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盛的史识与历史思想：《史学史研究》文选导读

在孙盛撰写的两部编年史中，皆穿插了不少历史评论，随事而发涉及面宽，可显示其史识和历史见解的基本倾向。

（一）历史评论中的道义观念。三国至东晋时期，封建秩序被打乱，“君不君，臣不臣”的现象司空见惯。对此，孙盛在史论中强调儒学的忠孝伦理，以“道义”作为君臣行为是非的标准。他认为“夫帝王之保，唯道与义，道义既建，虽小可大，殷、周是也。苟任诈力，虽强必败，秦、项是也”[23]。在评论吴末帝孙皓时提出：“夫古之立君，所以司牧群黎，故必仰协乾坤，覆焘万物；若乃淫虐是纵，酷被群生，则天殛之，剿绝其祚，夺其南面之尊，加其独夫之戮。是故汤、武抗钺，不犯不顺之讥；汉高奋剑，而无失节之议。何者？诚四海之酷仇，而人神之所摈故也。”[24]对于人臣，他同样认为：“夫杖道扶义，体存信顺，然后能匡主济功，终定大业。”[25]而忠于君主、奉持臣节是道义上的基本要求，因此，孙盛对姜维先曾降蜀、终又降魏的行为多所抨击，认为“士虽百行，操业万殊，至于忠孝义节，百行之冠冕也”[26]。主张在君臣皆守道义的原则下建立起牢固的封建统治秩序，在君臣关系上达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27]。

（二）严明政刑、恢复礼制的历史思想。孙盛主张治国要严明政刑，恢复礼制。他认为：“庶狱明则国无怨民，枉直当则民无不服。”[28]蜀汉的法正多报复私仇，因其有功，诸葛亮出言宽宥之，孙盛批评说：“夫威福自下，亡家害国之道；刑纵于宠，毁政乱理之源。安可以功臣而极其陵肆，嬖幸而藉其国柄者哉？……诸葛氏之言，于是乎失政刑矣。”[29]曹操击败袁氏残军，占据河北地区后，哭祀袁绍之墓，孙盛对此大不以为然，指出：“尽哀于逆臣之冢，加恩于饕餮之室，为政之道，于斯踬矣。”[30]可见孙盛主张的是严执国法，明正典刑，而这又与倡导忠节的道义原则相表里。

孙盛惩于礼崩乐坏的世道，极力主张恢复儒学倡导的礼制，对丧葬、婚姻、舆服及继嗣、分封等问题都有议论。他认为汉文帝废除上古守孝的“三年之礼”是“开偷薄之源”，（《晋书》卷二十《礼志中》引）主张坚持这项“万世不易之典，百王服膺之制”[31]。在婚姻上讥评魏皇后多“起自幽贱，本既卑矣，何以长世”[32]！在舆服上主张体现出“贵贱等差”[33]。关于帝王立储，孙盛称“《春秋》之义，立嫡以长不以贤”[34]。特别是关于分封制问题，他不顾西晋“八王之乱”的历史教训，声言春秋时的“五等之制，万世不易之典”，对魏国予以严厉攻讦：“异哉，魏氏之封建也！不度先王之典，不思藩屏之术，违敦睦之风，背维城之义。”[35]在《魏氏春秋》中，他全文引录曹冏要求实行分封制的长篇上疏[36]，在《晋阳秋》中全文引录陆机鼓吹分封制优于郡县制的《五等诸侯论》（《群书治要》卷三十引），以增强他主张分封制的声势。所有这些，都表现为强烈的恢复礼制的要求，而且是要追复上古的礼制和政体，具有明显的守旧复古的思想倾向。

（三）略具直书实录的撰史态度。孙盛身为晋臣，能够在史著中记述晋开国之祖的一些不光彩行径。如《魏氏春秋》载司马昭害死郑玄之孙、当时颇有名望的郑小同事：“小同诣司马文王，文王有密疏，未之屏也。如厕还，谓之曰：‘卿见吾疏乎？’对曰：‘否’。文王犹疑而鸩之，卒。”[37]对于魏君主高贵乡公曹髦被弑的记述，亦十分真切，《魏氏春秋》称曹髦“神明爽俊，德音宣朗”，并详记了与群臣讲论时的精到见解，叙述了司马昭近臣贾充督率成济刺死曹髦的过程，还描述了司马昭归罪于成济，成济兄弟不服，被匆忙以乱箭射杀的情节。[38]这与刘知幾在《史通·直书》赞扬的干宝、习凿齿对此事的记述基本一致，而互有详略，也是直书史事的显例。(www.xing528.com)

据《晋书·孙盛传》，《晋阳秋》记述了权臣桓温于枋头兵败的史事，而不惧桓温的威胁，这向被作为秉笔直书的例证。但清初思想家王夫之却指出：桓温之败是受到东晋廷臣乖阻造成的，“若孙盛之流，徇流俗而矜直笔，幸灾乐祸，亦恶足道哉”（《读通鉴论》卷十四）！这是站在“夷夏之防”的立场上发论，而孙盛则是将尊王忠君置于第一位的。今《晋阳秋》的这段记述已然不存，无以验证是否心怀“幸灾乐祸”，但另有一段记述桓温平定蜀地后，“闻有善星者，后有大志，遂致之，夜独执其手，于星下问国祚之修短”（《艺文类聚》卷八十五《布帛部·绢》引），揭露其心怀异志，欲图篡国。这说明孙盛特别注意直书不忠之臣的劣迹，而不避强御。但由于遵循忠君的原则，也使孙盛的直书精神有很大的局限性，《魏氏春秋》以司马氏为人臣，尚有一些暴露其违背道义的记述，《晋阳秋》则多为曲笔回护，如称司马懿“初不欲屈节曹氏，辞以风疾不能起”（《太平御览》卷七百四十三《疾病部》引）。似乎他作为曹魏之臣是勉强的、迫不得已的。记述司马懿与诸葛亮两军对峙，则掩盖其屡败而不敢再战的真相（《世说新语·方正第五》刘孝标注引），这都是在撰史态度上的缺点。

（四）天人感应与灾异应验的迷信观念。在孙盛的历史著述中，反映出浓厚的天人感应思想和灾异应验观念，如西晋太康十年十一月太庙梁折，孙盛论曰：“于时后宫殿有孽火，又庙梁无故自折。先是帝多不豫，益恶之。明年，帝崩，而王室频乱，遂亡天下。”（《宋书》卷三十《五行一》引）《晋阳秋》的一段记述中，一连列举了诸如秦始皇时东南金陵言有天子气，西晋时社中有青气，芜湖出石函以及童谣、星变，等等，归结为西晋亡而晋元帝建东晋之兆。（《太平御览》卷九十八《皇王部》引）一个仅存半壁江山、庸庸碌碌的晋元帝，竟使天地间自五百年前就不断地出现符瑞、征兆，可谓荒诞之极。其他如大星陨而诸葛亮卒[39]，妖星见而祖逖自知将死（《世说新语·赏誉第八》刘孝标注引），荧惑（火星）守端门而东晋皇帝（海西公）被废（《世说新语·言语第二》刘孝标注引），此类记述在《晋阳秋》中俯拾皆是，不胜枚举。

《魏氏春秋》载孙盛之论：“盛闻国将兴，听于民；国将亡，听于神。（孙）权年老志衰……而伪设符命，求福妖邪，将亡之兆，不亦显乎！”[40]他还反驳吴国赵达有逆算将来之术的记载说：这是“流俗好异，妄设神奇”[41]。而在《与罗君章书》（载《弘明集》卷五）中认为“吾谓形既粉散，知亦如之，纷错混淆，化为异物，他物各失其旧，非复昔日”。这些是否可以证明孙盛具备无神论思想呢？不能！孙盛否定的仅是流俗妄设的怪力乱神以及佛教的灵魂不灭之说，却坚信董仲舒等汉儒主张的正宗神学体系。同在《魏氏春秋》中，他绘声绘色地记述了张掖郡“玄川溢涌，宝石负图”[42]的情景而作为西晋将兴的符瑞，甚至还载有：“初，（杜）畿尝见童子谓之曰：‘司命使我召子。’畿固请之，童子曰：‘今将为君求相代者。君其慎勿言！’言卒，忽然不见。”[43]“司命”之神见于《楚辞》，可谓“出身”高雅，于是信而载入史著，《晋阳秋》中也有魏舒夜听神语，预知自己会位至三公的记述。（《太平御览》卷三百八十一《人事部》引）因此，孙盛不但具有浓厚的天人感应和灾异应验的思想，而且是个迷信鬼神的史家。《辞海》及一些论著仅据片面资料轻许他为“无神论者”，真是不察之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