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土耳其党与奥斯曼帝国的力量争夺

自19世纪中叶开始，反对苏丹专制独裁和争取自由民主的政治倾向在奥斯曼帝国的统治民族即土耳其人中逐渐萌生，青年奥斯曼党的政治实践和1876年宪法的颁布可谓奥斯曼帝国历史上宪政运动的最初尝试。1878年，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解散议会，流放米扎特帕夏，镇压立宪派，削弱最高波尔特的权力，压缩内阁的政治空间，伊斯坦布尔的苏丹宫廷重新成为奥斯曼帝国的权力中枢。此后30年间，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撤换多达25位大维齐尔，库楚克·赛义德帕夏（Kucuk Said Pasha）和卡米勒帕夏（Kamil Pasha）先后10次出任大维齐尔，又10次被苏丹罢免。奥斯曼帝国的极权政治达到顶峰，苏丹的独裁权力明显膨胀，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则被视作血腥的暴君，亦可谓奥斯曼帝国历史上最后一位强势的苏丹。“他企图恢复最后的东方式的专制来巩固自己的权力。他的帝国中的每一个自由的思想活动都在萌芽时就被扼杀”^[1]。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的高压政策，导致宪政倾向与独裁统治之间的矛盾日趋激化，政治革命的客观形势逐渐成熟。

1887年，奥斯曼帝国医学院的6名学生首创统一与进步协会。1889年即法国革命100周年之际，阿尔巴尼亚裔的穆斯林伊卜拉欣·特莫在伊斯坦布尔发起创立激进的反对派政治组织奥斯曼统一协会，秘密宣传宪政思想。此后，由于苏丹政府的迫害，奥斯曼统一协会的许多成员流亡国外，继而在热那亚和巴黎成立统一与进步委员会，西方人称之为青年土耳其党（Young Turkish Party），继续反对苏丹政府，艾哈迈德·礼萨（Ahmed Reza，1859—1930）是该组织的核心成员。青年土耳其党主张恢复1876年宪法，召开新的议会，建立真正意义的君主立宪制，捍卫奥斯曼帝国。

艾哈迈德·礼萨

青年土耳其党内部包括诸多的政治群体，具有不同的政治背景和政治倾向，倡导不同的斗争方式，分别在伦敦、巴黎、热那亚、日内瓦、布加勒斯特和埃及以流亡者的身份从事政治活动，发行各自的报刊。穆罕默德·穆拉德·埃芬迪（Muhammed Murad Ef fendi）等人强调泛伊斯兰主义的意识形态，寻求与苏丹的政治妥协，主张温和的改良运动。1897年，穆罕默德·穆拉德·埃芬迪等人接受苏丹政府的劝说，从日内瓦返回伊斯坦布尔，脱离青年土耳其党。1902年，青年土耳其党人在巴黎召开奥斯曼自由主义者大会，参加者包括土耳其人、亚美尼亚人、阿尔巴尼亚人、阿拉伯人、库尔德人等，呼吁恢复1876年宪法，实现奥斯曼帝国臣民的平等地位和领土主权的完整。不久，青年土耳其党内部再次分裂。从伊斯坦布尔逃亡巴黎的奥斯曼皇室成员萨巴赫丁（Sabah al-Din，1877—1948）创立奥斯曼自由主义者协会，主张争取欧洲列强的支持和介入，通过军事政变推翻苏丹政权，实现奥斯曼帝国境内的广泛民族自治。艾哈迈德·礼萨拒绝寻求西方干涉，坚持恢复议会选举，限制苏丹权力，通过议会君主制的形式保障公民权益，实现自由和民主的政治目标。

1905年日俄战争之后，俄国召开立法会议，启动宪政进程。1906年，波斯爆发宪政运动，颁布宪法。国际形势的变化加快了奥斯曼帝国的政治反对派的行动步伐，青年土耳其党在奥斯曼帝国军队中的影响迅速扩大。包括后来成为土耳其共和国国父的穆斯塔法·凯末尔在内的部分军官在大马士革成立自由与祖国协会，马其顿则是奥斯曼帝国境内反对派政治势力的主要活动区域。马其顿地区的人口构成极其复杂，包括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希腊和马其顿血统的东正教徒和阿尔巴尼亚、土耳其血统的穆斯林以及犹太人，民族矛盾与宗教矛盾错综交织，政治倾向各异，反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独裁统治的政治势力暗流涌动。

1906年，自由与祖国协会并入青年土耳其党在塞萨罗尼基创立的奥斯曼自由协会，进而以驻守马其顿的第三军和驻守埃迪尔内的第二军作为争取对象，并与巴黎的反对派组织建立联系。1908年初，青年土耳其党各个分支在巴黎召开会议，就包括废黜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恢复1876年宪法、捍卫奥斯曼帝国领土完整和不同民族教派实现平等法律地位在内的基本政治纲领达成共识。1908年6月，英国国王爱德华七世与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在爱沙尼亚首都塔林会晤，讨论巴尔干半岛的局势，试图进一步控制巴尔干半岛，进而肢解奥斯曼帝国。消息传到塞萨罗尼基，引发青年土耳其党军官的强烈反响。1908年7月，奥斯曼自由协会成员恩维尔帕夏等人在马其顿的塞萨罗尼基发动兵变，迫使苏丹承诺恢复中断30年之久的议会选举，由此开始了奥斯曼帝国历史上的第二次宪政运动，史称“青年土耳其党革命”（Young Turkish Revolution）。

青年土耳其党人进入伊斯坦布尔

青年土耳其党革命无疑是奥斯曼帝国晚期最重要的历史事件，时人视之为“奥斯曼大革命”，甚至将1908年7月的青年土耳其党革命与1776年7月美国颁布独立宣言、1789年7月法国大革命相提并论，合称三大“七月革命”，抑或将1908年青年土耳其党革命与1911年中国辛亥革命、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视作20世纪初的三大革命。然而，青年土耳其党革命并非广泛的民众政治运动，亦非自由主义的改良运动，而是兵变形式的政治革命，旨在于行将崩溃之际拯救苟延残喘的奥斯曼帝国，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的独裁统治所引发的日趋尖锐的社会矛盾则提供了青年土耳其党革命的土壤。

1908年9月，青年土耳其党在伊斯坦布尔召开代表大会，通过政治纲领。青年土耳其党的政治纲领，沿袭第一次宪政运动的基本思想，强调议会君主制的政治目标和泛奥斯曼主义的意识形态，进而确立第二次宪政运动的基本框架。青年土耳其党人声称：“专制政府已经消失。从此以后，我们都是兄弟。再也没有保加利亚人、希腊人、罗马尼亚人、犹太人和穆斯林的区分；在同一片蓝天下，我们是平等的，我们为自己是奥斯曼人而自豪。”^[2]

1908年10月，奥斯曼帝国举行议会选举。根据新的《选举法》，年满25岁的男性具有选举权，年满30岁且通晓土耳其语的男性具有被选举权，每5万选民选举产生1名议员。议员来自穆斯林和基督徒的不同教派以及犹太人，分别属于奥斯曼帝国境内的诸多民族。在议会275个席位中，土耳其人占142个席位，阿拉伯人占60个席位，阿尔巴尼亚人占25个席位，希腊人占23个席位，亚美尼亚人占12个席位，犹太人占5个席位，保加利亚人占4个席位，塞尔维亚人占3个席位，弗拉其人占1个席位。同年12月，奥斯曼帝国议会在伊斯坦布尔召开，流亡法国的青年土耳其党人艾哈迈德·礼萨当选为议会议长。(www.xing528.com)

穆罕默德五世

1909年4月13日，保守派在伊斯坦布尔发动兵变，撤换内阁首相以及部分青年土耳其党军官，罢免艾哈迈德·礼萨的议长职务，恢复伊斯兰教法。统一与进步委员会成员被逐出伊斯坦布尔，马其顿成为青年土耳其党人的主要据点。4月24日，驻守马其顿的第三军团司令穆罕默德·谢夫凯特（Muhammed Shafikat）率军占领伊斯坦布尔，平息保守派发动的兵变，废黜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推举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的胞弟雷沙德出任苏丹，是为穆罕默德五世（MuhammedⅤ，1909—1918年在位）。阿卜杜勒·哈米德退位后，被放逐到塞萨罗尼基，后被软禁于伊斯坦布尔的贝勒贝伊宫，直到1918年2月死去。

与1876年宪法相比，1909年宪法在沿袭第一次宪政运动的基本框架即实行君主立宪政体和捍卫奥斯曼帝国领土完整的同时，明确限制苏丹的权力，集中体现青年土耳其党的政治纲领。根据1909年宪法，议会采取两院制，包括上议院和下议院；上议院议员中1/3由苏丹指定，终身任职，上议院另外2/3的议员和下议院议员选举产生，任期4年；取消苏丹将所谓危害国家安全者驱逐出境的权力。1909年宪法进一步保障公民权利，规定20岁以上的帝国公民皆享有选举权而不受财产资格的限制，公民享有结社的权利。1909年宪法扩大议会权力，规定内阁对议会负责而不再对苏丹负责，议会行使充分的立法权而无需苏丹的批准。

1909—1913年奥斯曼帝国政治生活的突出现象，是诸多政党的相继建立和新旧政治势力在议会展开的激烈角逐。1909年底，统一与进步委员会的政敌创建自由党和改革党。1910年春和1911年初，统一与进步委员会中的持不同政见者创建人民党和新党。1910年9月，左翼知识分子侯赛因·希勒米（Husayn Hilmi）创建奥斯曼社会主义党。1911年11月，包括自由党、改革党、人民党、新党在内的13个政党以及来自希腊、亚美尼亚、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的反对派议员组建自由与谅解联盟，进而在议会内部同统一与进步委员会分庭抗礼。自由与谅解联盟主张实行地方分权的国家体制，给予奥斯曼帝国境内的民族宗教少数派以一定程度的自治地位。相比之下，统一与进步委员会主张实行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强化奥斯曼帝国政治生活的土耳其色彩。

恩维尔

1912年春，奥斯曼帝国议会举行青年土耳其党革命后的第二次选举，统一与进步委员会采用暴力干预投票程序，进而控制议会席位，史称“棍棒下的选举”。1913年1月，陆军大臣恩维尔帕夏（Enver Pasha，1881—1922）、内务大臣塔拉特帕夏（Talat Pasha，1872—1921）和海军大臣杰马尔帕夏（Gemal Pasha，1872—1922）发动政变，建立军事独裁，取缔反对派政党，统一与进步委员会作为唯一的合法政党，占据议会275个席位中的269个席位。1913—1918年，苏丹的统治名存实亡，青年土耳其党军官成为奥斯曼帝国政治舞台的主导力量，军人寡头的权力垄断则是此间奥斯曼帝国政治生活的突出特征。

青年土耳其党执政期间，致力于稳定社会局势、改革行政体制、完善政府机构和强化国家职能，挽救濒临崩溃的奥斯曼帝国。在军事方面，青年土耳其党政府重组军队，聘请数百名德国军官担任军事顾问，直至任命德国军官冯·谢伦多夫为参谋总长。此间，传统宗教势力遭到进一步的排斥。1913年，青年土耳其党政府依照德国的相关法律，颁布新的《财产继承法》。1916年，伊斯坦布尔的大穆夫提不再受邀出席内阁会议。1917年，宗教法庭划归司法部管辖，宗教学校划归教育部管辖，宗教地产划归瓦克夫事务部管辖。同年颁布的《家庭法》，鼓励女性走出家庭、走向社会、接受现代教育和积极参与公共事务。与此同时，青年土耳其党政府致力于发展民族经济，并且试图通过扩大对外贸易的方式改善与西方列强的关系。然而，修改不平等条约和提高关税的谈判无果而终，贷款的要求亦遭到拒绝。奥斯曼帝国与西方列强之间的尖锐矛盾，导致青年土耳其党政府倾向于民族主义和国家干预的经济政策。1914年，青年土耳其党政府宣布废除旧的不平等条约，取消奥斯曼帝国苏丹给予西方列强的领事裁判权。

青年土耳其党执政前期，奉行相对温和的经济政策，在发展民族经济的同时，吸引国外投资。巴尔干战争爆发后，国家主义的经济政策逐渐占据上风，政府对于经济领域的干预和控制不断加强。1917年，青年土耳其党政府成立国家信贷银行，资金400万奥斯曼镑，发行股票，股权属于奥斯曼帝国臣民，用于支持民族工业，试图打破西方列强控制的奥斯曼银行在金融领域的垄断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