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洛合作的发展与毛泽东张闻天合著的《区乡苏维埃怎样工作》

在“博洛矛盾”逐步加深，博古同洛甫的关系逐渐疏远以至发生冲突的同时，毛、洛之间却逐渐接近，以至互相信任，亲密合作起来。

张闻天和毛泽东的关系可以追溯到1920年初。1919年12月，张闻天加入了当时的青年进步组织“少年中国学会”。1920年1月，毛泽东也参加了这个组织。他们两人入会的消息，一起发表在1920年2月出版的《少年中国》第1卷第8期上。以后毛、洛的行踪在《少年中国》上时有披露。由会友这一层关系，他俩早已相互知道对方了。只是毛泽东对“少年中国学会”的活动并不怎么热心，张闻天当时去了国外，^[7]在20世纪20年代两人未曾会面。

1931年2月，张闻天从莫斯科回国以后，在上海期间，对中央苏区和毛泽东的情况时有所闻。那时，从临时中央政治局到苏区中央政治局，总的说来对毛泽东不仅不尊重，而且还排斥打击。张闻天在文章中、在会议上同样采取这种态度。他在1932年4月4日根据中央会议精神写成的那篇批评所谓“党内机会主义动摇”的社论中，否定毛泽东在反“围剿”中创造的“坚壁清野”“诱敌深入”的策略，认为是“深厚的等待主义”。在1932年10月6日政治局常委会讨论中央苏区工作时，博古批评“泽东的观点是保守、退却”，认为“应该做坚决斗争”，张闻天也提到“泽东可调回后方做苏维埃的工作”。这个意见同中共苏区中央局10月上旬宁都会议作出的决定（“泽东同志回后方负中央政府工作的责任”）是一致的。张闻天这些错误主张和做法，是当时“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指导方针下势所必致的。不过，当时他同毛既未共事也无直接冲突，在个人关系上并没有什么嫌隙。

张闻天同毛泽东会面、相识，是在1933年初进入中央苏区之后。

1932年10月下旬，上海团中央机关遭到大破坏，对临时中央构成极大威胁，张闻天再也无法在上海继续从事地下斗争了。到1932年冬，临时中央在上海已无法继续立足。经请示共产国际，得到答复：整个中共中央首脑机关迁入江西中央苏区的首府瑞金。

1932年底，张闻天离开匿居了两个多月的上海跑马厅旁边的摩律斯新村。他头戴礼帽，身穿长袍，化装成一个富商，在一名地下交通员护送下，登上驶向汕头的海轮。抵达汕头后，又坐船到大埔，再由大埔秘密坐船前往福建、广东交界的游击区。上岸后即由武装交通队护送，经上杭，过长汀，顺利到达瑞金。张闻天走的这条线路是从上海到瑞金的一条主要的交通线，多少年一直保持畅通。张闻天到达瑞金是在1933年1月中旬。没过几天，陈云、博古等同志也先后到达。上海临时中央总算安全地撤到了中央苏区。

博古到瑞金后，随即主持召开了一个临时中央同“苏区中央局”合并的会议。出席会议的是“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博古、张闻天、陈云、刘少奇和“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项英、毛泽东、任弼时、邓发。会议决定成立新的中共中央局，推选博古为书记、总负责人。张闻天担任常委兼中央局宣传部部长、中央党报委员会书记。党中央机关设在瑞金下霄区的观音山。办公和住宿都在一个大祠堂里。大祠堂是一座砖木结构的两层楼房，张闻天和博古、陈云、罗迈（李维汉）、吴亮平等都住在这里。

开始，张闻天对毛泽东的思想和才干并不真正了解，关系平常。不久，张分工管理政府工作，同毛接触的机会多起来，对毛也有所了解，并逐渐接近。如上所述，毛、洛二人，在执行“共同抗日三条件”宣言、同十九路军签订协定和支持、援助福建人民政府等重要问题上观点一致，而同博古等人有重大分歧。

毛、洛合作的历史契机是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及其后的人事变动。

六届五中全会后，张闻天在党内的职位没有什么变化，但实际担负的工作有了较大的变动。在六届五中全会上，张闻天被补选为中央委员，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又称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成员、中央党报委员会主任。全会以后，接着举行了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张闻天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相当于总理）。毛泽东只当选连任中央执行委员主席。单从表面上看，似乎张闻天得到了重用。然而，身处党内高层矛盾旋涡中的张闻天，却已经比以前“更明显的感觉”到，这是一种极为巧妙的“排挤”。他后来回顾这段历史时写道：“由于这些矛盾的发展，博古开始排挤我。五中全会后，我被派往中央政府工作，就是把我从中央排挤出去的具体步骤。”“派我担任人民委员会工作，对于李德、博古同志说来，是‘一箭双雕’的妙计。一方面可以把我从中央排挤出去，另方面又可以把毛泽东同志从中央政府排挤出去。”^[8]在行动上，张闻天当然服从中央集体的决定。这样，从1934年2月起，张闻天的办公地点和住处，从党中央所在地观音山搬到了沙洲坝，同毛泽东在一处办公，住处也紧靠在一起。

张闻天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后，并没有按照博古等人排斥毛泽东的意图去做。相反，他采取同毛泽东合作，尊重毛泽东的态度。洛就职以后，同毛长谈了好几次，倾听毛移交工作的意见。主持人民委员会开会时，总是请毛参加和指导。经济工作本来是毛管的，洛接任以后，还是让国民经济部部长吴亮平经常向毛汇报和请示；毛仍然参与经济方面重大问题的决策。这样，毛、洛关系不仅没有趋向紧张，反而更加密切起来。

从以下几件具有标志性的大事，可以清楚地看到“毛洛合作”发展的进程，以及毛、洛之间的关系到长征出发之际达到了何等亲密的程度。(www.xing528.com)

洛发表毛的调查报告，并与毛合著《区乡苏维埃怎样工作》一书。

1934年1月至2月，洛甫（张闻天）在他主编的刊物《斗争》上分六期连载毛泽东的两个农村调查报告：《兴国长冈乡的苏维埃工作》和《上杭才溪乡的苏维埃工作》。这是两个调查报告的首次发表。不仅如此，洛还效法毛的办法，研究基层苏维埃的工作。1934年4月，标明“张闻天、毛泽东合著”的《区乡苏维埃怎样工作》一书出版。这是毛的《乡苏维埃怎样工作》和洛的《区苏维埃怎样工作》的合集。这本书的出版，可以看作是“毛洛合作”的一个标志。

在广昌战役问题上，毛、洛一致采取反对态度。

前面已经提到，在博古、李德准备组织广昌战役时，毛、洛一致反对；在广昌战役失败后，博、洛在军委会上激烈争论，毛是支持洛的。广昌战役问题上的分歧或一致，使得“博洛矛盾”又加深一层，而“毛洛合作”则前进一步。

长征出发前，毛、洛两人在云山古寺坦诚交谈。

1934年8月1日，敌机轰炸瑞金。此后，党中央迁云石山，军委迁梅坑。毛、洛的住处都搬到瑞金城西云石山上的一座小庙——云山古寺里。一侧厢房住毛泽东、贺子珍一家，另一侧厢房就是洛甫的房间。两人朝夕相处，感情融洽，生活上也相互关心。1934年9月毛在于都得了恶性疟疾，高烧不止。赣南省委给洛甫打电话求助，洛立即派中央政府红色医院院长傅连暲星夜赶去诊治。

长征出发前，毛、洛两人之所以能倾心交谈，其根本原因，是他们在不少重大问题上看法比较一致，在党内生活中有共同的遭遇和感受。

广昌战役失败后军委会上那场争论之后，1934年7月上旬，博古、李德又采取了一个“排挤”洛甫的部署：派洛甫到闽赣省巡视工作。其实，在这之前，项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在闽赣省已经做了较长时间的巡视检查，刚刚回到瑞金，完全没有必要再派一个高层领导同志前往。所谓去闽赣“巡视”云云，完全是博古他们把洛甫从政府领导岗位上调开的一个由头。

洛甫服从决定，7月上旬即赴闽赣，巡视工作进行了四五十天，到8月下旬才返回瑞金。这时，洛甫实际上已经被剥夺了参与最高决策的权力。红军战略转移前的准备工作以及所有高级干部的去留，都已由“最高三人团”决定。洛甫只是依照“最高三人团”的通知行事。在组织人事方面，洛甫有权能做的事，只是按他们规定的中央政府随军转移的中级干部名额提出名单，交“最高三人团”批准。至于高级干部，则一律由“最高三人团”决定，当时担任教育人民委员的瞿秋白，被“最高三人团”列入“留”的高级干部名单之中。瞿秋白向人民委员会主席洛甫表示希望“走”。洛甫深表同情，随即向博古陈情。博古没有一点商量余地，硬是以病弱为由把瞿秋白留了下来。洛甫在延安整风时写的自传中谈到此事，说当时感觉到自己“已经处于无权的地位”，“心里很不满意”。^[9]

洛甫此时的这种感受，在毛泽东的心里早已郁积多年。从赣南会议（1931年）到宁都会议（1932年），到六届五中全会（1934年），毛泽东一再受到排挤打击。毛泽东当时在党内的境遇比洛甫差得多。毛泽东从于都回到瑞金已经是10月初了。

这时，洛甫和毛泽东都住在云山古寺。眼看反“围剿”战争节节失利，现在又不得不离开这块血汗浇灌的红色土地，他俩心中都充满抑郁、愤懑之情。有一天，毛、洛二人坐在住处前黄桷树下的石凳子上聊起天来。洛向毛倾吐了心中的不快、不满。毛、洛之间这次坦诚的交谈，使他们的关系，在踏上长征征途的前夕，进入了一个称得上是战友的全新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