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保护与贸易自由的关系解析

本案中尽管争端双方达成了临时协议，着手建立科学的渔业计划和保护框架，但是此次争议仍凸显了贸易自由和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

环境保护的目标是保护和改善人类的生存环境，提高人类的生活质量；贸易自由的目标是消除贸易障碍，实现贸易的自由化和全球化，以保证充分就业，保证实际收入和有效需求的大幅稳定增长，提高生活水平。二者的目标实现上乃殊途同归。但毋庸置疑，环境保护与贸易自由目标的一致性也并不能消除实际操作中两者可能产生的冲突。

首先，这种冲突表现为某些国家在追求发展（贸易）时不注意保护环境，从而使贸易对环境产生负面影响。箭鱼产业最初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因美国的需求推动而迅速扩张，至1946年捕捞量就已超过2100吨。[12]经过30年左右衰落后，1985年后，该产业重新蓬勃，对新鲜冷藏鱼的需求增加，且因有关技术升级，形成了以出口为导向的渔业产业，为加工业创造了空间，并促使工业船队从1989年在专属经济区内针对箭鱼开始捕捞。在东南太平洋的公海上，日本、韩国和西班牙的远洋渔船一直在积极捕捞箭鱼。日本延绳的渔船没有直接针对箭鱼，但对金枪鱼大量捕捞。西班牙渔船于1990年抵达该地区，1991年智利船只开始冒险对超过200海里的箭鱼进行捕捞。[13]大型工业船只在公海和专属经济区的捕捞活动不仅导致传统手工渔业的崩溃，对沿海渔民生计产生不利影响，[14]而且因箭鱼的养护不当、过度捕捞对当地海洋环境生态造成了非常不利的影响。

其次，不合理的措施可能产生不可想象的后果。一方面，不合理的环境措施可能演变成新的非关税壁垒。[15]智利此次的第165条禁令在欧共体各方看来自然是极其不合理的，并歧视性地建立起了某种程度的壁垒。智利港口地理位置优越，基础设施发达，商业设施发达，是东南太平洋地区转运箭鱼最方便的港口。这项禁令使得它们必须向第三国的港口转运物资，将导致更多不便和额外费用产生，如前往其他第三国港口的额外运营成本及前往其他第三国港口时，箭鱼损失量可能会增加。[16]同时，智利与美国在“这一领域”有着“密切的商业关系”，“禁止将捕获物运至陆地，从而禁止使用邻近机场，从而阻止箭鱼生产商向美国市场出口……从而对生产者产生不利的贸易影响”。[17]另外，这似乎还影响到了未来的市场。欧共体在《公约》和东南太平洋国际合作方面的地位将削弱，从而产生“潜在的不利贸易影响”和“对该共同体的进一步发展施加不利影响”。[18]另一方面，不合理的贸易政策也可能引发环境危机。虽然因某些类型的补贴可能有助于渔业的可持续发展，如政府资助的减少捕捞计划、增加孵化场、获得技术支持，[19]但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渔业补贴对海洋环境造成了有害影响，[20]使天然海洋资源的开采变得不可持续。本案中，欧共体对诸如西班牙船队的经济性补贴大大刺激了这些船队开始从大西洋转移，来到东南太平洋尤其是临近智利的专属经济区和公海从事捕鱼活动，最终酿成箭鱼生物资源枯竭的危机。面对这一全球性问题，人们越来越多达成一个贸易共识，即消除这种破坏性极强的负面经济补贴。

再次，环境保护与贸易问题由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距和分歧以及贸易保护主义等因素的介入也变得复杂起来。欧共体和智利分别代表的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欧共体强调自由贸易，智利出于本国利益注意到环境问题的影响，这些发展中国家对环境保护问题关注开始逐渐提升。本案给发展中国家的启示是，发展中国家在采取环保措施时，必须全盘考虑并收集相关信息，避免给一些发达国家以变相限制国际贸易的口实。智利在这次纠纷开始阶段的被动局面就是一个深刻的教训。[21]

最后，世贸组织争端解决程序与多边环境的争端解决程序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也体现了环境保护与贸易自由二者的不协调。(www.xing528.com)

事实上，环境保护与贸易自由两者的本质关系应当是对立统一的。

第一，贸易自由与环境保护的根本目的是一致的。贸易自由和环境保护的基本目标都是通过自然资源的有效配置而不断改善人类的生活质量，两者之间具有互补性、兼容性和统一性。环境保护与贸易自由应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齐头并进的两部马车，或者说是载着我们奔向美好生活的马车的两个轮子。牺牲任何一方都不利于人类社会的发展，我们没有必要在环境保护和贸易自由之间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二者对人类的生存和有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都是缺一不可的。[22]

第二，良好的自然环境是贸易正常进行的基础，使国际贸易得以存在并获得必要的资源。

第三，贸易自由促进世界各国更加有效地提高经济效益，以缓解生存过程所导致的环境压力，即使用更少的自然资源取得相同的产出或者使用相同的自然资源获得更大的产出。正如《21世纪议程》指出的，环境和贸易政策应是相互支持的……环境的利害关系不应作为限制贸易的借口。[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