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佛教文献——解密敦煌，丰富藏经洞出土文献

藏经洞出土文献中，以佛教文献最为丰富，约占总数的百分之九十左右。从写本纪年题记看，敦煌佛教文献最早的是前秦甘露元年（359年）的《譬喻经》（散746号），最晚的是宋咸平五年（1002年）的《大般若波罗蜜多经》（Φ-32a/1696），延续7个世纪。

敦煌佛教文献的来源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外地流通而来，中原的帝王将相、世家豪族，不乏崇信佛教者，他们常以写经为功德，分送全国各大寺供养。归义军政权每当向中原王朝进贡时，附带“请经”，朝廷的回赐中就有佛经。另外，求法的僧侣，往来的客商军旅也或多或少地带来并留下一些佛经。二是本地的译经、疏释、著录和刻写本。敦煌从北魏开始就有专门的“写经生”，替施主抄写佛经为生。敦煌为佛教圣地，有本地佛教大师的译经，僧众习用的佛经和注疏，讲法的讲本和听法的笔记，以及大量的寺院文书和民间信仰文书等。从众多的写经题记上所记载的写经地区和寺庙看，敦煌和河西是佛经的主要写区，尤其是敦煌本地。从寺庙上看，敦煌18所僧寺和6所尼寺中，以龙兴寺、灵图寺、净土寺和三界寺所写最多。

敦煌佛教文献数量众多，内容庞杂，这些文献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1.经、律、论类：即佛教的“三藏”。敦煌写经中数量最多的是隋唐时代流行最广泛的6部经，即《大般若波罗蜜多经》《金刚般若波罗蜜经》《金光明最胜王经》《妙法莲华经》《维摩诘经》《观世音经》，总数约有1万多卷。除此6经外，其他经律论的品种，有近400余种。这些经论，不仅有大量见于《开元录》和《贞元续开元录》著录入藏的佛教典籍，而且还有数量众多的藏外佚经，即大藏经中未收的经典。这是因为一些佛经从域外传入并被译成汉文，其中有些经典在前代经录上均有记载，但《开元录》编纂时未能见到，不知它们是否还存在，所以没有收入大藏，后代因袭《开元录》亦均不收。另外，一些活动于敦煌的高僧的译经，如吐蕃时期的法成，他的译经，由于种种原因，未能传到中原，当然也就不会收入藏经。尤其珍贵的是部分写经有前序或后记，这些题记真实地记录了写经的时间、地点和抄写者，有的还记述了经典的翻译流传过程，在佛典研究上具有重要的价值（图89）。

2.别藏类：即中国人撰著的佛教典籍。传统的大藏经把中国佛教撰著排斥在外，中国僧人结集佛教撰著的主要形式是编纂别藏。敦煌佛教文献中有大量中国佛撰著，它包括经律论的疏释、法苑法集、史传、礼忏赞颂、佛教诸宗派著述、目录音义、释氏杂文等内容，是研究中国佛教史的珍贵资料。

3.疑伪经类：是指真伪未判的经典和中国人假托佛说而撰著的经典，为历代大藏经拒收。实际上，这些由中国人假托佛说编纂出来的佛经，代表了中国佛教的一个重要侧面，是研究中国佛教的重要资料，随着对敦煌疑伪经的深入研究，中国佛教研究亦会揭开新的篇章。(www.xing528.com)

4.寺院文书类：它是敦煌寺院各种活动的真实记录，它包括寺院宗教活动、寺院宗教史传、寺院佛典目录和与石窟营绘相关的文书等方面的资料。这些文书对研究敦煌地区佛教发展概况具有重大的意义。

5.宣教通俗文书类：是寺院向僧俗人等宣传佛教以启导正信的一些通俗作品。它们的特点大抵是据佛经敷衍而成，它包括押座文、讲经文、讲因缘文、变文等。如《阿弥陀讲经文》《难陀出家缘起》《维摩诘经押座文》《降魔变文》《目连变文》等，是研究佛教民众化或民众化佛教的重要资料。

图89　藏经洞出土写经　敦煌研究院藏674号

敦煌佛教文献在佛学研究上具有多方面的意义。王重民先生评价说：“一是写本之古，足以校勘宋代以后开雕的各藏；二是古佚经、佚文之多，可以补足宋代以后各藏之不足；三是有一些佛教史料失传，佛教史上一些未解决的问题，只有利用了敦煌佛教史料以后，才获得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