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克斯帝国博物学：民族国家属性实作

帝国博物学的另一个层面是科学实作，直接目的是希望人类能够在把握了自然的规律之后，利用世界的物种资源实现本国的自给自足或者增进国家的财富。如果说帝国博物学对异域动植物的命名与分类研究侧重关注物种的自然（本质）属性，那么帝国博物学实作则是利用这种知识来为帝国活动服务，甚至可以说，利益是殖民政府和商贸公司资助博物学活动的初衷，也是帝国博物学繁荣发展的前提。福柯在“分类”章的开始，就开宗明义地指出了博物学帝国模式的发展盛况及其原因所在：“人们力图使这些动植物适应气候，并且大量旅行调查或勘察都带回了有关这些动植物的说明书、图版和标本；接下来尤为重要的是大自然的伦理学价值的提高……无论人们是贵族，还是平民，人们都能在一片由先前时代长期废弃的土地上投下钱财和情感。”（福柯，2012：166）

从时间上看，博物学与航海扩张的大规模结合可以追溯至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时代，博物学家开始从事博物学研究工作，也进行一些猎奇活动，将珍贵的稀有物种带回国内，作为战利品进贡给资助自己的王室或贵族，而王室也乐于通过占有这些异域珍品，展现自己的英明统治，因此民族国家成为自然博物馆的最大投资者（皮克斯通，2008：70 71）。博物学家与殖民政府和商贸公司合作，要在全球范围内移植有价值的植物，培育有用的动物，利用空间变换最大限度地挖掘博物学的物质潜力。这个传统一直持续了几百年，它所涉及的物种的空间变换与物种的社会属性（有用性）息息相关。

帝国博物学家生逢其时，他们认为人的理性认识能够扩展动植物的生存空间：在相似的自然环境里种植相同的植物、圈养相同的动物是可能的，这样可以大大减少贸易逆差带给国家的损失，这种做法与主张通过贸易获得财富的政治经济学家亚当·斯密观点不同。政府和商贸公司被这个规划吸引了，因此17—19世纪殖民政府和商贸公司的船队上，博物学家作为主要的智力提供者而成为常客。而这些博物学家的一个重要职能，则是协助殖民者将旧大陆的植物引种到新大陆，或者反向从新大陆引种到旧大陆，再或者从一个新大陆引种到另一个新大陆。总之，借助生物的空间扩张实现财富增值，是帝国博物学逐利的实践层次。

因此近些年来，科学史学者逐渐认识到科学实作在科学史研究中的重要性。这种研究不再局限于特定的科学史题材，或者只去讨论科学精英和主流科学机构，而是更好地展现科学行动者（scientific actor）的重要性和多样性，更好地描述了他们在具体知识生产、审定和传播过程中的折冲与协商。同时，对科学行动者科学实作的研究，有助于了解科学事业的复杂性（范发迪，2011，中文版序：1-2）。班克斯所掌管的帝国博物学网络，为研究博物学实作提供了恰当的研究对象——这个网络中包含着贵族、官员、商人、医生、传教士、佣人、业余爱好者、街头商贩、园丁、职业采集者等各行各业的人，他们之间以及他们与班克斯之间的关系渗透着复杂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因素。

帝国博物学不仅追求知识为“真”，而且求“用”。对欧洲的博物学家来说，了解其他地区的博物学，掌握新世界的动植物信息，不仅对欧洲人有利，对新大陆的人也同样意义深远，不管他们是否意识到或者是否同意。班克斯乐观地认为，自己的博物学活动对当地人来说，是一种慷慨的赠予和无私的帮助。在其书信中，班克斯多次流露出这种居高临下的优越感。(www.xing528.com)

18世纪，殖民地对宗主国的意义发生了一些改变，主要表现为殖民财富本质的变化。完成原始积累后的两三百年里，欧洲列强先后过渡到资本主义国家，英国更是率先开始了工业革命，他们对殖民地的需求正逐渐发生着变化。从经济学角度来说，资源稀缺性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商品的价值。相比中国、印度，欧洲由许多面积较小的国家构成，自然资源相当贫乏，难以维持国家实力的不断提升。比如英国，1750年之后，商船和海军舰队遇到木材供不应求的难题。没有木材造船，英国想要打败法国、荷兰、西班牙等欧洲列强，进而称霸世界的野心将难以实现。因此，英国急需开辟新的殖民地，寻找良好的木材资源。当然，这只是刺激英国进行海外扩张的其中一个动力，英国工业革命还需要棉花、染料、医药、矿物等多种自然资源（Snyder，1994：1）。因此，帝国争霸、经济结构调整等诸多因素，导致自然资源的全球重新分配成为紧迫之事，为大英帝国的博物学家开展活动提供了重要舞台。

布罗克韦敏锐地评论道，18世纪是一个植物经济学大发展的时期。博物学家在面对新植物时，不仅研究分类学问题，而且思考植物的实用性，看它能否作为食物、布料、染料或者药物，能否给国家经济带来好处。植物园管理者也分享了那个时代的商人气质和国家主义情绪，有意识地承担起科学机构的作用，服务于政府。如1787年加尔各答植物园建立时，基德曾明确表示：“（植物园的建立）并不是为了猎奇、享乐而收集稀有植物，而是为了种植那些对民众和大英帝国有益的植物，并最终实现国家商业和财富的增长。”（Brockway，1979：74-75）

植物园种植和新植物移植工作，使欧洲人能够成指数地组织起全世界的人力和自然资源。欧洲人充分利用强制性或奴役性劳动的种植园体制，站在支配地位上组织和指导着两个半球之间的各种作物交换。欧洲各国政府之间为了建立自己的植物园垄断，或者打破对手垄断进行着激烈的竞争（哈丁，2002：65）。本章以班克斯的植物移植和动物引进活动为案例，具体探究这位博物学帝国的领导者是如何利用博物学网络开展工作，并推动大英帝国进行全球性殖民扩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