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决定当陪审员时，我曾有过一个小小的疑虑：在法庭上，恐怕将会不可避免地见到我们正常生活中罕见的种种丑恶卑鄙，见的多了，会不会动摇我对世间一切事物的原有概念？一旦发现人们原来是生活在如此尔虞我诈、见利忘义、仇恨虚伪等雾霾之中，我还能对人性，或者说是对人类发展到今天的文明充满信心吗？
转眼当陪审员七年了，现在回过头看，当初的这个疑虑实在幼稚，几年中接触的案子虽没有那种令人震惊的、骇人听闻的要案大案，可在我眼前，社会的光怪陆离已经展示的够充分了，但预想中的那种对人性的失望却没有出现，而我却渐渐学会了用“法制的眼光”衡量事物，对很多问题的思考也不再像以前那样充满感性成分了。
我们老百姓敬畏法律，但不是社会中的所有人都敬畏法律，抑恶扬善，本是法制的功能之一，然而世界熙熙攘攘，总会不断地出各种状况，这也该算是一种常态，用不着大惊小怪，而每当这种情况出现，该保护谁，该惩罚谁，这是法律要认真对待的，在一个理想的情况下，只要法制严明，我们守法百姓的一切自然就会因此有了保障。
几年过去，陪审员这个位置使我对法律而不是对“人性”有了与以往不同的认识。我曾经相信法律是万能的，相信真正做到了法制，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了，可实际上做到这点是多么不容易！虽说几十年没有大的战争，但我国的社会经济飞速发展，人民生活巨大的变迁，客观上很多问题复杂化了，当下的道德观、价值观、经济金融、城乡、官民等矛盾堆砌在一起，给法律带来众多难题。
按说经过七年，已经可以说是资深陪审员了，但我看问题的角度仍与真正的法律工作者存在着差异。我接触的民事案子较多，家庭亲属间的财产分割常作为主线。如一位老人去世了，一直同老人生活在一起的子女常常会目瞪口呆地迎来一大群陌生或半陌生的亲戚：当老人病患缠身时他们是路人，此时却都手捏着什么证明号称有继承权，要求依法分割逝者的遗产。以我的观察，在法庭上，那些最后照顾父母，并给他们送终的孝顺子女一般都比较老实窝囊，而法院最后裁定时也往往只以血缘的远近为依据。站在法律上想，也许只有这样才公正，才有说服力，而且操作起来简单明了。我觉得这种公正让人遗憾又无可奈何，我总想称它是“生物性公正”，是抛开人文因素而偏重基因鉴定，完全由显微镜和试管决定的……
最近有一个案子，银行卡持有者状告银行，他卡中的钱被人在外地一家商户的POS机盗取，而他本人在发觉后立刻报了警，未发现任何过失，这分明就是一桩明显的盗窃诈骗案件，警方受理后，迟迟不能破案，受害人只能起诉银行，要求并无过失的银行承担赔偿责任。在这案子的审理过程中，各方唇枪舌剑，据理力争，责任由谁来承担，几方推来推去，银行顾虑的是一旦开了这个头，以后这类的索赔案件会层出不穷，银行将会成为罪犯的提款机。警方无力破案，认为反正银行有钱，先通过民事纠纷由银行承担受害人的损失。官司由始至终，真正的罪犯却一直被忽略。那个贼伸手了、盗窃了、制造了这个案子，只是因为他“魔高一尺”，掌握了高科技，能算在“能人”之列了，结果就被“网开一面”，放在一边，而各方处心积虑的是责任问题，极力化麻烦为“与我无关”，这是在很多这类纠纷中出现的场景，罪犯攫取不义之财的案件会变成一只球，在那位“能人”之外的几方之间踢来踢去，这现象不禁让人怀疑，在“魔高一尺”之后，那些负责降妖的“道”们有没有压力，你今天施展一番，把责任成功地推出去了，今后“能人”再出手是不是真就与你无关了，你是不是会更加坦然。
还有些案子像天方夜谭般离奇荒诞，故事讲下来，当事人最后都可怜兮兮地成了弱者，在我们讨论这类事儿的时候，大家竟然也在不知不觉中变出个苦瓜脸，真叫乱呀，无解的题我们也答不出。
如一些外地农民阴错阳差地成了上访者，在北京生活了多年，这期间难免做出一些荒唐事，被警方以寻衅滋事罪拘捕，法院审理后会依法判上一两年刑，可“访民”能做到随时变作病危的患者，口吐白沫兼翻白眼，将自己运作成一颗烫手的山芋，于是警方把他送到医院，最终因他在医院为所欲为滋事胡闹，警方再把他送到法院，法院也就只好依法审理后判上几个月刑期，还要缓期执行。至于这患者怎样由一个农民变为访民，又如何成了随时有生命危险的患者，这些似乎没人追究，而任他逍遥自在，享受着为所欲为的特权。我把这也看作是踢皮球的一种形式，不知道在其他国家这类纠纷会不会存在。
听各方面的申诉，会觉得都有各自的难处，再追问下去，就成了可以理解的难言之隐，谁都有一大堆难言之隐，较不得真。我们草民敬畏的法律，习惯将法官看作是青天大老爷，那您就快给个说法吧！可您也是经常举着惊堂木落不下来，莫非您也有难言之隐？(www.xing528.com)
也有为那些被法庭宣布有罪的人惋惜的时候，法庭依法量刑，嫌疑人也确实犯了比较恶性的罪。之所以有些案子每每被提起的时候总是令人唏嘘，就是因为它根本不该发生，而且被告也是不该和犯罪扯上干系的好人，更可叹的是要避免这类案子的发生其实并不需要花多大力气。
初当陪审员时，觉得像开了眼界，原来社会这个机体里竟如此充满躁动，以前怎么就没觉察到这点。我们大多数人长期生活在一个约定俗成的环境里，相互间的交流来往凭情理，偶尔见到有一点小小的异常就会大惊小怪，而在法庭上陪审，你很快就会由最初的惊讶、不解变为“见怪不怪”了。
可这毕竟不是看戏，一个个案子都是在我们周围切实存在的，它们反映的是社会的复杂和它存在的缺陷，而我们也生活在这同一个社会中。这样想了，就不再像开始时那样，觉得这案子精彩，那案子又可气又可笑，到后来，当有些类似的遗憾事情屡屡出现时，你不会再有猎奇的感觉，也再笑不出来了。特别是一些因果关系很琐碎的案子，起因是我们都常见的、挺熟悉的事情，当它发展成一起恶性案件时，我们就不得不想，毛病出在哪里？真正要负责任的该是谁呢？怎样才会让这种事不再发生呢？之所以会有这些疑问，是因为看上去案子中好像没有坏人，原本是一些芝麻绿豆，凑到一块儿就出了事，而且成了恶性的！
张老师就不是坏人，退休后在家当老太太，买买菜，看看电视，还偶尔有学生来探望，生活平淡、幸福。和别的小区一样，张老师住的楼房也开始加装外墙保温层，这应该算是件好事。脚手架搭起来了，工人们吆吆喝喝地干起来了，事情到此也还是正常的。可张老师安静的生活受影响了，工人们在外边大声喊着，敲打着铁管，而且还抽烟，一歇下来几个人一起抽，张老师视觉、听觉、嗅觉都敏感，探出头和工人们说：“你们尽量小点声，也别在人家窗前抽烟，这里住的老年人多，受不了这么闹。”工人们分辩道：“我们要和下边的人说话，隔着十几层楼呢，声小了听不见，没办法，再说我们不过是抽根烟解解乏，又没进您屋里，这儿也不是您家的地方呀，您有意见找我们头儿说去吧。”
张老师忍着吧，只是一肚子气无处宣泄。工人们并不都是很熟练的老手，在高处悬着操作难免会有些失误的时候，张老师发现自家的阳台被砸坏了，这回可以较真儿了，真的去找了，反正时间有的是，找包工头儿，找物业，找居委会，找得自己灰头土脸的也没找着个说法，回去接着忍吧。张老师的不愉快、满肚子火，加上院里坐着同样被施工噪音赶出家的老太太又给她加了几把柴，火气更大，回来就坐家里生闷气，看啥啥不顺眼，挑起孩子的毛病来，絮叨一多，孙子先逆反了，顶嘴、发脾气，最后连带着儿子儿媳也翻了脸：“老看我们烦我们走还不行！”孤家寡人还是不得清静，窗外又敲打起来，张老师放下知识分子架子，什么理智、什么教养，去他的！她拉开窗户冲外面叫喊，结果毫无效果，人家不理睬她，叮当之声更响了。张老师这时整个变成了一个市井老太太，蓬乱着头发，提了把菜刀上了顶层举着，冲下边喊叫着：“再闹，再闹我把你们这些绳子都剁了，摔死你们！”工人们听到了以为开玩笑，没有理睬。于是，在他们的起哄声中悲剧发生了。
庭审中，张老师看着是个很理性的人，即使面对故意杀人的起诉仍挺平静。她讲了她的懊悔，讲了当时的愤怒和无奈，她似乎挺愿意诉说，不在意这些话是否对自己有利，是否能影响判决，只是诉说。但毕竟张老师是为了发泄不满情绪，在明知保护高空悬吊施工工人的安全绳正拴着施工工人的情况下，用刀割断了绳子。这行为侵犯了他人的人身权。虽然由于她意志以外的原因避免了被害人重伤甚至死亡后果的发生，可性质算“故意”，这点已不可改变，一个一生从事教育事业的老师背上了故意杀人的罪名，这种时候，我们向她说些什么好？
法律是公正的，犯罪行为必须受到惩罚。我不该为张老师委屈，只是“惋惜”。我们的社会里确实充满了一些“愤怒和无奈”，作为个体，怎样去对待，应该是个成年人可以把握的问题，但一旦可气的事多了，窝着的火升温了，经不住考验的那部分人就容易触犯法律，而让这类人最后站在法庭的被告席上，其实是件很遗憾的事。
今天，我经常想，如果没有加入陪审员这个行列，我的退休生活会是什么样。参照一下同龄人，他们中很多人推崇的是洒脱、糊涂、养生、快乐，我的选择好像偏离了这些。当终于有了眼下这个条件，轻松的生活就在面前，可望可及时，这一切却对我失去了足够的吸引力。在退休最初的那段兴高采烈的日子里，我尝过人完全放松是什么感受，悟出以前忽视的一些格言中的哲理。所谓幸福其实并不存在一个标准的模式，它不是具体的，只在人的感觉中，因此它是因人而异的。我设想过，凭我的性格，不可能有那种在轻松愉快的生活里长时间享受的耐心，真的身在那样的“福”中，我会很快产生厌倦，产生空虚感，会在由自然醒、菜市场、公园等构成的舒适幸福中渐渐枯萎。当然，我追求的充实、积极、有意义等也是对某种生活的一个“抽象”描述，我不能很清楚地说出它们都表现在哪里，可它们毕竟是可以感觉到的东西。只有感觉到它们的存在，我才会从中品出生活的价值，人才会有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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