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伊战争的结束和霍梅尼的去世，无疑是务实派浮出政坛的历史契机。两伊战争期间，伊朗实行战时经济。两伊战争结束后，经济改革势在必行。拉夫桑贾尼的施政举措，缘起于此前10年间的经济萧条。相比于70年代快速的经济增长，80年代经济发展处于停滞状态，人均收入大幅下降，1989年失业率达到15%，通货膨胀率达到29%，引发社会不满情绪蔓延，形成对于官方的巨大压力，振兴国民经济成为伊朗社会的强烈需求。拉夫桑贾尼政府面对挑战，认识到革命的理论和政策无法解决上述问题，提出在革命的框架下实现发展的建议。拉夫桑贾尼1989—1997年任总统期间，致力于两伊战争后国民经济的恢复和重建，改革霍梅尼时代政府主导的经济模式，实行自由化的经济政策，调整货币汇率，放宽外汇交易，建立自由贸易区，吸引流亡海外的企业家回国投资，逐渐恢复巴列维国王时代制定和实施、革命期间遭到否定和被迫中断的发展计划，其中包括工业化、城市化、能源和基础设施建设，因此被时人戏称为“阿克巴尔沙”。[722]
拉夫桑贾尼政府实现经济变革的手段是制订所谓的国民经济五年发展计划，与巴列维时代的经济发展战略如出一辙。然而，拉夫桑贾尼制订的五年计划与巴列维时代的不同之处在于强调私人经济；由于此间的国家财力远不及巴列维时代，需要借助私人财力，拉夫桑贾尼政府积极倡导私有化，主张扩大私人投资和国外投资。1989年制订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90—1994）规定了私有化的法律框架，计划出售约800家国有企业。[723]同年，拉夫桑贾尼政府重开德黑兰股票市场，作为国有企业私有化的途径。1994年制订的第二个国民经济五年发展计划（1995—1999），继续明确经济市场化的政府导向。[724]与此同时，拉夫桑贾尼政府致力于改善国际环境，反对输出伊斯兰革命，修补国际关系，争取国际援助，鼓励伊朗经济融入全球化的世界市场体系。1990年，拉夫桑贾尼表态支持科威特反对伊拉克入侵，伊朗与海湾国家的关系得到改善。[725]1996年，拉夫桑贾尼政府首次申请加入世界贸易组织。[726]
拉夫桑贾尼的总统任期即1989—1997年，是伊斯兰共和国历史进程的重要转型期，在原有革命体制延续的同时，改革趋势逐渐显现，经济、社会和政治层面均呈剧烈变动的态势，革命和战争的狂热逐渐让位于国家构建和经济发展的实践，激进组织的意识形态、高压、封闭、输出伊斯兰革命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让位于经济增长、稳定和繁荣，可谓伊斯兰共和国的“热月”阶段，“第二伊斯兰共和国”由此得名。[727]如果说“伊斯兰威权主义”构成霍梅尼时期的突出特征，那么拉夫桑贾尼出任总统期间可谓从“伊斯兰威权主义”向“伊斯兰实用主义”转变的阶段。[728]
拉夫桑贾尼当选总统的最初3年即1989—1992年，官方逐渐放松对于社会和文化领域的控制。[729]与此同时，拉夫桑贾尼试图调和现代国家的理念与伊斯兰革命的意识形态，强化国家机构的权力，解决伊斯兰革命后形成的教俗二元体制的结构性矛盾，厘清革命机构与国家机构之间的关系，建立高效率的技术专家型政府。拉夫桑贾尼主张，经济改革优先于政治改革，应当致力于改善经济环境，在避免与保守势力冲突的前提下稳步推动政治改革，预示着伊朗政治开始偏离伊斯兰革命的原则和伊斯兰化的意识形态。[730]在此基础上，拉夫桑贾尼政府重视发展高等教育，投资创办新的高等学校，鼓励私人投资高等教育，同时淡化大学校园的革命色彩和意识形态狂热程度，着力培养国家发展所需的技能型人才。1987—1992年，高等学校在学人数增长两倍；1992—1997年，高等学校在学人数再度增长一倍，超过120万人。[731]1991年，伊朗政府代表团在纽约与450余流亡北美的伊朗学者以及巴列维时代的富商聚会，鼓励他们回到伊朗参与拉夫桑贾尼启动的经济改革，承诺返还革命期间没收的私人财产。巴列维时代的许多政府管理者在80年代初遭到清洗，此时得以重新回归政府机构，曾经遭到清洗的学者重新回归大学和研究机构并参与政府决策。80年代的政府座右铭是“我们需要的是意识形态上的奉献者”，相比之下，90年代的政府座右铭是“我们需要的是作为意识形态奉献者的专家”。[732]
拉夫桑贾尼被其支持者称作“发展的领航者”。然而，由于激进派和保守派相继占据议会多数席位，拉夫桑贾尼新经济政策的实施面临巨大的阻力，其对于发展所做的承诺即经济自由化纲领的实施处于摇摆的状态，私有化进程十分缓慢。[733]在拉夫桑贾尼的第一个总统任期，施政阻力主要来自激进派占据多数席位的第三届议会。拉夫桑贾尼政府强调经济优先的施政理念，激进派抨击务实派假借发展经济的名义投靠西方世界，指责务实派的经济政策将会使伊朗偏离革命的方向直至丧失政治独立和文化独立。另一方面，激进派的经济目标是改善下层民众生活和提高伊朗的经济独立性，要求政府控制外贸和向富人增加税收，反对去国有化，反对吸引私人投资，反对向国外借贷，反对赤字经济，抨击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资金组织是西方霸权和侵略的工具，指责拉夫桑贾尼政府与国内外富人沆瀣一气，损害被剥夺者利益，背叛伊斯兰革命的初衷。激进派人士穆赫塔沙米在90年代初表示，拉夫桑贾尼并未兑现当选总统时的承诺，富人享有越来越多的福利而穷人的境况甚至不及从前，伊斯兰共和国的经济形势甚至不及一些资本主义国家。激进派人士哈勒哈里表示，巴列维国王的胡韦达首相执政期间，至少物价稳定，而现在的物价每个小时都在上涨。激进派与务实派的对立主要表现为国内政策的严重分歧，而外交政策的分歧则是两大阵营国内政策分歧的延伸。务实派反对口号式的革命政治，强调经济优先的政策，倡导改善国际环境和与西方世界的关系以及缓和与“反动的穆斯林国家”之间的关系。[734](www.xing528.com)
在拉夫桑贾尼的第二个总统任期，随着激进派淡出政坛，保守派占据第四届议会多数席位，务实派与保守派之间的矛盾逐渐加剧。务实派所谓的政策调整尽管局限于经济领域，却成为体现其与保守派政治分歧的重要形式。拉夫桑贾尼的施政理念引发保守派的反对和抵制，后者抨击拉夫桑贾尼政府在意识形态上偏离伊斯兰革命的原则和方向。[735]伊斯兰共和国首任总统巴尼萨德尔曾说：“我们考虑的是如何增加生产，而霍梅尼考虑的是如何提升信仰……同样，拉夫桑贾尼当选总统后，强调经济发展的优先地位，主张经济改革优先于政治改革，致力于推动从政治革命向经济发展的转化，而哈梅内伊却强调捍卫宗教原则和伊斯兰革命的优先地位。”哈梅内伊则表示，如果我们只是迷恋于经济增长而忽略道德提升，我们取得的所有成就都会变得毫无意义。与此同时，务实派主导的政府与保守派控制的议会之间形成对立状态。拉夫桑贾尼政府在1994年制订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由于保守派主导的议会的阻挠，搁置一年无法通过。[736]
霍梅尼去世后初期，拉夫桑贾尼与哈梅内伊尽管不无分歧和矛盾，却不得不相互支持和彼此妥协，共同应对来自左翼的挑战。1984年，哈梅内伊称赞拉夫桑贾尼是“最勇敢、最有智慧的人”，祈求安拉赐福拉夫桑贾尼。1992年议会选举前夕，哈梅内伊明确表达了对拉夫桑贾尼的支持：“以往的历届总统怎能与拉夫桑贾尼相比？ ……以往的历届总统中何人像拉夫桑贾尼那样受到霍梅尼的信任，何人具有像拉夫桑贾尼一样的革命经历？”“拉夫桑贾尼是霍梅尼最亲密的伙伴，是伊斯兰革命的中流砥柱。”1993年拉夫桑贾尼连任总统后，哈梅内伊再次称赞拉夫桑贾尼的品格和作为。另一方面，拉夫桑贾尼表示，自己与哈梅内伊是亲密无间的革命战友，具有长达40年的共同的革命经历，“我认为他（哈梅内伊）是最合适的最高领袖人选，谣言蜚语只是别有用心的人的猜忌”，“现在和过去一样，当离开他的时候，我感到势单力孤，我对他的信任始终在增强”。[737]然而，随着务实派与保守派之间分歧逐渐扩大，拉夫桑贾尼与哈梅内伊的关系悄然改变。拉夫桑贾尼在第一个总统任期内，与哈梅内伊保持合作的关系，寻求最高宗教领袖和宪法监护委员会的支持。1993—1997年的第二个总统任期，哈梅内伊转向支持保守派议长努里一方，拉夫桑贾尼的施政权力受到削弱。[738]1996年第五届议会选举前夕，拉夫桑贾尼结束了与保守派的政治联盟，试图遏制伊朗陷于“最高宗教领袖的独裁”。[739]1996年9月，副总统穆哈杰拉尼呼吁确定国家利益委员会修改宪法第114款，以便拉夫桑贾尼继续竞选下一任总统，遭到最高宗教领袖的否决。[740]
1988—1992年，伊朗进口额从80亿美元上升为230亿美元，4年间累计进口额达到720亿美元，其中40%来自外债。1989年拉夫桑贾尼大选总统时，伊朗外债仅为60亿美元，至第一个总统任期的最后一年即1993年，外债增至300亿美元。偿还外债成为伊朗政府的沉重负担，激进派指责拉夫桑贾尼政府经济战略的实施后果导致外债负担过重、物价持续上涨和通货膨胀率居高不下，而其最大受害者是下层民众。据官方的保守数字，1992—1994年通货膨胀率达到22%。物价指数的上涨，导致骚动指数的上涨……1993年大选，拉夫桑贾尼的支持者提出的竞选口号是：“每一张选票都是射向伊斯兰革命的敌人的子弹”，其对手则反唇相讥：“通货膨胀率的指数是射向愤怒的被剥夺者腹中的子弹”。1994年，拉夫桑贾尼的新政府成立专门机构，负责遏制物价上涨和通货膨胀，司法部颁布严厉措施打击奸商，然而效果不佳。此外，失业率上升，物资短缺，里亚尔贬值，贫富分化凸显。与此同时，包括官员和议员在内的富人生活优越，享受着伊斯兰革命的成果。富者愈富而贫者愈贫，下层民众不满情绪呈上升趋势，批评政府的声音渐大。在被剥夺者看来，伊斯兰革命如果不是背叛了自己，至少是抛弃了自己。政府官员的腐败，加剧了下层民众的不满。保守派阵营的专家会议主席阿亚图拉麦什基尼表示，腐败现象不仅损害国家经济，而且玷污现行体制的尊严。保守派阵营的议长努里表示，腐败行为如不制止，将会直接威胁伊斯兰革命。拉夫桑贾尼在1989年总统大选中的得票率为94.5%，在1993年总统大选中的得票率下降为63%，预示着民众对于拉夫桑贾尼政府经济政策的不满和务实派选民支持率的大幅下降。[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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