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乡村经济运行制度多次变迁及地域差异

中国乡村通过耕地家庭联产承包和耕地保护两项制度实现乡村地区的经济运行管理。

1.经济运行制度体系

中国乡村在面临人地关系和城乡二元结构矛盾的背景下，催生了集体土地所有制基础上均分土地的家庭联产承包制小农户经济，相比人民公社的集体生产，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农产收益完全归于农户，可有效激励农户，大量降低监管成本。同时，国家通过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加强农资生产和优惠供应等方式以及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有效降低了农户的生产和经营成本，增加了农户收益，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基于各地资源禀赋及社会基础，家庭联产承包制度在全国范围的广泛推行衍生出6种实际操作形式^[1]，其中苏南和广东南海基于机械化的集体耕作方式衍生出土地股份合作模式，模糊了农户和地块之间的直接联系，集体的剩余劳动力转移至发展基础较好的乡镇企业，通过工业生产补贴农业生产实现集体经济的繁荣。联产承包制度尽管对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给予了一定程度的保障，但土地的产权仍掌握在由国家控制下的集体组织手中。同时，集体组织为农民提供的技术、信息、物资等作用有限，普遍存在规模不大、实力薄弱、管理制度不健全和稳定性较差等缺陷^[2]，致使农民在多利益群体的博弈中始终缺乏话语权。

耕地保护制度包含土地用途管制、耕地总量平衡、耕地占补平衡、耕地保护目标责任、基本农田保护、土地开发整理复垦以及土地税费等系列制度，是基于国家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的角度设定的，缺乏对农民在承包地上的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引导和控制。其中征用土地制度对农民利益影响最大。

2.经济运行基础变化

乡村治理的经济基础体现在两个方面：(www.xing528.com)

一是社会经济结构。自明清以来中国古代乡村的社会经济结构经历多次变迁，不同地域的变迁强度又有所差异。随着新中国成立以来城乡发展差距的逐步拉大，传统的农耕文化逐渐瓦解或产生变异，乡村经济基础发生变化，直接导致乡村空间结构和管理模式的分异（表1-2）。

表1-2　传统乡村与当代乡村经济基础分异

（续表）

二是社会财富分布。改革开放前，由于宏观的发展环境并未给国家增强其对乡村的整合与控驭能力提供足够的时间和资源，导致乡村财富流入城市，加剧了国家与农民利益的矛盾。改革开放后，城市作为城市化的空间载体，城市和城市居民由于地价升值而成为改革开放后社会财富增加的受益主体，而乡村和乡村居民较少获得社会增值收益，整体呈现人口和智力的流失。早期乡村居民的打工收入大部分回流乡村用于建房，造成资本大量沉淀的同时，由于收入差距悬殊和缺乏建设引导，乡村住宅建设标准、水平千差万别，总体质量不高。当前由于教育基础设施调整等因素的影响，一部分乡村居民根据自己的经济实力在县（市）、镇购房，导致回流乡村的社会财富越来越少，乡村财富严重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