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玉及红山玉器的早期起源及研究结果分析

（一）中国最早的玉器

玉是一种珍贵的天然矿石。东汉许慎《说文》称“石之美者”为玉，其表面要有一定温润、光泽和半透明的质感。中国古代先民把玉称为“灵气所生”之物，并赋予其社会内涵和人文内涵。用玉制器在中国有悠久的历史，而且历代均有，并延续至今。

早在七八千年前，原始先民就在辽河、松花江两岸进行耕作，并创造出灿烂的玉石文化，成为中国最早的玉器发源地之一。这些玉器是原始先民们留下的艺术形象，反映了他们对自然界的洞察力和对崇拜对象的想象力。

1982年发现的查海遗址，地处辽河中上游及其支系饶阳河流域，面积约1万平方米，至今已进行了7次较大规模的发掘，发掘面积达7600平方米。经测定，这个遗址是目前东北地区发现的时代最早的一处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遗址内发现有房址、墓葬等遗迹。随葬品多寡不一，主要有陶器、石器、玉器，其中石器多以生产工具为主，摆放于死者的足部。

出土的遗物相当可观。有大量打制石器、磨制石器与少量细石器、玉器，普遍使用磨盘、磨棒。陶器则以压印之字篦纹筒形罐为主，贴塑有龙以及蟾蜍、蛇等形象的褐陶深腹罐颇具特色。遗物中最引人瞩目的是50余件玉器，种类有玉工具斧、锛、凿等，形制规整，相当规范；玉饰品块、管、珠，以块为主且普遍；特制的匕形器，大小排列，很显著。

玉玦呈环状或管状，其中呈环状的环体或厚而起棱，或细而扁圆。匕形器呈长条状，背凸内凹似匕，上端穿孔，下端微圆，与史前骨匕相似。根据其长度仅2—10厘米，以及成组置于墓中死者上身、上下成对排列、大小依次递减的情况，可推测是一种配饰，而不是工具。玉斧多呈长方扁圆形，圆刃，间有斜圆刃的。玉锛、玉凿多长身梯形，平刃。

玉料绝大部分呈乳白色或白中透绿。很明显，查海人对玉色有所选择，偏爱白色。其玉料经测定全部是真玉，均为透闪石软玉，即与新疆和田玉玉质相同，产地在今辽宁省宽甸县，很可能就是古籍中所称的“夷玉”。软玉硬度大，须以解玉沙加水为介质，经开料、雕琢、抛光等一系列工艺方能完成。由此可见，8000年前的查海人已经掌握了对软玉的确切识别、选择和高难度的攻玉技术，从品类、式样、规格到工艺程序已比较规范化，并发展到生者佩玉，死者殓玉，是一种真正的玉文化。由此推测，在这一地区应有更早、更原始的玉器。

查海玉器的发现，证明辽河流域是我国用玉最早地区之一，也是远古玉器起源中心之一。此外，因发掘出一长近20米，用石块堆塑的龙形象，在陶器上也发现有龙的形象，查海遗址被称为“玉与龙的故乡”。苏秉琦先生题词“玉龙故乡，文明发端”。

（二）红山玉器

经研究推测，东北地区应该有较查海文化更早、更原始的玉器，但目前的考古发现还未能证实这一点。虽然较查海文化早的玉器未找到，但其发展的后续已较明确。红山文化是继查海文化后，东北地区发现有大宗玉器的重要文化。

红山文化，是辽河流域新石器时代的重要文化之一，与仰韶文化大致相当，早于夏家店下层文化。1935年首先发现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红山后牛河梁遗址，故名，1954年定名。分布于内蒙古自治区东南部、辽宁省西部、河北省北部地区，吉林省西北部也有少量发现。典型遗址除牛河梁遗址外，还有赤峰蜘蛛山、西水泉，敖汉旗三道湾子、四棱山，巴林左旗南杨家营子等。牛河梁遗址面积约5000万平方米，由女神庙、祭坛和积石家群等祭祀遗址群组成。女神庙位于遗址中心，为半地穴室建筑，由一个多室、一个单室两组建筑构成，多室建筑为庙主体。积石家群中以13号建筑规模最为宏大，外形酷似“金字塔”。

从发现的多处红山文化遗址来看，红山文化的先民已过着定居生活，从事以农业为主的生产、畜牧、渔猎和采集也占有相当的比重。人们定居于靠近河岸台地或较高地点的村落。房址多为圆角方形和长方形的半地穴式。房内地面多经打实。墓葬的特点是用石块围成墓圈或盖顶，结构分石棺墓与土坑墓两种，葬式多为单人仰身直肢。牛河梁遗址发现的一处祭坛，说明当时的宗教信仰已具有一定的规模。

红山文化遗址中，已发现的文化遗物有石器、陶器、泥塑器和玉器等。其中随葬玉器相当丰富，迄今所知品种已有20余类，有璧形器、勾云形器、镯形器及各种动物形玉器，造型不讲求对称平衡，富有变化，颇具神秘色彩。其中玉制的崇拜对象——猪龙、神、人和自然界的生灵等颇为奇特，尤以玉猪龙最具特色，已成为红山文化的象征物。还有少量用绿松石制作的鱼和鸟。红山文化先民崇玉、爱玉之强烈，可见一斑。

红山玉器所用玉料选择精细，色泽有白、青、碧、黄四种，多用青玉或青黄玉，未见有典型的墨玉。玉质一般无杂色，半透明，有玻璃或油脂光泽，很少有杂色斑，属优质玉材。经测定，玉材中的一种是蛇纹石，一种是含透闪石较多的蛇纹石。产地推测有两处，前者似产自今辽宁省岫岩县一带，后者似产自今辽宁省宽甸县境及附近。另据文献记载，今辽宁省西部地区的医巫闾山产玉，该山也在红山文化的区域内。经浸蚀后，有的玉器呈鸡骨白色，有的表面仅有灰白色沁，亦有少数浸蚀成褐色斑和没有浸色者。

红山文化玉器加工精细，方圆规整，边缘平直，富有几何艺术效果。共制作除用竹、硬木、牙、骨器具带动沙浆完成外，打磨主要用皮革去带动极细的解玉沙浆。操作时，用手拉动皮革片的两端，压紧沙浆来回带动磨琢。故玉器边缘留有钝刃之感。玉器的阴线刻纹，主要是用动物肋条带动解玉沙完成的。玉器表面的凹槽，是用石器或木棒带动解玉沙完成的。因采用竹、木等易磨损的材料穿孔，穿孔有明显的喇叭形状，即入口大，而接口或出口小。红山文化用特殊的工具和方法琢磨玉器，不仅是一种创造发明，而且为鉴别红山文化玉器的真伪留下了依据。

红山文化玉器可以说代表了北方，特别是辽河流域玉器的最高水平。其高度发展的基础，是由查海文化、新乐文化经历了两千年岁月奠定下来的。其鲜明的地区特色也构成了红山文化的一大特色，引起各界的广泛关注。

（三）大汶口文化玉器

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这一地区新石器文化遗址很多，其中发现玉器的有黄河上游的齐家文化、马家窑文化，黄河中游的仰韶文化，黄河中下游的龙山文化和黄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等。尤以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出土的玉器数量最多，且制作精美，在中国玉器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大量玉器的发现，证明了这一地区处于母系氏族社会末期向父系氏族社会的逐步过渡，并出现了明显的贫富分化。而且随着父权制的确立，在氏族部落中出现了地位显赫的君神合一的权威人物。

大汶口文化因1959年发掘的山东省泰安县大汶口墓地而得名。主要分布在山东省的泰山周围，其地域东达黄海之滨，北抵渤海南岸，西到鲁西平原东部边缘，南及江苏省淮北一带。此外，安徽省和河南省靠近山东省的一些地方也有零星发现，此后便发展为山东龙山文化。典型遗址有山东泰安大汶口、曲阜西夏侯、邹县野店、兖州王因、茌平尚庄、胶州市三里河、日照东海峪、诸城呈子，江苏省邳州市刘林、大墩子等。经济以农业生产为主，兼营畜牧业，辅以狩猎和捕鱼业。房屋多属于地面建筑，但有少数半地穴式房屋。陶器是重要的生活用器，石器是主要工具。此外，佩饰也占有重要的地位，角、骨、牙器及玉器已具相当水平。

大汶口文化玉器出土地点主要有泰安县大汶口、滕县、邹县野店、茌平尚庄等。种类有玉铲、玉斧、玉琮、玉人面纹饰、玉串饰、玉琮形镯、玉笄、玉指环、玉臂饰、玉管、玉珠等。

玉铲体做扁平且两腰略内收的梯形，宽端为刃，并由两面磨成，近肩处有一圆孔，通体光素无纹，无使用痕迹，是反映母系氏族社会贵族地位和权威的产物。

玉斧呈长方形，顶端平整，两侧斜直，刃部较宽，两面磨刃，略成弧形，四面较薄，中间较厚，通体磨光。靠近顶端有一圆孔，两面钻透，是权力和财富的象征物，为部落首领所占有。

玉琮呈四方柱状，中间为圆筒状，为“外方内圆牙外”的方管形器，外周多有饰纹，这是黄河流域出现最早的玉琮。

玉人面纹饰体做扁平长方形，正面以单阴线饰一橄榄形目，三角形鼻的人面纹，背面中央有垂直的凸脊，脊上有相通的隧孔以供佩系用，是迄今有明确出土地点的最早的玉人面形象，在中国玉器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其形似猴脸，与辽宁红山文化、湖北大溪文化的玉人面有所不同，证实在南至长江流域，东到黄河上游，北至辽河流域的广大地区，都有人面纹的传播，这是与当时的原始宗教信仰密切相关的。

1987年，江苏省新沂县城西南18公里处的花厅村村民在取土时挖出很多玉器，随后考古人员对该地进行发掘和清理，认定属于大汶口文化偏晚的文化区。出土的玉器有150件（组），主要品种有玉琮、玉串饰、玉镯、玉瑗、玉环、玉璜等。^[1]

玉串饰由2件琮形管、2件冠状器、23颗弹头形管、18颗鼓形珠、24颗小米珠等共69件玉饰组串成。玉琮上饰有神人纹，其风格与长江下游良渚文化的神人纹玉琮相同，甚至连玉质经浸蚀后呈鸡骨白色也相似。因此，有学者认为花厅玉琮是从良渚文化转运输入的，而非本地制作。笔者则认为，大汶口文化有自己制作的玉琮，并且应当是玉琼的始祖，因此江苏花厅玉琮由当地制作的可能性更大。

花厅遗址玉器反映了江淮流域的先民已经具有与北方相近的原始信仰和审美意识，在玉器加工方面具有较高的工艺水平。尤其是专供氏族部落中地位显赫的贵族享有的玉器的神人纹装饰，证实了当时不仅有了贫富分化，而且出现了君神合一的权威人物。

（四）龙山玉器

龙山文化因1928年山东省章丘县龙山镇城子崖遗址的发现而得名。目前泛指的龙山文化的分布区域主要在黄河的中、下游地区，年代相当于新石器时代的晚期。在泛指的龙山文化区域内，又分出山东龙山文化、河南龙山文化、陕西龙山文化、庙底沟二期文化和龙山文化陶寺类型五个文化。在这五个文化中，出土玉器较多的是山东龙山文化和陕西龙山文化。另外河南龙山文化和龙山文化山西陶寺类型亦有少量玉器出土，而庙底沟二期文化尚未有玉器发现。

山东龙山文化又称典型的龙山文化，20世纪50年代正式命名。主要分布在山东省中部、东部和江苏省的淮北地区，上承大汶口文化，下继岳石文化。

山东龙山文化玉器有仿工具而做的玉斧、玉铲、玉锛；礼器中的玉璧（含玉瑗与玉环）、玉琮和玉璇玑式环状器；佩饰中的玉镯、玉笄、玉动物形佩、玉珠、玉管、玉串饰等。共中一件镂雕变形兽面纹玉簪的簪头玉料呈青色，镂雕成扁平扇形变体兽面纹，并以绿松石镶嵌双目；管插由墨色石材制作，呈竹笋形锥状，并与前述簪头嵌作成一件完整的管。制作精巧，形式新颖。三色玉石浑如一体，具五光十色之美感，为所见龙山文化玉器中最精美者。用多件杂色玉嵌插的工艺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此器证明这种复杂的工艺在新石器晚期已经出现，而发明者即山东龙山文化的先民。另有一件变形兽面纹玉锛玉料呈墨绿色，局部有白斑和乳白色浸蚀，器身两面各以阴线刻画不同的变形人面纹，一做慈善相，一做凶恶相，均以旋转涡纹为目，额头有华丽的装饰，应是举办重要祭祀活动时使用的仪仗礼备。

山东龙山文化玉器所饰的抽象变形纹饰，极其耐人寻味。所见有在玉簪上的变体兽面纹、玉头饰上的变形夔龙纹、玉璇玑的漩涡形以及玉锛等器上旋转涡纹目等。这些纹饰都给人一种似是而非、似有似无之感。这种抽象变形的艺术风格，反映了山东龙山文化玉器的独特面貌，更使人感到古玉之神秘莫测。

陕西龙山文化主要分布在渭河和泾河流域，玉器出土地点以神木和延安为中心。

早在20世纪初就曾在陕西省神木县石峁一带发现过古玉，不过当时绝大部分文物已流失，有的还流散到国外。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该地区又一次集中发现古玉，绝大多数玉器被当作玉料卖给了农副产品公司。据称，当时收购总数计四五百件，而且都是质料精美者，可惜均被当作玉料毁坏了。近年来征集到了百余件神木地区出土的玉器，但均是工艺较次品。其中用于仪仗的“武舞”玉器，如玉戚、玉戈等，属于重要的发现。

玉戚外观像大戈，前端有刃，中部有援，长方形内栏两侧有对称脊牙，内上有一圆穿，少量于内两面阴刻弦纹，是迄今所知此类器中最早遗物。发掘者曾将其定名为牙璋，或为立刀。但因其有内和穿孔，而刃又在前端，显然是与木柄接系后做砍杀器用，推测其使用功能与斧、钺相同，故定名为“戚”。玉戚宽而薄，易断折，故不具有实用性，应是显示威武尊严的仪仗器，或庆功典祭时做“武舞”用器。

玉戈有三件，皆前有锋，中有援，援侧有刃，在内或近内有一圆穿。其中一件与商代“妇好”墓自铭为戈者相同。这是迄今所知最早的戈，证实玉戈最晚在陕西龙山文化已开始出现，亦证明青铜戈是从玉戈发展演变而来。此玉戈与玉戚相同，均属仪仗器，如古籍所载：“持朱秆玉戈，以舞大舞。”(www.xing528.com)

石峁玉器中有4件具有写实风格的玉雕动物，即玉蚕、玉虎头、玉蝗虫和玉螳螂，其中除1件为兽外，其他3件均为写实昆虫，反映了石峁人与农业密不可分的关系，以及先民对自然界的昆虫和野兽的敬畏心理。玉雕动物在山东龙山文化中未见，由此可反映出陕西龙山文化与山东龙山文化的显著区别。

石峁玉器中也发现有通常所称的玉璧、玉瑗、玉环、玉璇玑、玉璜等。最引人注目的是发现了一件玉人头像，做侧面形象，虽然五官不甚协调，眼和耳部位不确切，但轮廓鲜明，使人一目了然。近似的人头像在山东龙山文化中的一件玉簪上曾出现，说明两处文化相互影响，具有某些共同的文化特点。这种侧视人头像，在石家河文化中也有见，良渚文化也有类似的纹饰，说明在整个新石器时代文化中，人形玉器普遍存在，且相当流行。

（五）良渚玉器

长江，是中国最长的河流，也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发祥地。长江下游新石器早中期玉器，大多集中在杭州湾和太湖流域周围。距今7000年左右的河姆渡文化已有玉璜、玉玦、玉管、玉珠、玉坠等玉器种类，而良渚文化玉器更是举世瞩目。

良渚文化于1936年发现于浙江省杭州市余杭良渚，故名，1959年正式命名。主要分布在太湖流域，其范围南以钱塘江为界，西北至江苏省常州市一带。已发现稻谷、刻纹陶器、丝织物和玉器等。其中创造的空前发达的玉器，不仅数量多，且质地优良，制作精美，前后历时一千余年，已引起世人瞩目。良渚文化玉器品种很多，计30余种，包括其上的纹饰，皆富有地域文化鲜明的特色。在玉器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有礼器中的玉琮、玉璧、玉璜；仪仗器中的玉钺及玉钺端饰和冠饰；玉佩饰中的玉钩、玉冠状器、玉山字形器、玉柱形器等10余种。

在新石器诸文化中，良渚文化玉琮最晚出现，但数量多，制作精美，器型较大，形式多样，为迄今所知在新石器时代玉琼中最全面和典型的代表。从俯视平面看，有圆形、四方委角和方形三式。其演变是从最早的圆形向四方委角和方形转变，最后定型的方形玉琮对后来有重大影响。良渚文化玉琮几乎都有纹饰，除了直线弦纹、云雷纹、鸟纹等外，最引人注意的是神人或神微纹。此外，有的玉琮上还刻有简单的符号，其含义是目前学术界正在探讨的热门课题。

良渚文化组合串饰很丰富，造型也新颖别致。新发现的有用玉珠、玉管、玉坠、玉瓒、玉牌等分别组合为串饰。其中有一种玉器原定名“玉垂幛形器”，今称为“玉冠状器”，因其造型似神人绞头上的“插羽披茅”的羽冠而得名。玉冠状器呈倒梯形，下端有榫和穿孔，有的光素无纹，有的饰神人纹，或阴纹刻作，或镂雕而为。有一器上仅饰神人胸腹间兽面纹和爪足，而省略神人头部和羽冠，应当是又一神人纹形式。冠状器在出土时往往发现在死者的头侧附近，周围还有其他玉串饰。这些组合的佩饰，并非墓主人日常佩戴的装饰品，而是墓主人在祀奉神灵的特殊典礼场合时佩戴的串饰，因此具有神圣的意义。另有一种玉三叉形器，又名山字形器，与玉长管等组合为头饰。此外还有由单个的玉蝉、玉鱼、玉蛙、玉龟和玉鸟形佩等组合的玉饰。

良渚文化选用的玉料共有两类。一类是蛇纹石系玉料，产地不在太湖流域，估计来自周围地区，确切地点待考。其玉器的质地与辽宁省岫岩县产品相似，硬度在4.5度左右，呈青绿色或湖绿色，虽经四五千年的入土埋葬，但一般无浸蚀。另一类是含有贝壳斑的深青色玉，产自江苏省南京市溧阳市小梅岭一带。硬度在6度左右，一般有浸蚀，呈鸡骨白色或乳白色沁。造成浸蚀的原因有两个：一是玉料本身的质性决定的，入土后因与水、土反应而出现沁色；二是当时有举行火烧墓地的仪式，玉料经火烧烤后，呈深浅不同的灰白色和褐色，且容易变质。其实，玉器的浸蚀和裂纹只是浮在表面，其内部仍为原玉料质地。如故宫博物院有一件玉琮，表面呈灰白色并有裂纹，乾隆皇帝将它改作花插用，将穿孔扩大，结果露出了玉料的本质。

良渚文化的制玉技术有明显提高。当时的钻孔直径达8厘米，深达20余厘米。穿孔皆呈喇叭口形，而且加工较规整。有的玉器穿孔后留下“来福线”痕迹，显然是用旋转的钻具穿孔而成的。创造了镶嵌、浮雕、特殊的阴线刻纹法等新工艺。在装饰和造型方面的构思、设计也是空前的，如冠状器、山字形器、D形器，甚至还出现了被认为是最早的玉带钩，以及云雷纹、神人纹等，是前所未有的艺术杰作，代表了长江流域新石器诸文化中玉器工艺的最高峰。

良渚文化遗址中发现了专门的玉器作坊和做玉器的残料，证明当时玉器生产已从其他手工业中分化出来，成了一门独立的并高于其他行业的手工业。玉器大批出土于地位较高，甚至有女性陪葬的大墓中，有的随葬玉器多至100余件。由此可见，玉器制造业控制在上层贵族手中，产品主要供氏族部落中具有显赫地位的重要人物和重大场所专用。

良渚文化创造了空前发达的玉器，前后历时一千余年。考古工作者在广东、江苏及安徽、江西、山东等省亦发现有类似良渚文化的玉器，足见其文化影响范围之广阔。但后来突然中断，直到一千多年后的春秋时期才复苏。对造成良渚文化湮灭以及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许多学者正在探讨和研究中。

（六）良渚玉器的策源地

良渚文化玉器与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北阴阳营文化和崧泽文化等有直接继承关系，而与山东的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安徽省的薛家岗文化和含山文化等有间接继承关系。良渚文化玉器从技法到造型、品种及其用途等分析，可以说是综合其前期或同期中心区和周边区域玉器生产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但这一地区的前期文化中有玉玦而无玉璧、玉琼，良渚文化未发现玉玦，却有玉琮、玉璧、玉串饰，这一现象与其前的安徽、山东诸文化相同。因此良渚文化玉器生产的主要策源地，与其说来自中心区的早期诸文化，倒不如说来自周围的山东、安徽诸文化最少是受其周边地区的很大影响。也就是说，就玉器制造方法和品种方面判断，受影响较多的是无直接继承关系的周边地区，而有直接继承关系的各文化反而影响较小。

河姆渡文化因首次发现于浙江杭州湾附近的余姚市河姆渡而得名，1976年命名。主要分布在杭州湾南岸的宁（波）绍（兴）平原，并越海东到舟山岛。出土的玉器种类有玉璜、玉玦、玉管、玉珠、玉坠等，多是小件配饰。玉玦，一般较厚且小，其外径在2—3厘米之间，外形不甚规整，磨琢工艺不够润滑，孔眼不正，有的缺口尚未完全断开。玉璜较小，一般长只有4厘米左右，断面呈圆或椭圆形，穿孔只在一端。玉料选择不严，玉质较差，制作简陋、不规整，大多朴素无华，但属我国迄今发现较早的玉器，对探索我国玉器产生的渊源有重要价值。

马家浜文化因浙江省嘉兴县马家浜遗址而得名。主要分布在太湖地区，南达浙江的钱塘江北岸，西北到江苏常州一带。出土玉器多属玉璜、玉玦、玉镯等小件饰品。玉玦靠近缺口的首端厚重，缺口部位较薄。玉璜半环形，亦称条形璜，三个璜可组成一个圆形。璜厚薄均匀，大多为项饰。

北阴阳营文化因首次发现于江苏省南京市北阴阳营遗址而得名，1979年定名。分布在江苏省宁镇地区和安徽省东南部。出土玉器种类丰富，有玉玦、玉璜、玉管、玉珠、玉坠饰等。许多玉器呈薄片状，证明制玉工艺较发达，已使用线切割技术，并得到广泛的应用。这批玉器出土位置清晰，对研究一些玉器的用途有积极意义。

崧泽文化因位于上海市青浦区东约4公里处的崧泽遗址中层最具代表性而得名。主要分布于太湖地区，遗址有江苏草鞋山和张陵山、常州圩墩、浙江吴兴邱城等。出土玉器品种有玉璜、玉玦、玉环、玉镯等。其中，玉玦较少见；玉璜多为两端各穿一孔，形式增多，以扁平倒桥形、半璧形为主，半环条形璜较少，也有接近鱼形、鸟形的，璜体宽且薄，两端平直；玉瑜有心形、璧形、圆饼形三种，出土时含在死者口中。玉器多为扁平型，系玉片切割加工而成。器表光素无纹，即便是鱼、鸟形玉璜，也只是粗具轮廓，用钻孔的方法表示鱼、鸟眼睛的部位，没有其他花纹。

薛家岗文化因1979发现于安徽省潜山县城南7.5公里处薛家岗而得名。该文化出土一批精美玉器，品种有玉刀、玉钺（原名玉铲）、玉璜、玉琮、玉环、玉管、玉珠、玉玦、玉镯等。其中，玉刀、玉钺、玉环、玉琮等是长江下游各文化中新出现的。

玉刀为迄今发现最早的玉刀，做宽而长的扁梯形，近肩处有奇数的穿孔，难得的是于孔的周围有彩绘的图纹。玉钺呈梯形，近肩处有一圆孔，孔周有彩绘图案，亦为罕见。玉刀和玉钺，虽材料近似石，但不仅制作精致和有彩绘图纹，且无使用痕迹，推测是最早的玉制仪仗器。

玉琮曾发现两件，均呈外方内圆，外壁及四角中部有一阴刻切口，长约2厘米，射径约1.5厘米。这两件玉琼的发现说明，早在五千年之前已有琮形器制作，其出现之初是做佩饰用，对研究玉琮的发展史及其用途有着重要价值。

玉璜中有两件特殊制品，其形虽亦做半圆或半月，但在下侧切割出牙脊式花饰。这种形式的玉璜，在其他新石器诸文化中所不见，具有鲜明的文化特征。

含山文化位于安徽省含山县的凌家滩一带，年代距今5000年左右。出土的玉器除了常见的玉玦、玉璜、玉镯、玉斧、玉铲、玉镯、玉管、玉珠外，尚有以前文化未曾见过的玉龙首觚、玉璧、玉瑗、玉簪、玉锤状器、玉龟甲与龟腹、玉刻纹片、玉勺和玉人形器、玉叶形器等。玉料较单一，经浸蚀后多呈灰白或乳白色，个别兼有黄褐色，少量沁色不重。其性质与薛家岗文化和良渚文化玉料有很多相似点，可能为同一产地。

含山文化玉器上首次有了用阴线刻纹手法琢饰的图案。其线条主要的是直线弦纹，少量有圆圈纹，或用直线弦纹组成的方格纹、斜格纹、圭形纹、人目纹、手指纹等，代表了当时的装饰风格和特点。此外，还出现简单的镂空长弧线纹，跳出以往扁平、圆弧之较简单的构图，并达到能制作立体器物的阶段。这说明含山文化的琢玉技巧和水平又提高了一大步，较之同期以至较晚的良渚文化玉器，都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

（七）石家河玉器

石家河文化是中国长江中游地区的新石器文化。因1954年发现湖北天门石家河遗址群而得名。主要分布在湖北及豫西南和湘北一带，由石家河、邓家湾、土城、肖家屋脊等数十处遗址组成。

玉器出自遗址、小型墓或二次葬的瓮棺墓中，而未出于大型墓葬。数量十分可观，而且品种有十余种之多，有玉蝉、玉兽头、玉龙、玉凤、玉鹰、玉人头、玉璧、玉环、玉瑗、玉玦、玉镯、玉璜、玉管、玉珠等。从用途看，大多是具有某种特定含义的佩饰。

玉器的艺术风格有许多独特之处。例如，凡动物体造型的玉器，除个别外，都是写实性的，而且品种数量比任何同期文化都多，甚至与商代玉器情况很接近，可能这个文化中的象生类玉器直接影响了商代玉器的风格。又如，新石器时期诸文化玉器中，今所见的以人为本制作的圆雕和镂雕玉器，仅在大溪文化、大汶口文化和含山文化有所见，而且数量极少；变形和神化了的神灵鬼怪器，仅在龙山文化和良渚文化等器中有所发现，而且都是以阴线刻纹法饰作。石家河文化以人为摹本制作的玉器，多数是以立雕或半立雕而为，更有罕见的立雕侧面人头像和獠牙人头像多件，从而把新石器时期玉器中的人物造型推向了最高峰。

玉料以蛇纹石为主，料质透明而温润，少有杂质或杂色，硬度不高。这些玉料应该产自本地区域内。玉色有白色、灰白色、灰色、乳黄色和青绿色等。玉器表面略见灰白色浸蚀，但不严重，这一现象与长江中下游诸文化的玉器不同。

制玉工艺较周围其他地区有明显进步。如首次发现采用剔地阳纹技法，而已普遍使用的圆雕、镂雕技法在其他新石器诸文化中未曾出现，只有到商代玉器中才普遍使用。用以制作细小或扁薄玉器的开料技术，采用直条器切割的方法，表现出该文化琢玉水平已很高超，与青铜文化的商代的琢玉水平相当。

石家河文化玉器，包括断定为同文化的玉器，造型奇特多样、纹饰精美非凡，无论是玉质材料，还是制作工艺，都可与著称于世的红山文化、良渚文化玉器相媲美，有些还有过之，是新石器诸文化玉器中举世瞩目的精品。但石家河文化玉器许多情况目前尚在初探的起步阶段，还有诸多问题未能解决。例如，石家河文化玉器中，像红山文化那样神秘的动物形器较少，亦很罕见钺、刀、斧、铲等仿工具和武器，并较少如良渚文化中的玉琮、玉璧等。为什么存在这样的差异，至今悬而未决。总之，人们期待考古工作者有新的发现，来进一步揭开它的全貌。

（八）石峡文化玉器

珠江流域位于南海之滨，北接南岭山脉，西邻云贵高原。早在14万年前，先民们就在这块富饶的土地上繁衍生息，使用石器，过着以渔猎为主的生活。进入使用石器的时代，农耕劳作成为主要的方式，琢玉技术已经出现。两个历史时期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缺环，由于考古工作者于南岭地区发现了玉器，从而提出了珠江流域与良渚文化的关系问题。

石峡文化是珠江流域典型的一处新石器时期文化。1973年发现于广东省曲江马坝镇西南，1977年正式定名。出土遗物主要有石器、陶器、玉器等。

石峡文化的玉器有玉璧、玉琮、玉瑗、玉璜、玉笄、玉玦、玉管、玉珠和玉坠佩等。其中玉环数量最多，但形式与外周有凸脊的玉玦差别很大。玉琮共发现6件，有两种形式，一为长高型，一为宽矮型。玉璧迄今仅发现1件。因石峡玉器，特别是玉璧和玉琮，其玉质、制作工艺、造型和纹饰等，都与良渚文化玉器相同，有研究者认为，石峡玉器是由长江下游太湖地区的良渚文化先民制作后输入此处的，输入的路线是通过长江、赣江，由江西西部进入广西东北部的南雄地区，再进入粤北的韶关石峡地区的。笔者认为，此玉器应是在当地制作的，由良渚文化与石峡文化相互影响和传播而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