分析语境都有用。但我的确断言，知觉知识能够纳入这条社会进路中。

第二种保留意见与第一人称的知识相关。这种叙述，关于我知道的断言，不是我的桌子上有一个杯子，而是我坐在桌子上，或者，我以深浅不一的灰色为背景有了绿色的视觉，能说些什么呢？无疑，这并不依赖于我与任何我的共同体中的任何一个人的关系。在这里，几个评论似乎是恰当的。第一，我的理解和我用来表达我所知内容的那些术语的正确用法，确实依赖于我与我的共同体的关系。第二，试图根据科学知识来定义第一人称知识，与根据第一人称知识来定义科学知识一样，似乎都毫无前途。但是，这里提出的知识进路不局限于科学知识。说得更确切些，我们如何理解第一人称知识的内容，依赖于对像“我”、“这里”、“那里”、“我的”、“现在”等指示词的分析。难道运用这些指示词表明了获取内容的特权模式，否则，就以第三人称术语，比如，“海伦·朗基诺坐在桌子旁”，来表达吗？或者表明了，一种特定的内容只能通过第一人称指示词来表达吗？难道我对我觉知的第一人称意识，是能够在认识意义上得到评价的内容吗？这里不是追溯这些问题的地方。^[4]我只是注意到，在社会框架内提出的“S知道p”的定义，都没有排除作为知识的本体感受（proprioception）的第一人称的觉知。一种变种的观点是，把在接受某个内容时是正当的，看成是S接受在S的共同体C中知识生产实践的结果。只要本体感受具有这样的属性：它能产生在认识论上可接受的，符合于C的对象的内容，对C来说它就是知识生产实践。大概有被认为是误导人的几种情境——也许，附属于虚拟现实机器——还有，在特殊情况下排除这些可能性的标准方式。另一种变种的观点聚焦于对批评的回应。这里再一次指出，在C中采纳的标准，大概会考虑到出错的可能性，并使根据该语境要求的说服力来排除或考虑出错的预期不偏激。只要矫正是可知的一个特征，社会的叙述就是适用的。如果有难以矫正的范畴，那么，我们可能不得不把这看成是一种不同的知识。我的断言是，知识的社会叙述对经验知识是成立的，科学知识和（许多）第一人称知识，都是经验知识的亚种。我没有做出关于先验知识的断言，如果有这样一种东西的话，我同样不准备对难以矫正的第一人称知识作出承诺。^[5]再一次说，作为一名多元论者，我没有义务使我的叙述普遍化。辨别某种形式的知识不是社会的，或者，在某些语境中能够被理解为不是社会的，这对于这里提供的核心论证来说没有任何意义。

多元性的各种形式(www.xing528.com)

对构型和认识的可接受性的约束是灵活的，这种灵活性意味着，在一种现象的叙述中，可能不止有一种叙述是正确的，即使这些叙述，如果脱离它们的语境就是不可调和的。我在第八章，用20世纪欧洲和北美的生命科学中的多个事例，举例说明了这种断言。有一些多元性的事例，是在相同的文化和文明的整个语境中产生的：由犹太-基督教遗产形成的价值（不管在资产阶级民主中是多么世俗化）所刻画的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以及扩张和企图统治世界的其他地方的历史。因此，即使是在大致相同的文化、社会和学术语境中，多种说明战略也值得被分类为知识或知识-生产。然而，除了这种例子以外，还有一些认识论变种的事例，是由西方的故意对立的亚共同体：比如，女性主义共同体，所提供的。而且，有些思想、价值和实践体系，还提出了对自然界的更加不同的理解。欧洲之外的文明，已经提出了复杂的天文学体系和医学体系。在李约瑟（Joseph Needham）的权威著作《中国的科学与文明》一书中，记录了中国的科学史。^[6]南亚学者开始解决殖民思想与本土思想、宗教与前殖民时期的科学思想之间的复杂问题，并开始辨别殖民科学社会建立之前的科学思想史。^[7]

在过去繁荣科学探索的不同文明形式的社会，也是当前支持西方科学模式中重要的研究事业的社会，这些社会与它们的过去有着错综复杂的联系。辨别本土的科学传统并把这些传统与当代实践联系起来的努力，充满了争论，既有政治争论，也有学术争论。生产能够为女性主义和后殖民解放目标服务的知识的努力，同样令人担忧。它们无疑引发了对理性、科学和科学史这些概念的挑战，而这些概念是最近和当前关于这些问题的西方主流思想的基础。它们也将为建构性的互动提供机会。本书不讨论这些可能性。但是，它确实为揭示这些可能性的知识提供了一种叙述。

新的问题

这条进路邀请哲学家树立一种更加广义的科学史观。我们应该对多种研究传统的转换关系保持敏感，也对在产生关于自然界的暂时稳定的表征时，取得成功的那些因素的复杂性保持敏感，而不是把科学史看成是展开零和（zero-sum）认识论的领域：在这个领域，只有一种理论能够是正确的。^[8]这种转变带来了关于涌现出科学的某些经验的、哲学的和社会制度的问题。从经验上讲，在特殊事例中，制度和组织的变化如何与学术变化相互影响（反映、促进、指导、呈现、抛弃）呢？制度史和学术史经常被作为独立的趋势来追问。这条认识论进路鼓励这种观点：科学制度和科学内容是相互依赖的，但相互依赖的各种形式却依然未知。

党派的科学共同体采用哪些策略才能赢得申辩机会呢？它们采用哪些策略，在哪些情况下，才能来获得支配权呢？党派偏见可以是学术的或政治的，抑或两者兼有。这条进路鼓励考察它是怎样发挥作用的，它在什么条件下是成功的，在什么条件下是不成功的，而不是否认它在好的科学中的位置。^[9]

哪些条件激发了哪些类型的统一论者的策略：是整合的策略？还是取代的策略？而且，哪些条件允许维持多元性？制度的、政治的和经济的因素，如何与文化的和学术的因素相互影响，来维持定域认识论，或者，使所追求的各种进路越来越少呢？

从哲学的观点来看，谁为科学探索设置不同的社会目标呢？适中的平等性标准应该如何得到解释？应该如何应用于各种情况和评价科学知识的社会环境？把认知目标纳入认识评价的方法中是什么意思？把知识看成是目标导向的，影响了其他的哲学关注吗？不同的目标类型如何影响知识和实践？

从社会制度的视角来看，使探索制度化的不同模式（大学与野外工作站；研究机构与工业实验室）如何影响知识的内容呢？转化批评的这些制度条件是什么意思呢？

当相关的科学目标与共同体的结构彼此不一致时，社会如何能够用科学来解决问题呢？科学哲学在这些情境中能够发挥怎样的作用呢？

这些问题表明了科学的政治维度，并拓宽了我们的科学哲学观。我提议，这些不是取代了，而是补充了关于确证与说明的传统关注，以及关于形而上学的本体论假设和具体科学理论的承诺的传统关注。因为我们的未来，越来越依赖于我们所采纳的科学向我们讲述的事情，所以，对科学的各个社会方面和政治方面进行哲学考察，就变得越来越重要。科学教育如何能够有助于市民容忍知识的暂时性、偏好性和多元性呢？这要求我们达成共享的知识概念，坚定和灵活到足以经得起具有社会和政治效价的观点在知识的建构中确实发挥了作用，这样的评论；坚定和灵活到足以经得起如下的观察，即对于提出的问题而言，解决方法不止有一种，正确的答案通常也不止有一种。这些评论不应该导致拒绝知识的概念，而是导致承认我们设法知道的情境是复杂的，我们即使尽最大的努力，也伴随着不确定性。在就科学使之成为可能和必要的认知和实践选择而言坚持民主决策的同时，哪些种类的制度变革，是维持科学探索的可信性和价值的必要条件呢？知识的命运在于我们的回答。

[1]Knorr-Cetina1999.

[2]因此，这里采用的策略，不同于科学哲学中的某些自然化进路。我并没有假定科学是知识生产，也没有把知识生产能力归因于它的实践，或者，把知识的状态简单地归因于它们的结果。相反，我质问，什么样的科学探索能担保我们是否把知识的地位归因于它。

[3]阿曼达·维泽达姆（Amanda Vizedom）公布说，试图开发能够在各种条件下做出人类期望的日常判断的人工智能系统，要求为这个系统配备成千上万个“共同的知识”项，以及获得这些术语的方法，没有这些，这个系统就无法运行。（Vizedom 2000）

[4]参见Anscombe 1981；Evans 1982；Perry 1989；当然，还有Wittgenstein 1953。

[5]尽管在形式上不做承诺，我还是倾向于认为，也能为先验知识提供一种社会实用主义的描述。这将要求论证，先验知识要么是实质性的，要么是分析性的。如果是实质性的，那么，社会实用主义的描述就成立，如果是分析性的，那么，就要还原为无矛盾的原则。而且，对这个原则的最佳辩护，是由亚里士多德（1941）在《形而上学》一书的第六卷第四章中提供的辩护：“所有这些论证（事情不可能既是这样又不是这样）的出发点，不是要求我们的对手将会说，事情是或不是……而是他将会说，事情对自己和对另一个人都是有意义的；因为这是有必要的，如果他真的说些什么……再次，承认这一点的他已经承认，除了证实之外，事情是真的（以便并非一切都是‘这样和不是这样’）。”这让我觉得，社会实用主义是最卓越的。

[6]Needham 1954.

[7]参见Prakash 1999；Habib and Raina 1999；Raina 1998。

[8]我感谢苏珊·伦辛（Susan Rensing）对零和定位（zero-sumlocation）的讨论。

[9]拉图尔（Latour 1988）对巴斯德的追随者和法国牙医之间的相互强化的研究，和他（Latour 1999）对法国原子物理学发展中多重社会的、学术的和资料的网络之间的联系的分析，似乎例示了这类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