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公元前221年秦完成统一之后，秦的半两钱注定会成为除了黄金(但它并不被铸造成硬币的形式。见下文的第4.2节)之外唯一合法的货币。不可避免地，仍有不同的大小和重量的硬币继续流通，而且甚至半两钱硬币本身在这些方面也有变化，通常是减少其重量。[26]这可以很好地反映秦国在公元前3世纪接管它的竞争对手的巨大金融财政运作:从比较的视角来看，假如在后来的秦帝国面临着大规模的军事挑战的历史社会中避免了某种程度的贬值，那是真的非常了不起的。这一过程需要更多的研究来阐明。[27]假如一些严重短斤少两的半两钱发行实际上与秦始皇帝短命的继承者有关，[28]这将会是帝国时期几种驱动危机的原因中最重要的一个。
当汉朝继起后，金—铜系统被保留了下来。一般而言，我们可以看到从秦到汉代前期强烈的连续性。[29]由于秦的钱币被认为“过重”(例如过于稀有)且“难于实用”(无论这意味着什么)，汉代的第一位皇帝允许——或者至少没有否决此权利——他的臣民自己铸造硬币。[30]降至公元前110年代，一大批造币厂广泛建立:帝国宫廷、王子个人、诸侯王、私人合作组织等都在为整体的硬币供给助力。当时为硬币的重量给出了一个很宽泛的重量标准(据下文关于公元前175年情况的讨论)，硬币的重量(以及根据其金属价值的使用)可以推定为已经常态化了。有可能记载中这个时期的通货膨胀是因为发行面值高于其价值的过轻的硬币，而非囤积货币[31]。这其中的关联将在后文中进行讨论。
以《史记》和《汉书》为代表的传统史家记载了汉代前期统治者一系列的货币举措。对这些描述与相关的考古学证据的匹配的尝试的结果，受限于这一时期文献文学中心的叙事方式，以至于很难分析出与之相关的实物材料。[32]更重要的是，硬币生产分散自然不利于过于集中地分类。
如此一来，文献中声称当公元前186年时，一种含有传统半两铭文(这名义上有十二铢重)的八铢钱(八铢半两，理论上约5.2克)发行了，它对已有的实践并没有造成的重大突破:毕竟，许多秦代的半两钱事实上已经达到了这个重量标准。[33]我们还可以从文献中知道，四年之后一种五分钱(直径五分或1.18厘米)出现了。[34]因为前者禁止私人铸币的禁令在公元前175年颁布了，有可能这些币制改革就是伴随这些法令而生的。[35]如果推测无误，这其中可能包含了一种强抑制通货膨胀的尝试。此乃通过加强政府控制或者通过获取1/3的铸币税以迫使人们加接受用八铢钱充作十二铢价值使用。
在公元前175年开始禁止私人铸币之时，汉文帝引入了一种四铢钱(四铢半两)。[36]这种硬币同样也被当作半两，意味着它的面值高达其实际金属价值的三倍。这样一来，汉代建立以来的30多年间，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官方逐渐使得硬币贬值的过程，想来这应该是为了使得货币的面值趋向它们事实上的重量。半两钱从原先秦代以12铢为标准(这基本上只是个幻想)这种仅仅是偶尔才能通过政府权力施压稍加接近的状态，过渡到更加现实的以八铢以及后来的四铢作为标准。[37]类比罗马帝国从3世纪以后的类似事件(见下文第6.1节)，这种改革最好被理解为一种赶上通货膨胀带来的损失的尝试。这种通胀的原因也在于向下调整硬币的官方重量标准使得铸币过轻。
在同一年，即公元前175年，后来的《汉书》中保留了一段贾谊的记述，涉及到国家对造币的垄断重新开启。[38]这段记载为我们理解汉代早期货币系统的运作方式提供了重要依据。其中谈到了对在青铜合金中掺杂铅和铁来贬低硬币价值的个人严厉的惩罚(脸上纹身)，但指出允许某种程度的贬值，以激励私人个人制造硬币应放在第一位。由于私人铸币的复苏，这种犯罪据说大大增生，并且私人硬币生产已合法化，以至于很多人放弃了其他的职业来铸造硬币。[39]然而缺乏国家垄断也被看作是造成不良后果的另一个原因:“民用钱，郡县不同:或用轻钱，百加若干;或用重钱，平称不受。法钱不立，吏急而壹之虖，则大为烦苛，而力不能胜;纵而弗呵虖，则市肆异用，钱文大乱。”官方的重量标准被忽略，诚如作者所言，官员不能简单地任意强加他们可能不希望执行的兑换率。这段文字意义在于用实际状况取代了官方申明，断然否定了使用者惯于接受硬币的票面价值的认识。更确切地说，钱币实际上的交换价值由它的重量所决定——这也就是(假定的)金属价值(在不掺假的情况下)——而钱币的使用者根据钱币的重量来调整对不同品质硬币票面价值的预估。这创造了标称值和价格和“真正的”交换值之间的差距。
现代研究者可能会期望这个问题在一个长时段内由于格雷欣法则(Greshams Law)而有所减轻:轻的硬币应该会驱使较重的那些退出流通，导致后者能够根据更低的标准来重铸以获益。然而，贾谊看起来更关注惩罚如此多的造假币者的必要性，而不是货币供应量本身所引起的困境。在公元前1世纪的《盐铁论》中有一段对话将硬币的重量与毫无市场经验的农民相联系，他们对旧币更有信心而对新币持怀疑态度，并且不能辨别真伪，由此被商人以坏钱换好钱，用一半的钱换取了两倍的收入。[40]这种观点针对严重的质量问题引起流通中货币贬值，特别是文献中所反映的区域间支离破碎的货币系统，这有赖于公元前1世纪制造大量硬币以达到帝国范围内币制的协调和统一。进而钱币使用逐步扩张驱使农业领域的税收开始货币化税收。在这种情况下，知识渊博的中介机构在能够很好地凭借其优势操纵货币交换。贾谊对此提出的解决方案非常极端(而且被拒绝了)——国家不仅应该垄断钱币生产，而且还应该垄断铜本身。仅仅垄断铸币而不切断铜矿的供应被认为不够充分，因为它会导致(非法的)私人硬币生产利益增加而致使(合法)硬币短缺:“令禁铸钱，则钱必重。重则其利深，盗铸如云而起，弃市之罪又不足以禁矣!奸数不胜而法禁数溃，铜使之然也。故铜布于天下，其为祸博矣。”基于他在汉代早期的尊贵地位，贾谊也无法或不愿考虑其他选择，诸如大量增加公共的货币供应量以避免通货紧缩，引入精确标准化铸币等技术来有效地提高伪造成本——或者，换句话说，那些来自公元前110年代以前的解决办法。
强力政府掌控货币供应被认为可以带来各种好处，诸如统治者可以有能力通过增加或减少货币供应量来调整价格，[41]同时增加交换媒介的信用水平:“故统一则民不二也币由上则下不疑也。”[42]政治方面同样值得关注。允许民众铸钱也就意味着君主与之分享权威:“其势不可久。”[43]这不仅仅是一个抽象的问题，相反，在公元前2世纪的第二个十五年中已经有了明确的记录，诸侯王之一的吴王“以诸侯即山铸钱，富埒天子，后卒叛逆”[44]。这段简短的记载指的是公元前154年所谓的“七国之乱”，当时削藩的主张使得处于汉朝东南部的强大地方诸侯国联合起来对抗中央政府。[45]然而尽管私人铸币存在如此之多的潜在弊端，这个传统仍旧持续到了汉武帝(公元前140—前87年)统治的时期。
在汉武帝即位后的四年，也就是自公元前140到前136年，武帝首先推行了一种更低的三铢标准，而明确地将硬币的面值改回公元前175年那种四铢半两钱的状态。[46]这个举措的出现的背景尚不明了。一个很晚以后的材料(年代大约在13世纪以后)声称这些三铢钱的使用比按照四铢标准铸造的要多得多，[47]这种假定面值与价值相统一的情况与格雷欣法则相一致。后续的改革在公元前110年代开始推行，此时政府面对大量与战争相关的开支。汉武帝此时已经在打击匈奴上采取了攻击性的策略，故此需要提振政府的收入，[48]四铢半两钱被废止并融毁，代之以一种由政府铸造三铢钱，这个措施持续了1—5年。其可能的动机是进一步降低货币的实际价值与面值的差距。[49]然而，到了公元前118年，汉武帝引入了一个五铢的标准(五铢约3.2—3.3克)，邀请郡守、诸侯共同按照这个新的更高的标准铸造硬币(郡国五铢)。这是否能够刺激他们遵照执行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尤其是在更轻的货币持续流通，甚至仍在铸造的情况下。不幸的是，由于现有资料缺乏一些关键点的记载，致使这些变化的精确年代仍然不甚明朗。
即便如此，看起来有可能存在多种方式，公元前119—前118年的改革旨在通过操控货币系统增加政府收入以供军事活动所需。这个解说亦可为下面一则史事所支撑:据记载，与此同时国家也引入了叫作“白金”和“皮币”的新式非铜质辅币，来减少国家的财政赤字，[50]后者的形态似乎已经相当简单明地彰显了本小利大的计划，旨在增加帝国统治阶级在政府盈余中所占的份额。用帝王园林中的白鹿皮革制成，一呎见方的皮币价格约为400000单位的现金，并作为赏赐发放给觐见于王廷，且希望能够带回价值不菲的赏赐物的贵族们。按此，“皮币”对当时一般货币体系不会有任何显著的影响。“白金”据推测是中国最早铸造的银币的名称。它由银和锡的合金制成，主要有种，圆形的“龙”币重量8两(约125克)，价值3000货币单位(即3000四铢钱)、方形的“马”币价值500货币单位，椭圆形的“龟”硬币为300货币单位的价值。然而，实际上其中并没有含有多少银，考古发现的圆形的“龙”币所含的要么是铜，要么是铅和锡。[51]这说明这些型制的钱币被视为纯粹象征性的发行物。这与近乎夸张的对其结果的记录相吻合，新发行的货币引起了异常大规模地伪造:“数十万”的人因被认为参与伪造而被处死，还有“赦自出者百余万人”，但“犯法者众，吏不能尽诛”。[52]由于造成了这些后果，“白金”因此在不久以后就被废止了，其年代约为公元前117、115抑或113年。[53]尽管可能存在大量夸张的记述，这则故事中亦包含了一个重要的实情:发行辅币会造成大量的伪造行为。然而，更有可能“白金”的负面影响即便可以忽略不计，但与此同时，亦以很夸张的方式提到了大量其他形式的辅币的失败，就像一种圆形红色的铜币(赤仄)。[54]
不出所料，新的五铢钱被由重量不足的民众“盗铸”钱所冲蚀。[55]作为回应，在公元前115年中央政府发布了它自己的五铢钱，价值约为以前郡国五铢的5倍，名曰“赤仄”。但是这个措施的精确用意模糊不清，[56]文献记载中显示出这与某种安全特性有关，以此来防止这些货币被伪造。当局显然意识到创制一种辅币的会大大增加伪造的诱因，并设法防止这种情况发生。而且，其基本的目的——以更高估值的货币取代现有的金属硬币，以支撑的帝国的预算——大概是确定无疑的:因为当时规定“赋官用非赤仄不得行”，而且只有政府能够制造，现有全金属硬币将不得不移交给当局(用于重熔铸成面值更高的钱币)换取新辅币。然而，“其后二岁，赤仄钱贱，民巧法用之，不便，又废”[57]。我们只能猜测人们的“巧法”包含的技术要么涉及仿制这些硬币的方法，或者是他们继续坚持按照这些硬币的实际金属价值来进行交换活动。(www.xing528.com)
与此同时，中央政府于公元前117年新设了对盐铁的垄断，这可能会为政府增加足够多的收入，足以允许国家中止发行辅币等相关失败的举措。[58]可能是在公元前113年，各个郡国的硬币生产已经被禁止了。到了公元前112年，政府对铸币的垄断最终得以实现。从此以后，法定货币或辅币都由位于国都长安的中央造币厂铸造，所有早先的硬币都禁止流通——至少在理论上是如此。从那时起，货币体系开始稳定，而有关造伪的记载数量降至新低。总结来说，在此发展中有几个重要因素如下:废除公开发行的代币以减少造伪的诱因;通过中央造币遏制欺诈，并发行具有公信力的官方货币;通过提升造币技术使得伪造货币的犯罪行为的成本提高。青铜模具被用于制造数量巨大的标准化粘土模具，以之浇铸高度统一的硬币，这使得硬币具有了浮雕式的，而且光滑无比的边缘。[59]一点大量的这类货币置于流通，工艺一般的假币在交易中就很容易被拒绝，而制造较为逼真的假币变得非常困难且成本高昂。
而将现有的硬币全部撤出一直难以实现，中央政府最终成功地施加一个统一的标准，将输出的硬币的标准提高到极高的水平。在公元前112年到公元1世纪的头几年，政府制造了超过280亿的五铢钱，[60]这意味着每年产出230000000(或曰750吨的金属)，亦即每秒生产7—8枚硬币。[61]正是在这一时期，汉朝辽阔的幅员的大部分地区实现了货币统一。虽然可用材料稀少，但在公元前1世纪的大部分时候价格似乎都保持了稳定的价格水平。这个系统需要中央造币厂有良好的财政纪律，对税收要求的变化有极高的敏感度:有赖于武帝朝以后匈奴部族重回朝贡系统，政府飙升的资金需求不持续，由此缩减了货币贬值(并因此触发假冒和通货膨胀)的诱因:虽然硬币平均重量在此期间仍在稳步下降，然而官方只是非常缓慢和逐渐地推动这一进程。[62]因此，尽管(意识形态驱使)儒家抱怨中央造币厂的渎职、无能——吏匠侵利，或不中式，故有薄厚轻重。[63]——按这项安排确保了稳定性，只要帝国的预算本身达到了相当好的平衡状态。
王莽篡权期间(公元6/9—23年)，这种平衡被打破了。他寻求建立自己的新王朝来取代汉朝。[64]国内的反抗和与外族的冲突加剧了财政需求，然而动乱干扰了税收征敛。这导致了在公元7到14年这么短的时间内出现了一连串令人困惑的复杂的货币改革。这些改革都围绕着引入不同程度被高估价值的新辅币而展开。[65]
第一次改革发生在王莽摄政时的公元7年，它创设了三种新的票面金额:其一是大钱，这是一种12铢重的硬币，票面价值为汉代五铢钱的50倍(即被高估了21倍)。其二是重约16—17克的刀币(这是蓄意复兴汉代以前的一种币形)，它的价值为500汉代五铢钱(即被高估了100倍);亦有28—29克重价值为5000汉代五铢钱(即如果不算其所镶嵌的微不足道的黄金的话，被高估了约560倍于其本身的价值)。[66]这与单位价值为1的汉代五铢钱共存。私人拥有黄金是不合法的，人们需要把它们送到财政部门去换取现金。发行新的大面额辅币的目的可能是为了低成本地吸收私人黄金。我们不禁怀疑这个规定在何种程度上可以执行;然而，王莽统治后期庞大的黄金库存的报告(见下文第4.2节)似乎说明政府这种努力不是完全失败的，尽管对新的代币的实施而言强迫有可能是比信心更重要的因素。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被告知，辅币的发行与假冒激增相伴随。[67]王莽在公元9年即位后，废除五铢钱和自己发行的刀币。前者被单价1元的一铢钱替代(即相当于到那时禁止流通汉五铢钱面值，因此被高估了5倍)。大钱仍然流通。当超过其本身价值的刀币完成了将金条廉价地收入国库的使命之后，这项改革就被废止了，[68]转而代之以更低面值的代币，用于更广泛的区域，其后果是保证了新的收入渠道。[69]为了遏制假冒，禁止私人拥有铜或木炭，[70]但国家几乎没有强制执行禁诛的可能。新的一铢钱遇到了意料之中的回应:由于新币最小化的内在价值，需要大量提供以杜绝人们继续使用的汉五铢钱。[71]结果，新币最终无法流通。[72]汉代钱币的囤积者将被流放到边疆，大量造假者收到严厉的惩罚。[73]到了公元10年，为了准备对匈奴的大规模战争促使新一轮货币改革。通过创建一个极其复杂的一般由28个不同的种类且极端被高估的硬币的新系统，国家似乎是要在战争前夕寻求增加收入。新系统由标定价值的金银锭、龟壳、贝壳，和16种不同的铜钱(6种圆形的10种铲形的)组成。在过去一年，基本单位是1的硬币一块重量仅为1铢，但价值相当于停用的汉五铢钱。过高的估值与硬币的面值相伴随而上升:从10个重3铢的圆形硬币的1567%涨至惊人的1000枚24铢铲币的20733%。[74]这说明价值最高的铲币(相当于1000元)存在的数量远远比其他九种币形都多，因为政府特别重视最被高估的面额，或因为造假者使然。
这次改革成功与否并不明确。一方面，后汉文献表明私人用户拒绝了大多数的这些新的货币且伪造很普遍。这个细节说明了一个悖论:新辅币并不会被不广泛地拒绝，并在同一时间给造假者带来了利润。[75]事实上，在几年时间里价值1000元的铲币、5元的大钱、1元的小钱以及汉五铢钱并行流通。(不过，前一个世纪大量五铢钱进入流通领域使得汉代货币在短命的新莽王朝主导经济这一点几乎毋庸置疑。)而后，《汉书》描绘了一幅为了强势推动新的硬币发行而采取严厉的措施的血淋淋的画面:不仅是造假者的家庭要族诛，而且五个邻近的家庭要连坐被奴役。[76]据说旅行者需要携带铲币并且会在路障被检查。所有王室官员进宫时都必须携带它们。从表面上看，这种需要怪异的胁迫手段的货币制度显然注定要失败。然而，众所周知的是，后汉恢复起来的史学传统对王莽的政权存在着敌视，因此我们必须明确这些描述中存在者巨大的歪曲。[77]更有甚者，即使这些法规的确已经通过了，目前尚不清楚它们可能在何种程度上曾经被强制执行。然而，即使我们对班固所述的更耸人听闻的细节打上折扣，新货币中所继承下来的价值被高估的极端水平意味着这些改革先天地很少有能够成功前景。迅速变化的步伐进一步破坏了对新币制的信任。
此后不久，王莽，据称意识到“民众怨恨他的安排”，故此暂时取消了最新推出的衡量单位，并保留仅1元和50元的流通硬币。[78]我们只能推测他的臣民随后会疏远被高估的硬币并用之以交税(按其票面价值)。当收到硬币的面值不能在私人交易中被接受，这些收到其工资的一半现金的政府官员会觉得很苦恼。在公元14年，这两种代币也被废止了，取而代之的是重五铢价值1元的货泉(即，本质上是汉代的旧五铢钱)，以及一种信用发行的25铢铲币(货泉)，它标价25元，价值被高估了5倍。他保留了1铢币只是为了作为法定的计数货币单位，而12铢50元的大钱则在接下来的6年间成为流通货币，价值则降低为1元。后一项规定是特别奇怪，它低估了硬币相对于其的金属价格的价值。其结果是，两种票面金额的硬币都将要回炉和改制，以制造仿冒的25元的布币。随着公元13年私有铜和木炭的不切实际的禁令已被取消，以及公元14年对造假的惩罚显著减少，违法生产新铲币大概在这种货币整个流通时期都有持续。作为回应，罚则再次提出，让所有的罪魁祸首及其五个邻近家庭被奴役(在长安造币厂)。[79]
因为我们缺乏这一时期的价格数据，不可能确定连续几波的辅币是否抬高了市场价格，虽然据记载王莽统治晚期的几年中稻米和谷物的价格极高(尽管可能象征性的和/或故意虚报)。[80]足量的汉代硬币已经可以保持新莽朝以前的物价水平。在这种情况下，1铢币价值1元可以用作为事实上的分币，5枚相当于一个五铢钱，避免的面额较大带来的问题。然而，在尽可能多地使用更高面值的新硬币的过程中，政府能够强制接受信用发行的硬币，它们的存在应该会造成通货膨胀的影响。大量留存至今的王莽时期流通货币的标准和武帝时期难以捉摸的“白金”一样，甚至在它们流通的很短时期内也很难被其使用者完全兼容使用。连续发行货币的后果对于拥有高面额但后来急剧丧失其价值的辅币的精英而言尤为严重。产生的后果不应该是完全无意的，王莽试图借此换取青铜代币积累贵金属储备，并且更大的目的是削弱现有的贵族，以便有利于他自己的支持者。[81]就像公元前110年代早期，辅币实验未能对财政产生持久的好处，而且在普通人群中遇到了普遍的抵制，并且伪造大量增加。与此同时，短期的财政和政治收益可能确实有累积至新的政权。即便如此，长期货币稳定取决于西汉末年回归到更加的金属化(metallistic)造币系统。
公元25年以后，汉代的重建者刘秀继续使用功能上等同于前汉五铢钱的重5铢的货泉。[82]五铢钱在农政官的掌控下的生产最终恢复于公元40年。[83]但没有关于东汉时期制造数量的记载。谷物价格回归到公元1世纪中叶的水平标志着货币系统的稳定。[84]到了公元2世纪，对西部羌人的激烈战争造成了非同寻常的军事开支:公元2世纪早期14年的战争消耗了240亿现金，几乎等同于西汉以往120年产出的货币总值。接下来又在公元140—145年花费了80亿，进而在公元160年代后期花费了44亿。[85]再一次地，军事需求促使要求通过“巨额硬币”贬值货币，但这一次，在汉桓帝在位期间(公元147—168年)，政府抵制了这类计划。[86]取而代之的是，政府在100元为单位的基础上发展出了一个所谓“减百”的系统，这个单位实际上只需要使用少于100的硬币。[87]在以后的时期，中国历史上的这种账目弄虚作假变得更为常见。[88]地方问题最终在汉灵帝时期(公元168—189年)再度出现。这个过程中，与中央政权的日益侵蚀相伴随，促成了货币重量的明显下降。[89]
尽管五铢钱传统据称在北方地区的后继者魏国(公元221—280年)那里被保持了下来，但在统一帝国瓦解之后，再没有切实且可辨识的标本保存下来。[90]与之相反，另外两个帝国，蜀汉和吴国，各自经历了货币制度的迅速恶化。公元236年，吴国发行了价值500元的大泉(大泉五百)，接着在两年以后又发行了面额1000的货币(大泉当千)。甚至到了公元240年代还有面值被高估到2000和5000的代币。[91]我们只能猜测票面价值的增加背后的推手是加速的通货膨胀和得不到满足的财政需求。公元246年，国家一总禁止了货币生产和顶级面额钱币的流通。[92]这些事态发展再一次说明了制造纯粹代币的不可行性。根据文献记载，早期公元214年，在后来蜀汉的疆域内，已经铸造了面值100的代币。然而，现已证明很难将既存的标本与这个传统挂起钩来，尽管一直有记载说该区域发行的货币的重量逐渐下降。[93]晋朝(公元280—317年)的特征是缺乏新的货币:这个时期窖藏的遗存主要包括汉代、新莽和蜀汉的货币。[94]公元4—5世纪，丝绸和其他纺织品与谷物一样都可作为具有交换媒介作用和贮藏价值的东西，同时汉五铢钱仍在流通。像往常一样，偶尔发行的代币总是归于失败。[95]稳定的货币仅仅在唐代前期伴随着公元621年开元通宝的引入短暂地出现了一段时间。每10枚银币重唐制1两(41克)，它恢复了汉代基于明确衡量标准的发行货币的传统。不过，通货膨胀的压力很快就恢复了:公元732年，标准在面对干预的货币重量损失的时候，不得不用一项法律来再强加原来的4.1g标准。一开始，官方把硬币的合金比例固定为由83.5%的铜组成。(参加下文第8节。)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发行的硬币的重量和成分根据国家的公共政策和铜的产量持续变化。[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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