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贸易入侵与朝贡体系的崩溃

一个国家在世界市场的地位成为该国在国际体系中地位的决定性因素之一(154) 138。在鸦片战争前夕，非对称“世界体系”中两个中心国家的海外贸易活动呈现显著的差异。重商主义者托马斯·孟不但提出对外贸易是“财富的准则”，且进一步指出“远处的贸易对于本国是最有利的”(155) 4、15。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又为英国的海外扩张和推行所谓的“自由贸易”提供了理论依据。历经“光荣革命”和产业革命的英国由“商业上的霸权造成了工业上优势”(156) 864，最终于18世纪末出现强力机械装置，在世界经济史上划出了一个时代(157) 22，原先各个相互分离的区域性市场逐渐连接成全球市场，“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158) 88，这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趋势。在机器大工业这一代表生产力发展方向的生产体制诞生以来，对世界历史进程产生了至少两方面的深刻影响：一方面，生产实践活动的外延扩展突破了民族国家的疆界，越来越多的区域性生产实践活动被纳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世界性的生产体系之中，“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另一方面，世界历史内涵的变革，主要体现在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基础上的劳动方式的改变。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农本经济即使是发展到“康乾盛世”这一巅峰，依然无法容纳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与自给自足的农本经济相适应的朝贡贸易体系，在生产力突飞猛进和世界市场面前，自然无力阻挡打着“自由贸易”旗号的坚船利炮的冲击。作为世界历史的一个缩影，东亚朝贡贸易体系的解体无疑是劳动方式的变革的必然要求。

从制度变迁的角度审视，东亚的朝贡体系有其自然的渐进式变迁的逻辑和进程。长期以来，朝贡贸易体系一直是维系“中国世界秩序”的关键和连接东亚各国政治经济关系的纽带。滨下武志甚至提出，东亚沿海地区以朝贡体系为核心的“具有多样性却又整合得很好的经济商业圈”，“即使在欧洲国家殖民统治达到顶峰的时候，它们也不得不寻求与东亚这个传统朝贡贸易体系整合起来”(159) 13。随着朝贡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和清政府影响力与控制力的式微，这一体系的内生性发展机制遭到破坏，自身面临着变革的契机，鸦片贸易、鸦片战争则使得这一进程具有了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因素。正如彭慕兰所言，鸦片战争既非来自海外的中国现代性的起点，亦非一个内生的现代性遭受挫折的关键时刻(160) 序言6。

在明清之际海外通商基础上，18世纪清王朝海外贸易得到进一步发展，其主要原因在于欧洲市场对中国商品需求激增。总体上，清政府实行了“时开时禁，以禁为主”的海外贸易政策(161) ，但即使在禁海期间也没有完全断绝与外国的贸易往来。在整个18世纪，中国一直是世界上白银的“最终的归宿”。为扩大对中国商品的进口，西欧各国的东印度公司在18世纪前期继续向中国输入大量白银，尤其是清朝“弛海禁”后的一个时期中，到达粤海关的东印度公司船只所载货中，9/10是银货(162) 4。乾隆年间，关税收入已占清政府财政收入的1/10，特别是粤海关的税收，发展极快，自1783年以来，跃居户部税关之首。嘉庆年间，相当于全国财政收入的1/。同样地，自18世纪中叶始，英国东印度公司已逐渐将其在亚洲的贸易中心转向中国，英国对华贸易在整个中西贸易中占绝对优势地位，而中国在海外贸易中保持着顺差。与此同时，私人贸易在政府主导控制贸易的情境下发展很快，贸易规模大大超出了清王朝能够控制的范围。由此，朝贡贸易体系在外力的作用下实际上已开始逊位。

在制度建设方面，1685年清政府设立粤海关(163) ，专司管理进出口贸易和关税征缴。经过从官商到公行的演变，在清政府的严密控制下，广州十三行只是封建权贵资本的一个具有公办色彩的派出机构，规章制度建设滞后，组织体系较为松散。最为重要的因素在于，在农本经济高度发达、封建专制高度集中的清王朝，商人、商业资本或资本主义萌芽的因素在统治阶级中几无话语权，在海外贸易方面，封建权贵与商人、民众的利益非但不一致，且存在严重的限制、管制甚至是禁锢倾向。诚如彭慕兰所言，由于主要的亚洲帝国都不依赖商业税收，它们从来不需要给商业财产以安全保证，中国政府没有兴趣为其臣民的海外掠夺提供直接的军事和政治援助(164) 183、190。而西方商业资本的代表——东印度公司式的合股公司的创立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一步。作为商　　

在明清之际海外通商基础上，18世纪清王朝海外贸易得到进一步发展，其主要原因在于欧洲市场对中国商品需求激增。总体上，清政府实行了“时开时禁，以禁为主”的海外贸易政策(161) ，但即使在禁海期间也没有完全断绝与外国的贸易往来。在整个18世纪，中国一直是世界上白银的“最终的归宿”。为扩大对中国商品的进口，西欧各国的东印度公司在18世纪前期继续向中国输入大量白银，尤其是清朝“弛海禁”后的一个时期中，到达粤海关的东印度公司船只所载货中，9/10是银货(162) 4。乾隆年间，关税收入已占清政府财政收入的1/10，特别是粤海关的税收，发展极快，自1783年以来，跃居户部税关之首。嘉庆年间，相当于全国财政收入的1/。同样地，自18世纪中叶始，英国东印度公司已逐渐将其在亚洲的贸易中心转向中国，英国对华贸易在整个中西贸易中占绝对优势地位，而中国在海外贸易中保持着顺差。与此同时，私人贸易在政府主导控制贸易的情境下发展很快，贸易规模大大超出了清王朝能够控制的范围。由此，朝贡贸易体系在外力的作用下实际上已开始逊位。

业组织，它们比以前的各类实体都更有效(165) 89。东印度公司扩大和维护了欧洲国家的社会基础，为其国家（王室）与民众之间达成利益一致创造了条件。自18世纪60年代始，“东印度公司由一个商业势力变成了一个军事的和拥有领土的势力”(166) 162。在组织严密、实力雄厚的西方商业资本冲击下，迂腐的中国封建权贵资本根本无法抵挡。以鸦片战争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为标志，朝贡体系逐步解体。

西欧资本主义的起源、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与其在世界范围内的殖民相伴而生，这是以攫取财富为目的的资本的逻辑使然。在财富形态主要表现为物质财富的阶段，对物质财富的实际占有才被认为是实现对世界财富分配的控制，其中，武力征伐是最直接也是最有效的手段。这一过程中，不变的是殖民者对巨额财富的无限追求，不断变化的是殖民者的侵略方式与特性(167) 。朝贡体系的瓦解固然是由于体系自身内部的因素而导致的，但外来因素对体系的核心——清政权的冲击是导致其瓦解的重要因素。这种外来因素通常被解释为所谓“自由贸易”的冲击，但其实质却是殖民侵略，这一结论可以从中英贸易发展演变中得到印证。

在制度建设方面，1685年清政府设立粤海关(163) ，专司管理进出口贸易和关税征缴。经过从官商到公行的演变，在清政府的严密控制下，广州十三行只是封建权贵资本的一个具有公办色彩的派出机构，规章制度建设滞后，组织体系较为松散。最为重要的因素在于，在农本经济高度发达、封建专制高度集中的清王朝，商人、商业资本或资本主义萌芽的因素在统治阶级中几无话语权，在海外贸易方面，封建权贵与商人、民众的利益非但不一致，且存在严重的限制、管制甚至是禁锢倾向。诚如彭慕兰所言，由于主要的亚洲帝国都不依赖商业税收，它们从来不需要给商业财产以安全保证，中国政府没有兴趣为其臣民的海外掠夺提供直接的军事和政治援助(164) 183、190。而西方商业资本的代表——东印度公司式的合股公司的创立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一步。作为商　　

业组织，它们比以前的各类实体都更有效(165) 89。东印度公司扩大和维护了欧洲国家的社会基础，为其国家（王室）与民众之间达成利益一致创造了条件。自18世纪60年代始，“东印度公司由一个商业势力变成了一个军事的和拥有领土的势力”(166) 162。在组织严密、实力雄厚的西方商业资本冲击下，迂腐的中国封建权贵资本根本无法抵挡。以鸦片战争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为标志，朝贡体系逐步解体。

西欧资本主义的起源、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与其在世界范围内的殖民相伴而生，这是以攫取财富为目的的资本的逻辑使然。在财富形态主要表现为物质财富的阶段，对物质财富的实际占有才被认为是实现对世界财富分配的控制，其中，武力征伐是最直接也是最有效的手段。这一过程中，不变的是殖民者对巨额财富的无限追求，不断变化的是殖民者的侵略方式与特性(167) 。朝贡体系的瓦解固然是由于体系自身内部的因素而导致的，但外来因素对体系的核心——清政权的冲击是导致其瓦解的重要因素。这种外来因素通常被解释为所谓“自由贸易”的冲击，但其实质却是殖民侵略，这一结论可以从中英贸易发展演变中得到印证。

16世纪末期，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资本主义有了较大的发展，殖民思潮盛行。1580年，英国海盗弗朗西斯·德雷克（Francis Drake）继麦哲伦之后第二次完成了环绕地球的航行，成功回到英国，这进一步坚定了英国向东方殖民的决心。1583年、1596年，英国女王两次致信中国皇帝，试图打开中英贸易之门，但由于船难及其他原因均未能到达中国皇帝手中。尽管如此，英国的足迹却曾多次出现在东方。为了推行对东方的殖民，1600年东印度公司成立，该公司一成立便不遗余力试图同中国通商，并在南洋、日本等地与中国商人间接贸易，这种贸易通常是以掠夺和抢劫为方式的海盗式贸易，从中获取丰厚利润，进而更加刺激着英国人殖民中国的贪欲。正如马克思所言：“殖民制度大大地促进了贸易和航运的发展。‘垄断公司’是资本积聚的强有力的手段。”(168) 86417世纪30年代，荷兰和英国取代葡萄牙和西班牙在东亚的霸权地位，前者控制了印度尼西亚并侵占台湾，而英国正努力实现殖民中国的梦想。终于，英国人的梦想以一种极不文明甚至得不偿失的方式“实现了”。1637年，以威廉·科腾为首的商人以枪炮和贿赂的方式试图与中国通商，但最终“没有卖出一件英国货，只是抛出了八万枚‘西班牙’银元”(169) 83。1637年英国商船第一次进入中国时便同中国地方当局发生冲突，有论者指出：“英国与中国的第一次接触便刀枪相见，这在某种程度上表明他们的早期殖民化活动比西班牙、葡萄牙更凶残，更野蛮，更富有侵略性。

16世纪末期，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资本主义有了较大的发展，殖民思潮盛行。1580年，英国海盗弗朗西斯·德雷克（Francis Drake）继麦哲伦之后第二次完成了环绕地球的航行，成功回到英国，这进一步坚定了英国向东方殖民的决心。1583年、1596年，英国女王两次致信中国皇帝，试图打开中英贸易之门，但由于船难及其他原因均未能到达中国皇帝手中。尽管如此，英国的足迹却曾多次出现在东方。为了推行对东方的殖民，1600年东印度公司成立，该公司一成立便不遗余力试图同中国通商，并在南洋、日本等地与中国商人间接贸易，这种贸易通常是以掠夺和抢劫为方式的海盗式贸易，从中获取丰厚利润，进而更加刺激着英国人殖民中国的贪欲。正如马克思所言：“殖民制度大大地促进了贸易和航运的发展。‘垄断公司’是资本积聚的强有力的手段。”(168) 86417世纪30年代，荷兰和英国取代葡萄牙和西班牙在东亚的霸权地位，前者控制了印度尼西亚并侵占台湾，而英国正努力实现殖民中国的梦想。终于，英国人的梦想以一种极不文明甚至得不偿失的方式“实现了”。1637年，以威廉·科腾为首的商人以枪炮和贿赂的方式试图与中国通商，但最终“没有卖出一件英国货，只是抛出了八万枚‘西班牙’银元”(169) 83。1637年英国商船第一次进入中国时便同中国地方当局发生冲突，有论者指出：“英国与中国的第一次接触便刀枪相见，这在某种程度上表明他们的早期殖民化活动比西班牙、葡萄牙更凶残，更野蛮，更富有侵略性。

随着清政权的建立以及收复台湾之后开放海禁，英国来华贸易逐渐增多，其中以厦门居多，浙江、福建次之，但总量仍较少，货物以呢绒、丝绸及白糖等为主。1715年，东印度公司在广州正式设立商馆，作为对华贸易据点，标志着中英贸易进入新的时期。此后，东印度公司来华商船逐年增多，在与中国通商的世界各国中占据优势，主要进口中国的茶叶、丝绸、棉布和瓷器等，其中茶叶的进口量逐年增长（参见表4.3）。1664年，输入英国的茶叶仅2磅2盎司，而随着海禁的松动，到一个世纪后，即1760年~1764年，输入英国的茶叶平均每年增至5608527磅，1800年~1804年，年均增至29469530磅，1830年~1833年，年均增至31437547磅。贸易规模的扩大使得英国不满足于广州一口通商。正当英商在浙江定海、宁波开辟通商新路径尝到甜头时，乾隆帝却于1757年下令对外贸易限制广州一口。该限令的直接诱因是英商船在浙江进行贸易时携带大量武器，为维护帝国安全防范外人故采取限令无可厚非。对英国来说，限令无异于当头一棒。但英商并不甘心，决心继续北上，直至1759年洪任辉事件(170) 发生。洪任辉事件发生后，清廷更加强烈感受到外夷侵扰之困，最终颁布了清朝政府第一个管制外商的正式章程——《防范外夷规条》（又称《防夷五事》）。

表4.3　茶叶在英属东印度公司输出的中国商品中所占比例（1760年~1799年）

随着清政权的建立以及收复台湾之后开放海禁，英国来华贸易逐渐增多，其中以厦门居多，浙江、福建次之，但总量仍较少，货物以呢绒、丝绸及白糖等为主。1715年，东印度公司在广州正式设立商馆，作为对华贸易据点，标志着中英贸易进入新的时期。此后，东印度公司来华商船逐年增多，在与中国通商的世界各国中占据优势，主要进口中国的茶叶、丝绸、棉布和瓷器等，其中茶叶的进口量逐年增长（参见表4.3）。1664年，输入英国的茶叶仅2磅2盎司，而随着海禁的松动，到一个世纪后，即1760年~1764年，输入英国的茶叶平均每年增至5608527磅，1800年~1804年，年均增至29469530磅，1830年~1833年，年均增至31437547磅。贸易规模的扩大使得英国不满足于广州一口通商。正当英商在浙江定海、宁波开辟通商新路径尝到甜头时，乾隆帝却于1757年下令对外贸易限制广州一口。该限令的直接诱因是英商船在浙江进行贸易时携带大量武器，为维护帝国安全防范外人故采取限令无可厚非。对英国来说，限令无异于当头一棒。但英商并不甘心，决心继续北上，直至1759年洪任辉事件(170) 发生。洪任辉事件发生后，清廷更加强烈感受到外夷侵扰之困，最终颁布了清朝政府第一个管制外商的正式章程——《防范外夷规条》（又称《防夷五事》）。

表4.3　茶叶在英属东印度公司输出的中国商品中所占比例（1760年~1799年）

资料来源：严中平等.中国近代史统计资料选辑［C］. 北京：科学出版社，1995，第14页。

资料来源：严中平等.中国近代史统计资料选辑［C］. 北京：科学出版社，1995，第14页。

然而，正如马克思援引《评论家季刊》说的那样：“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如果动乱和纷争能带来利润，它就会鼓励动乱和纷争。走私和贩卖奴隶就是证明。（托·约·邓宁《工联和罢工》1860年伦敦版第35、36页）”(171) 266此时英国对华贸易虽然以逆差为主，但潜在的利润足以让英商“活跃起来”，随时准备“铤而走险”。实际上，如前已述，纵观18世纪，中英贸易的总额是不断增长的，从18世纪初至末叶，贸易总额增长了20倍左右。英国的对华贸易额占据中国对西方国家海上贸易总值的80%左右 (172) 。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为什么是英国如此急切地想要开拓英中贸易。也正因潜在的巨额利润，英国政府接受了东印度公司的请求，决心派使臣访华，试图和清政府直接交涉以获取贸易特权。

自1757年乾隆帝限定广州一口通商后，英国商人北上开辟新口岸的企图被遏制，随后清政府采取措施强化对广州贸易的控制。而随着英国工业革命的发展和中英贸易的扩大，英国东印度公司迫切需要打破粤海关行商体制的束缚，扩大对华贸易。

然而，正如马克思援引《评论家季刊》说的那样：“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如果动乱和纷争能带来利润，它就会鼓励动乱和纷争。走私和贩卖奴隶就是证明。（托·约·邓宁《工联和罢工》1860年伦敦版第35、36页）”(171) 266此时英国对华贸易虽然以逆差为主，但潜在的利润足以让英商“活跃起来”，随时准备“铤而走险”。实际上，如前已述，纵观18世纪，中英贸易的总额是不断增长的，从18世纪初至末叶，贸易总额增长了20倍左右。英国的对华贸易额占据中国对西方国家海上贸易总值的80%左右 (172) 。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为什么是英国如此急切地想要开拓英中贸易。也正因潜在的巨额利润，英国政府接受了东印度公司的请求，决心派使臣访华，试图和清政府直接交涉以获取贸易特权。

自1757年乾隆帝限定广州一口通商后，英国商人北上开辟新口岸的企图被遏制，随后清政府采取措施强化对广州贸易的控制。而随着英国工业革命的发展和中英贸易的扩大，英国东印度公司迫切需要打破粤海关行商体制的束缚，扩大对华贸易。

1787年，英王曾任命加茨喀特为大使，试图来华通过外交途径扩展商贸，但因加茨喀特来华途中去世而中断。1792年，英王再次任命马戛尔尼为使臣，试图完成前次未能完成的任务。为此，英海军部特派装备64门炮的皇家船“狮子号”护送特使，使团的一切费用由东印度公司支付。马戛尔尼使团的使命从其对清政府提出的六项要求中反映出来，主要目的是增设通商港口，争取英商居住权以及税费优惠等(173) 。不难发现，这六项要求即使在今天看来都不尽合理，更何况在乾隆治下之清朝。英王在致乾隆国书中指出，“本国早有心要差人来……并不是要想添自己的国土……也不是为贪图买卖便宜；但为着要见识普天下各地方有多少处……彼此通融……如今闻得各处惟有中国大皇帝管的地方，一切风俗礼法比别处更高，至精至妙，实在是头一处，各处也都赞美心服的，故此越发念着来向化输诚”，明确表达了向化输诚的诚意。紧接着，却提出“故此求与中国永远平安和好，必得派一我国的人带我的权柄住在中国地方，以便弹压我们来的人，有不是，罚他们，有委屈，亦可护他们。这样办法，可保诸事平安”(174) 252，委婉地表达了治外法权的要求(175) 。英王的国书与马戛尔尼的要求的前后矛盾激怒了乾隆帝(176) 。为此，乾隆在致英王的敕谕中将马戛尔尼的六点要求一一驳回(177) 。尽管如此，马戛尔尼使团一行还是受到了高规格的礼遇，即使在觐见行礼冲突上，其实让步的还是清政府(178) ，固执的一方反倒是英国。

马戛尔尼使团虽然没有完成使命，但却收集了大量情报，揭开了他们眼中富饶而美丽的东方大国的神秘面纱。在英国人看来，“英国人的进取精神，在地球上其他的地区都兴旺地向前推进；在中国却被压制住了”(179) 42。事实上，“进取”二字替换为“殖民”再贴切不过。当英国人的“进取心”被压制住以后，资本增长的野心却无法压制。正如马克思所言：“商业吞并了工业，因而变得无所不能，变成了人类的纽带；个人的或国家的一切交往，都被溶化在商业交往中，这就等于说，财产、物升格为世界的统治者。”(180) 35英中交往被溶化在殖民贸易的商业交往中后，利润就上升为了一切交往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升格为统治者。对商业利润最大化的追求使得资本家欲壑难填，并且，利润越大，对利润的欲望就越大。当东印度公司逐渐尝到向中国输出鸦片的甜头之后，就如同自身吸食了鸦片一样无法自拔。早在18世纪30年代，东印度公司已经开始对华进行鸦片贸易，但因为顾及清政府的禁烟令以及担心鸦片走私会危及正常的茶叶贸易，故此时的鸦片贸易主要由散商或船员私带，并非公司行为，实际上，东印度公司对鸦片走私持有谨慎、暧昧的态度。1773年，东印度公司取得“鸦片专卖权”。1781年，东印度公司的鸦片库存积压，发生了严重的经济困难，“在孟加拉的华生中小写信给印度总督哈斯丁斯，建议将孟加拉鸦片直接运到中国去销售，且由东印度公司垄断对中国的销售”(181) 105，在丰厚利润的吸引下，东印度公司最终采纳了华生的建议，专运了一船鸦片运销中国，“这一措施，及时地解决了该公司的金融困难”(182) 131，更加鼓励着东印度公司“铤而走险”、“践踏一切人间法律”将这项打着文明的旗号而进行的肮脏交易继续下去。

1787年，英王曾任命加茨喀特为大使，试图来华通过外交途径扩展商贸，但因加茨喀特来华途中去世而中断。1792年，英王再次任命马戛尔尼为使臣，试图完成前次未能完成的任务。为此，英海军部特派装备64门炮的皇家船“狮子号”护送特使，使团的一切费用由东印度公司支付。马戛尔尼使团的使命从其对清政府提出的六项要求中反映出来，主要目的是增设通商港口，争取英商居住权以及税费优惠等(173) 。不难发现，这六项要求即使在今天看来都不尽合理，更何况在乾隆治下之清朝。英王在致乾隆国书中指出，“本国早有心要差人来……并不是要想添自己的国土……也不是为贪图买卖便宜；但为着要见识普天下各地方有多少处……彼此通融……如今闻得各处惟有中国大皇帝管的地方，一切风俗礼法比别处更高，至精至妙，实在是头一处，各处也都赞美心服的，故此越发念着来向化输诚”，明确表达了向化输诚的诚意。紧接着，却提出“故此求与中国永远平安和好，必得派一我国的人带我的权柄住在中国地方，以便弹压我们来的人，有不是，罚他们，有委屈，亦可护他们。这样办法，可保诸事平安”(174) 252，委婉地表达了治外法权的要求(175) 。英王的国书与马戛尔尼的要求的前后矛盾激怒了乾隆帝(176) 。为此，乾隆在致英王的敕谕中将马戛尔尼的六点要求一一驳回(177) 。尽管如此，马戛尔尼使团一行还是受到了高规格的礼遇，即使在觐见行礼冲突上，其实让步的还是清政府(178) ，固执的一方反倒是英国。

马戛尔尼使团虽然没有完成使命，但却收集了大量情报，揭开了他们眼中富饶而美丽的东方大国的神秘面纱。在英国人看来，“英国人的进取精神，在地球上其他的地区都兴旺地向前推进；在中国却被压制住了”(179) 42。事实上，“进取”二字替换为“殖民”再贴切不过。当英国人的“进取心”被压制住以后，资本增长的野心却无法压制。正如马克思所言：“商业吞并了工业，因而变得无所不能，变成了人类的纽带；个人的或国家的一切交往，都被溶化在商业交往中，这就等于说，财产、物升格为世界的统治者。”(180) 35英中交往被溶化在殖民贸易的商业交往中后，利润就上升为了一切交往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升格为统治者。对商业利润最大化的追求使得资本家欲壑难填，并且，利润越大，对利润的欲望就越大。当东印度公司逐渐尝到向中国输出鸦片的甜头之后，就如同自身吸食了鸦片一样无法自拔。早在18世纪30年代，东印度公司已经开始对华进行鸦片贸易，但因为顾及清政府的禁烟令以及担心鸦片走私会危及正常的茶叶贸易，故此时的鸦片贸易主要由散商或船员私带，并非公司行为，实际上，东印度公司对鸦片走私持有谨慎、暧昧的态度。1773年，东印度公司取得“鸦片专卖权”。1781年，东印度公司的鸦片库存积压，发生了严重的经济困难，“在孟加拉的华生中小写信给印度总督哈斯丁斯，建议将孟加拉鸦片直接运到中国去销售，且由东印度公司垄断对中国的销售”(181) 105，在丰厚利润的吸引下，东印度公司最终采纳了华生的建议，专运了一船鸦片运销中国，“这一措施，及时地解决了该公司的金融困难”(182) 131，更加鼓励着东印度公司“铤而走险”、“践踏一切人间法律”将这项打着文明的旗号而进行的肮脏交易继续下去。

鸦片战争前，英国本土的出产物几乎没有一样是受中国民众欢迎的。英国出口到中国的主打商品是毛纺织品，但既不便宜又不精美，在有统计的1775年~1799年，一直处于净亏损状态：1775年~1779年净亏23788银两，1780年~1784年净亏22456银两，1785年~1789年、1790年~1794年、1795年~1799年分别净亏损26284银两、106187银两、191552银两，1775年~1799年毛纺织品累计净亏损370267银两(183) 。由于英国对茶叶需求的刚性增长，且茶叶经营是英国东印度公司较为可观的利润来源，因而一直苦苦寻找合适的货品来平衡收支问题。从对1765年~1833年的东印度公司采购中国货物的支付手段的统计中可以发现，运入中国的白银量出现三次大幅度的锐减直至趋零。1765年~1769年运入白银1066596两，至1780年~1784年骤降至1728两，1785年~1789年运入1478240两，至1805年~1809年为零，1815年~1819年运入731158两，至1825年~1829年为零，而其间在广州卖汇票所获白银超200万两，产生这一反差的奥秘就在于东印度公司的鸦片“生意”。

表4.4　输往中国的印度鸦片数量（1795年~1840年）单位：箱

鸦片战争前，英国本土的出产物几乎没有一样是受中国民众欢迎的。英国出口到中国的主打商品是毛纺织品，但既不便宜又不精美，在有统计的1775年~1799年，一直处于净亏损状态：1775年~1779年净亏23788银两，1780年~1784年净亏22456银两，1785年~1789年、1790年~1794年、1795年~1799年分别净亏损26284银两、106187银两、191552银两，1775年~1799年毛纺织品累计净亏损370267银两(183) 。由于英国对茶叶需求的刚性增长，且茶叶经营是英国东印度公司较为可观的利润来源，因而一直苦苦寻找合适的货品来平衡收支问题。从对1765年~1833年的东印度公司采购中国货物的支付手段的统计中可以发现，运入中国的白银量出现三次大幅度的锐减直至趋零。1765年~1769年运入白银1066596两，至1780年~1784年骤降至1728两，1785年~1789年运入1478240两，至1805年~1809年为零，1815年~1819年运入731158两，至1825年~1829年为零，而其间在广州卖汇票所获白银超200万两，产生这一反差的奥秘就在于东印度公司的鸦片“生意”。

表4.4　输往中国的印度鸦片数量（1795年~1840年）单位：箱

资料来源：中外关系史学会.中外关系史译丛：第2辑［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第194页。

资料来源：中外关系史学会.中外关系史译丛：第2辑［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第194页。(www.xing528.com)

西方认为，东印度公司对华鸦片贸易纯粹是为了平衡英国对华贸易而采取的权宜之计，但值得注意的是，18世纪末，英中贸易并非总是逆差（参见表4.5），并且在1800年~1806年的中英贸易中，英国顺差高达4233369银两。

表4.5　英中贸易差额（1792年~1795年）单位：英镑

西方认为，东印度公司对华鸦片贸易纯粹是为了平衡英国对华贸易而采取的权宜之计，但值得注意的是，18世纪末，英中贸易并非总是逆差（参见表4.5），并且在1800年~1806年的中英贸易中，英国顺差高达4233369银两。

表4.5　英中贸易差额（1792年~1795年）单位：英镑

资料来源：中外关系史学会.中外关系史译丛：第2辑［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第195页。

也就是说，“如果鸦片在平衡英国对华贸易中只起这么一点有限作用的话，那么在十八世纪就不会有那么多箱鸦片用于贸易，而在十九世纪就会完全放弃鸦片贸易”(184) 196。所以，单纯从贸易顺（逆）差角度解释英国对华鸦片贸易的兴起，是不足以深刻认识殖民者对财富的饥渴以及为了获取利润而不惜采取任何手段的本性。事实上，鸦片贸易的收入如此便利快捷，急剧刺激着殖民者的神经，以至于合法的贸易在鸦片贸易面前是如此不值一提，就算是非法贸易危及合法贸易，也戒除不了贩卖鸦片的“瘾”，因为“贸易既增长起来，它就会为自己开辟新的门径，寻求新的便利，这是一种自然的期望”(185) ，任何阻碍或者危害鸦片贸易的不利条件，都会在利润的刺激下得到克服，哪怕诉诸武力。任何经济特权的获得，都是以政治特权为前提的，这一点哪怕归为殖民者的发明也不为过，因为殖民的过程本身就是通过血与火的征服获取政治特权，最终指向经济利益。

资料来源：中外关系史学会.中外关系史译丛：第2辑［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第195页。

也就是说，“如果鸦片在平衡英国对华贸易中只起这么一点有限作用的话，那么在十八世纪就不会有那么多箱鸦片用于贸易，而在十九世纪就会完全放弃鸦片贸易”(184) 196。所以，单纯从贸易顺（逆）差角度解释英国对华鸦片贸易的兴起，是不足以深刻认识殖民者对财富的饥渴以及为了获取利润而不惜采取任何手段的本性。事实上，鸦片贸易的收入如此便利快捷，急剧刺激着殖民者的神经，以至于合法的贸易在鸦片贸易面前是如此不值一提，就算是非法贸易危及合法贸易，也戒除不了贩卖鸦片的“瘾”，因为“贸易既增长起来，它就会为自己开辟新的门径，寻求新的便利，这是一种自然的期望”(185) ，任何阻碍或者危害鸦片贸易的不利条件，都会在利润的刺激下得到克服，哪怕诉诸武力。任何经济特权的获得，都是以政治特权为前提的，这一点哪怕归为殖民者的发明也不为过，因为殖民的过程本身就是通过血与火的征服获取政治特权，最终指向经济利益。

从“国书”到“鸦片”的转变，清楚地反映了利润至上原则的不变。“文明的”殖民者不无虚伪地指出：“我们不希望以非法的贸易来增加我们的真正的商业利益。这样的贸易，只能在比较有限的范围内进行。最迫切的需要是和中国缔结一个正式的、体现互利原则的条约，来建立和巩固我们和中国的通商关系。言下之意，正因为缔结条约的努力常常流于失败，迫于无奈才从事了鸦片贸易。至此，殖民者的心态昭然若揭。紧接着殖民者又声称：“如果我们要和中国订立一个条约，这个条约必须是在刺刀尖下，依照我们的命令写下来，并要在大炮的瞄准下，才发生效力的。然而，要订立条约，前提条件就是清政府“承认大不列颠是个独立自主的国家”，而不是与“高丽、暹罗等国列在同等地位的……中国的封臣和诸侯中的一员看待”，否则“终是枉费心机”(186) 49。

从“国书”到“鸦片”的转变，清楚地反映了利润至上原则的不变。“文明的”殖民者不无虚伪地指出：“我们不希望以非法的贸易来增加我们的真正的商业利益。这样的贸易，只能在比较有限的范围内进行。最迫切的需要是和中国缔结一个正式的、体现互利原则的条约，来建立和巩固我们和中国的通商关系。言下之意，正因为缔结条约的努力常常流于失败，迫于无奈才从事了鸦片贸易。至此，殖民者的心态昭然若揭。紧接着殖民者又声称：“如果我们要和中国订立一个条约，这个条约必须是在刺刀尖下，依照我们的命令写下来，并要在大炮的瞄准下，才发生效力的。然而，要订立条约，前提条件就是清政府“承认大不列颠是个独立自主的国家”，而不是与“高丽、暹罗等国列在同等地位的……中国的封臣和诸侯中的一员看待”，否则“终是枉费心机”(186) 49。

要以“条约”取代“朝贡”，这是殖民者推进国际政治变革进程的关键一环。“国际政治变革的进程最终反映的是个人或群体为谋取更多的利益而改变各种制度或体系的努力”(187) 16，而一旦“渴望得到的利益大于所需付出的成本，一个国家将力图变革这种国际体系。对欧洲而言，经过三十年战争，历时5年谈判，最终于1648年在欧洲诞生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它开创了以国际会议形式解决国际争端和结束国际战争的先例，并由此产生了世界历史上第一个正式意义上的国际关系体系——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但这一体系同样也是欧洲列强扩张争霸以及对外殖民侵略的体系(188) 。而在东方，中国在文化上、经济上、军事上拥有对东亚的绝对影响力，以中华帝国为核心的朝贡体系绵延数千年，到明清时代，这一体系达到其顶峰状态，同时也正值英国的崛起和欧洲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兴起。原本两个无甚干涉的体系和两个国家，由于资本积累和扩张的需求、航海技术的进步以及由军事技术的革新而导致军事力量的壮大，发生了“碰撞”，这种碰撞绝不是费正清、亨廷顿等人所认为的是“文化冲突、文明冲突的结果”(189) 34，而是赤裸裸的经济掠夺和军事侵略。

要以“条约”取代“朝贡”，这是殖民者推进国际政治变革进程的关键一环。“国际政治变革的进程最终反映的是个人或群体为谋取更多的利益而改变各种制度或体系的努力”(187) 16，而一旦“渴望得到的利益大于所需付出的成本，一个国家将力图变革这种国际体系。对欧洲而言，经过三十年战争，历时5年谈判，最终于1648年在欧洲诞生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它开创了以国际会议形式解决国际争端和结束国际战争的先例，并由此产生了世界历史上第一个正式意义上的国际关系体系——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但这一体系同样也是欧洲列强扩张争霸以及对外殖民侵略的体系(188) 。而在东方，中国在文化上、经济上、军事上拥有对东亚的绝对影响力，以中华帝国为核心的朝贡体系绵延数千年，到明清时代，这一体系达到其顶峰状态，同时也正值英国的崛起和欧洲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兴起。原本两个无甚干涉的体系和两个国家，由于资本积累和扩张的需求、航海技术的进步以及由军事技术的革新而导致军事力量的壮大，发生了“碰撞”，这种碰撞绝不是费正清、亨廷顿等人所认为的是“文化冲突、文明冲突的结果”(189) 34，而是赤裸裸的经济掠夺和军事侵略。

吉尔平指出，影响体系变革的环境因素主要有三：一是交通与通讯，二是军事技能与技术，三是经济因素(190) 61。尽管经济因素被列为第三个因素，但吉尔平并不否定它的决定性作用：“如同马克思主义者强调的那样，生产资料以及生产资料中的变革是政治行为极为重要的决定因素”，“经济动机和经济因素在国际关系中起着重要作用而且常常起决定性作用的观点几乎是没什么争议的。如果说，这一阶段英国还是以调适为主，那么当调适的努力以及为此开辟出“新的门径”——鸦片贸易——遭到阻碍的时候，为了获取绝对控制权而诉诸武力就显得顺理成章了。“这样一来，假想中对外贸易从中国当局方面遇到的人为障碍，事实上便构成了商界人士眼中能为对天朝帝国施加的一切暴行辩护的极好接口。” (191) 而到了19世纪，由于欧洲航海和运输技术的发展、军事技术的进步，海外殖民地统治的消耗相对于一本万利的鸦片贸易也是有限的。

吉尔平指出，影响体系变革的环境因素主要有三：一是交通与通讯，二是军事技能与技术，三是经济因素(190) 61。尽管经济因素被列为第三个因素，但吉尔平并不否定它的决定性作用：“如同马克思主义者强调的那样，生产资料以及生产资料中的变革是政治行为极为重要的决定因素”，“经济动机和经济因素在国际关系中起着重要作用而且常常起决定性作用的观点几乎是没什么争议的。如果说，这一阶段英国还是以调适为主，那么当调适的努力以及为此开辟出“新的门径”——鸦片贸易——遭到阻碍的时候，为了获取绝对控制权而诉诸武力就显得顺理成章了。“这样一来，假想中对外贸易从中国当局方面遇到的人为障碍，事实上便构成了商界人士眼中能为对天朝帝国施加的一切暴行辩护的极好接口。” (191) 而到了19世纪，由于欧洲航海和运输技术的发展、军事技术的进步，海外殖民地统治的消耗相对于一本万利的鸦片贸易也是有限的。

如前所述，英国通过战争签订条约获得种种政治特权，进而获取利润的经济因素是决定性的，然而这并不能完全解释为什么鸦片战争发生在1840年，而不是在18世纪或者更早。吉尔平在分析影响国际体系的稳定性时，引入了一对重要的概念——“威望—实力”。他解释道：“威望就是实力的声望，尤其是军事实力的声望”，两者的微妙关系在于，一旦威望得到承认，通常在不使用实力的情况下就能实现既定的目标，威望犹如“国际关系中的日常货币”。关于威望在国际体系中的作用，他援引拉尔夫·霍特里的阐述，“当一个国家认为它在外交中的威望与其实力有差距时，它将为此而战” (192) 。18世纪末，当英国试图通过使臣甚至不惜降低身份以贡使的身份来华试图开辟贸易时，国内的及其所处的欧洲客观环境并不允许英国在海外发动战争，何况对手是中华帝国。在国内，尽管英法七年战争（1756年~1763）结束后，英国成为最大的赢家，然而还是困难重重，商业上，由于国内的工资与价格上涨，使得其产品与法国、荷兰相比毫无优势。然而，这也迫使英国将它的贸易“推进到外部边缘地带”，“从低成本的国家寻求原料供应” (193) ，到18世纪80年代，英国在七年战争中积聚的优势地位逐步增强，到19世纪初，在与法国、美国的战争获胜之后，英国最终确立在世界体系中的霸权地位，并成为欧洲的金融中心。因此，到1793年马戛尔尼使团来华受挫后，英国人并没有立即诉诸战争，尽管其威望受到了挑衅，但在对中华帝国的真实实力掌握得不甚清晰之前，威望与实力的巨大差距还没有如此强烈地刺激到英国人的神经。而到了律劳卑事件之后，傲慢的英国人再也无法容忍清廷的傲慢了。1834年，中英之间围绕律劳卑来华而发生的种种冲突，表面上是礼仪之争，背后却是威望与实力之争。此时的英国已经不是马戛尔尼来华时的英国了。

国与国之间较大规模的战争不是毫无征兆突然爆发的，在此之前一定有一场或几场试探性的冲突，强者摸清了对方的实力与战和意愿，弱者如不能警觉，就会面临战败的危险。1834年的虎门之战，不管是否英方的有意而为，通过这一冲突，英方确实摸清了中方的实力与底线。一位英国人在1836年8月的《中国文库》（Chinese Repository）上发表的文章中毫不避讳地称：“今天，作为评价各社会的文明与进步的标准，最正确的大概是每个社会在‘杀人的技术’已达到的精湛程度、互相毁灭的武器的完善程度及其种类多少和运用它的技巧的熟练程度如何。”(194) 65显然，连年征战不仅让英国获取了丰厚的殖民地，也让英国“杀人的技术”不断完善和熟练。而清王朝定鼎中原以后，由于担心各式武器流入民间尤其是反清势力中，一方面将正规军队分散驻守，另一方面压制并垄断优势军事技术，同时不忘强调骑射为本，漠视技术革新。真正对战争造成影响的（例如是否发动战争、何时发动战争、何时结束战争以及战后谈判等）往往并非一国真正的军事实力，而通常表现为军事威慑力，通俗地说就是一国的军事实力给对方造成的观感。毫无疑问，在虎门的冲突中暴露出的清军的战斗力已经让英方胸有成竹了。关于清朝的军事力量，著述颇多，在此不一一赘述(195) 。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虎门之战之后清朝的军事力量在即将面对的敌人心目中地位如何。在英国人看来，如果以“杀人的技术”来评价各社会的文明与进步的标准得到认可的话，那么“中国将被看作处于文明最低的境地”，“现在我们所看到的他们那些东西，还只是处于十三世纪”(196) 66。紧接着，该作者从炮台、军制、兵员、武器、民情等方面详细而生动地进行了阐释：

当英王陛下的战舰安德罗马奇号和伊莫金号驶进虎门时，中国大炮的子弹虽然是向着一个近的、有时只有一条缆那么远的距离施放，却没有几颗具有足够的动力能穿过两边的舷樯，许多或从船的外部腰板无声地滑了过去，或射到半途就跌落水里，有些还几乎一离炮口就摔下来。曾有人说，中国政府不为要塞炮台及部队制造火药，而让军官或兵士去制造，其费用则由他们的饷钱扣除。这无论是真是假，中国火药劣得可怜，这个事实是无可争辩的。……仅仅一个奇袭就能于十分钟内把这些炮台中的任何一个夺取过来；即使在水道未被巡洋舰冲进以前，五十个人的武装队伍就可以在各炮台走进走出，不受到任何反抗(197) 67、70。

如前所述，英国通过战争签订条约获得种种政治特权，进而获取利润的经济因素是决定性的，然而这并不能完全解释为什么鸦片战争发生在1840年，而不是在18世纪或者更早。吉尔平在分析影响国际体系的稳定性时，引入了一对重要的概念——“威望—实力”。他解释道：“威望就是实力的声望，尤其是军事实力的声望”，两者的微妙关系在于，一旦威望得到承认，通常在不使用实力的情况下就能实现既定的目标，威望犹如“国际关系中的日常货币”。关于威望在国际体系中的作用，他援引拉尔夫·霍特里的阐述，“当一个国家认为它在外交中的威望与其实力有差距时，它将为此而战” (192) 。18世纪末，当英国试图通过使臣甚至不惜降低身份以贡使的身份来华试图开辟贸易时，国内的及其所处的欧洲客观环境并不允许英国在海外发动战争，何况对手是中华帝国。在国内，尽管英法七年战争（1756年~1763）结束后，英国成为最大的赢家，然而还是困难重重，商业上，由于国内的工资与价格上涨，使得其产品与法国、荷兰相比毫无优势。然而，这也迫使英国将它的贸易“推进到外部边缘地带”，“从低成本的国家寻求原料供应” (193) ，到18世纪80年代，英国在七年战争中积聚的优势地位逐步增强，到19世纪初，在与法国、美国的战争获胜之后，英国最终确立在世界体系中的霸权地位，并成为欧洲的金融中心。因此，到1793年马戛尔尼使团来华受挫后，英国人并没有立即诉诸战争，尽管其威望受到了挑衅，但在对中华帝国的真实实力掌握得不甚清晰之前，威望与实力的巨大差距还没有如此强烈地刺激到英国人的神经。而到了律劳卑事件之后，傲慢的英国人再也无法容忍清廷的傲慢了。1834年，中英之间围绕律劳卑来华而发生的种种冲突，表面上是礼仪之争，背后却是威望与实力之争。此时的英国已经不是马戛尔尼来华时的英国了。

国与国之间较大规模的战争不是毫无征兆突然爆发的，在此之前一定有一场或几场试探性的冲突，强者摸清了对方的实力与战和意愿，弱者如不能警觉，就会面临战败的危险。1834年的虎门之战，不管是否英方的有意而为，通过这一冲突，英方确实摸清了中方的实力与底线。一位英国人在1836年8月的《中国文库》（Chinese Repository）上发表的文章中毫不避讳地称：“今天，作为评价各社会的文明与进步的标准，最正确的大概是每个社会在‘杀人的技术’已达到的精湛程度、互相毁灭的武器的完善程度及其种类多少和运用它的技巧的熟练程度如何。”(194) 65显然，连年征战不仅让英国获取了丰厚的殖民地，也让英国“杀人的技术”不断完善和熟练。而清王朝定鼎中原以后，由于担心各式武器流入民间尤其是反清势力中，一方面将正规军队分散驻守，另一方面压制并垄断优势军事技术，同时不忘强调骑射为本，漠视技术革新。真正对战争造成影响的（例如是否发动战争、何时发动战争、何时结束战争以及战后谈判等）往往并非一国真正的军事实力，而通常表现为军事威慑力，通俗地说就是一国的军事实力给对方造成的观感。毫无疑问，在虎门的冲突中暴露出的清军的战斗力已经让英方胸有成竹了。关于清朝的军事力量，著述颇多，在此不一一赘述(195) 。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虎门之战之后清朝的军事力量在即将面对的敌人心目中地位如何。在英国人看来，如果以“杀人的技术”来评价各社会的文明与进步的标准得到认可的话，那么“中国将被看作处于文明最低的境地”，“现在我们所看到的他们那些东西，还只是处于十三世纪”(196) 66。紧接着，该作者从炮台、军制、兵员、武器、民情等方面详细而生动地进行了阐释：

当英王陛下的战舰安德罗马奇号和伊莫金号驶进虎门时，中国大炮的子弹虽然是向着一个近的、有时只有一条缆那么远的距离施放，却没有几颗具有足够的动力能穿过两边的舷樯，许多或从船的外部腰板无声地滑了过去，或射到半途就跌落水里，有些还几乎一离炮口就摔下来。曾有人说，中国政府不为要塞炮台及部队制造火药，而让军官或兵士去制造，其费用则由他们的饷钱扣除。这无论是真是假，中国火药劣得可怜，这个事实是无可争辩的。……仅仅一个奇袭就能于十分钟内把这些炮台中的任何一个夺取过来；即使在水道未被巡洋舰冲进以前，五十个人的武装队伍就可以在各炮台走进走出，不受到任何反抗(197) 67、70。

关于军制和兵员，作者写道：“对于常备的有实效的军事力量，中国人似乎一点也不知道。即使在一个城门内，人们必以为经常有一队强大、可靠的卫兵驻扎，但实际上，当一个外国人由于好奇而向里面窥探时，他所见到的不过是一个样子像苦力的、穿着短裤、手执纸扇或藤鞭的人”，以至于“每届冬天，城门往往早在下午四时就关闭，以防贼匪闯进骚扰，然而贼匪却往往长驱直入，毫不受阻；他们洗劫整条街道时，也没受到任何干涉”，“清朝军队的全不中用，连一般的暴动也不能平定的事实，现在已为外国人所共知”。关于武器装备，作者认为：“中国的战舰庞大而笨重……除非在平静的海面上，否则就全无用处”，“陆军也不见得比它的海军更可怕……实际上是徒有其名”，“主要武器是弓、火绳枪、剑和矛”，“火绳枪是制作粗劣的武器，子弹多是铁的。他们不知道有刺刀这种武器；燧火枪、卡宾枪、手枪和其他的火器都不用。

关于军制和兵员，作者写道：“对于常备的有实效的军事力量，中国人似乎一点也不知道。即使在一个城门内，人们必以为经常有一队强大、可靠的卫兵驻扎，但实际上，当一个外国人由于好奇而向里面窥探时，他所见到的不过是一个样子像苦力的、穿着短裤、手执纸扇或藤鞭的人”，以至于“每届冬天，城门往往早在下午四时就关闭，以防贼匪闯进骚扰，然而贼匪却往往长驱直入，毫不受阻；他们洗劫整条街道时，也没受到任何干涉”，“清朝军队的全不中用，连一般的暴动也不能平定的事实，现在已为外国人所共知”。关于武器装备，作者认为：“中国的战舰庞大而笨重……除非在平静的海面上，否则就全无用处”，“陆军也不见得比它的海军更可怕……实际上是徒有其名”，“主要武器是弓、火绳枪、剑和矛”，“火绳枪是制作粗劣的武器，子弹多是铁的。他们不知道有刺刀这种武器；燧火枪、卡宾枪、手枪和其他的火器都不用。

然而，比上述这些统统都重要的是，英国人不仅看到了清政府技术方面的劣势，更清晰地看到了其内在的虚弱。作者接着论述：“农民已被压迫到仅仅能够生存的境地，使得他们无心去问谁是总督、谁是皇帝；实则，无论骑在他们头上的是谁都一样，反正他没有什么东西可丢失，因为新的征服者为了他自己的利益，将不试图折磨不再有什么东西可以榨取出来的他们了，而且征服者的战利品——土地，非依靠他们的勤劳，是不会产生价值的”，“他们的所谓爱国心，只是一种对他自己生长所在的地方的一种爱家乡的感情，而不扩大到统治着国家的王朝……只要迅速给这个国家的元首以致命的打击，或粉碎了他的防御军队的战斗力，一切就都完了”，因此得出结论——“它的被征服将比过去更为容易实现。

颇有意味的是，作者不无先见之明地预见：“满洲人精神的衰退，是与人性的历史所告诫我们的一切相符合的；征服者一旦放弃了他们的野性而深居简出，或任自己与被征服者同化，那末，同样的结果就必然等候着他们后一两代的子孙”，“清帝国的整个结构能保存至今，而不自陷于土崩瓦解真是一件怪事。不过有一点我们是确信无疑的，即在一个外国强有力的直接的一击之下，它将往下倒塌，但是那些秘密的社团不久将实现它们的目的，未必是不可能的。这些社团我们看作是有较大实力的，而它们志在推翻满洲人的统治是众所周知的。”(198) 72、80鸦片贸易的利润是如此之大，清军的实力是如此之低下，清政权的统治是如此之虚弱，成本代价与战争利润悬殊至此，通过发动战争来维系商业利润，英国人何乐而不为？

然而，比上述这些统统都重要的是，英国人不仅看到了清政府技术方面的劣势，更清晰地看到了其内在的虚弱。作者接着论述：“农民已被压迫到仅仅能够生存的境地，使得他们无心去问谁是总督、谁是皇帝；实则，无论骑在他们头上的是谁都一样，反正他没有什么东西可丢失，因为新的征服者为了他自己的利益，将不试图折磨不再有什么东西可以榨取出来的他们了，而且征服者的战利品——土地，非依靠他们的勤劳，是不会产生价值的”，“他们的所谓爱国心，只是一种对他自己生长所在的地方的一种爱家乡的感情，而不扩大到统治着国家的王朝……只要迅速给这个国家的元首以致命的打击，或粉碎了他的防御军队的战斗力，一切就都完了”，因此得出结论——“它的被征服将比过去更为容易实现。

颇有意味的是，作者不无先见之明地预见：“满洲人精神的衰退，是与人性的历史所告诫我们的一切相符合的；征服者一旦放弃了他们的野性而深居简出，或任自己与被征服者同化，那末，同样的结果就必然等候着他们后一两代的子孙”，“清帝国的整个结构能保存至今，而不自陷于土崩瓦解真是一件怪事。不过有一点我们是确信无疑的，即在一个外国强有力的直接的一击之下，它将往下倒塌，但是那些秘密的社团不久将实现它们的目的，未必是不可能的。这些社团我们看作是有较大实力的，而它们志在推翻满洲人的统治是众所周知的。”(198) 72、80鸦片贸易的利润是如此之大，清军的实力是如此之低下，清政权的统治是如此之虚弱，成本代价与战争利润悬殊至此，通过发动战争来维系商业利润，英国人何乐而不为？

一般认为，在前近代，英国的自由贸易思想与中国的闭关自守之间的冲突以鸦片战争的爆发为顶峰，此后，中国经历了被迫开放的阵痛。值得注意的是，开放和保守均是相对的概念。没有一个国家是绝对的开放或绝对的保守。在欧洲殖民史上，英国以自由贸易者自居，动辄指责中国垄断保守，以文明人自居，动辄要“把他们赶上康庄大道去”，以现代国家自居，动辄要与中国“订立互评互惠条约”，声称“中国既抛弃国际公法，难道我们却要受国际公法的制约吗？“欧洲殖民主义者将清朝与欧洲列强的冲突界定为前者对自由贸易的拒绝和对国际法的无知，但一个历史性的讽刺是：为了让清朝合法地签署不平等条约，就必须赋予清朝在欧洲国际法意义上的形式平等的主权，而在欧洲国际法笼罩下的条约远较朝贡体制时代的条约更不公平。”(199) 92固然，1648年在欧洲诞生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开创了以国际会议形式解决国际争端和结束国际战争的先例，并由此产生了世界历史上第一个正式意义上的国际关系体系——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但这一体系同样也是欧洲列强扩张争霸以及对外殖民侵略的体系(200) 。从世界历史发展的长时段来看，条约体系并不比它所取代的“朝贡体系”更加先进或平等，而仅仅是把朝贡体系置于与条约体系相互对立的关系之中。从而在“现代—传统”“开放—保守”“自由—垄断”“西方—东方”等一系列富含意识形态意味的概念中贴上了先进与落后的标签。然而，“只要稍微观察一下1840年以前的众多双边条约，就可以了解朝贡关系不仅包含了贸易通商的性质，而且也与所谓条约关系并行不悖……朝贡/条约体系的失败是新型国际关系和霸权结构的结果，而不是形式平等的主权关系战胜不平等的朝贡模式的结果”(201) 91。值得深思的是，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并未给欧洲带来和平，却向世界输出了战争，而同时期由于清政权建立后的达到顶峰状态的朝贡制度却给亚洲带来了丰富的资源，包括文化、经济、政治上的各种文明在亚洲范围内共享，并且向欧美各国输出了茶叶、丝绸、瓷器等享誉全球的商品。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条约通商贸易体制在很大程度上侵害了中国的主权独立，使中国的商品市场完全被纳入由英国构建的西方世界经济体系。”(202) 再看英国所谓的“自由贸易”，英国在向海外开拓殖民地的过程中，对外贸易并非自发自由的意志，而是以东印度公司为组织形式的垄断贸易，“东印度公司除了在东印度拥有政治统治权外，还拥有茶叶贸易、同中国的贸易和对欧洲往来的货运的垄断权”(203) 862，如果没有这种组织和垄断，长途贸易的开展是不现实的，这是获取超额利润的制度前提。同时，“英国商业不同于传统商业的最为重要的特征不是自由市场或自由贸易，而是军事保护”(204) 668。东印度公司解散之后，英国政府仍以军事力量保护商业运输。如果像英国号称的那样，自由贸易是商业贸易的本质的话，那么，清政府的当时的贸易政策或许比它还要“自由”。诚然，现在来看，中国在近代以前的落后是多方面的，而“落后就要挨打”却是世界丛林法则的不变真谛。

一般认为，在前近代，英国的自由贸易思想与中国的闭关自守之间的冲突以鸦片战争的爆发为顶峰，此后，中国经历了被迫开放的阵痛。值得注意的是，开放和保守均是相对的概念。没有一个国家是绝对的开放或绝对的保守。在欧洲殖民史上，英国以自由贸易者自居，动辄指责中国垄断保守，以文明人自居，动辄要“把他们赶上康庄大道去”，以现代国家自居，动辄要与中国“订立互评互惠条约”，声称“中国既抛弃国际公法，难道我们却要受国际公法的制约吗？“欧洲殖民主义者将清朝与欧洲列强的冲突界定为前者对自由贸易的拒绝和对国际法的无知，但一个历史性的讽刺是：为了让清朝合法地签署不平等条约，就必须赋予清朝在欧洲国际法意义上的形式平等的主权，而在欧洲国际法笼罩下的条约远较朝贡体制时代的条约更不公平。”(199) 92固然，1648年在欧洲诞生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开创了以国际会议形式解决国际争端和结束国际战争的先例，并由此产生了世界历史上第一个正式意义上的国际关系体系——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但这一体系同样也是欧洲列强扩张争霸以及对外殖民侵略的体系(200) 。从世界历史发展的长时段来看，条约体系并不比它所取代的“朝贡体系”更加先进或平等，而仅仅是把朝贡体系置于与条约体系相互对立的关系之中。从而在“现代—传统”“开放—保守”“自由—垄断”“西方—东方”等一系列富含意识形态意味的概念中贴上了先进与落后的标签。然而，“只要稍微观察一下1840年以前的众多双边条约，就可以了解朝贡关系不仅包含了贸易通商的性质，而且也与所谓条约关系并行不悖……朝贡/条约体系的失败是新型国际关系和霸权结构的结果，而不是形式平等的主权关系战胜不平等的朝贡模式的结果”(201) 91。值得深思的是，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并未给欧洲带来和平，却向世界输出了战争，而同时期由于清政权建立后的达到顶峰状态的朝贡制度却给亚洲带来了丰富的资源，包括文化、经济、政治上的各种文明在亚洲范围内共享，并且向欧美各国输出了茶叶、丝绸、瓷器等享誉全球的商品。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条约通商贸易体制在很大程度上侵害了中国的主权独立，使中国的商品市场完全被纳入由英国构建的西方世界经济体系。”(202) 再看英国所谓的“自由贸易”，英国在向海外开拓殖民地的过程中，对外贸易并非自发自由的意志，而是以东印度公司为组织形式的垄断贸易，“东印度公司除了在东印度拥有政治统治权外，还拥有茶叶贸易、同中国的贸易和对欧洲往来的货运的垄断权”(203) 862，如果没有这种组织和垄断，长途贸易的开展是不现实的，这是获取超额利润的制度前提。同时，“英国商业不同于传统商业的最为重要的特征不是自由市场或自由贸易，而是军事保护”(204) 668。东印度公司解散之后，英国政府仍以军事力量保护商业运输。如果像英国号称的那样，自由贸易是商业贸易的本质的话，那么，清政府的当时的贸易政策或许比它还要“自由”。诚然，现在来看，中国在近代以前的落后是多方面的，而“落后就要挨打”却是世界丛林法则的不变真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