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近年来国际投资仲裁裁决的不确定性也备受争议。不同的仲裁庭对同一协定中的相同规定给出不同的合法解释，对于涉及相同事实甚至相同当事人的投资争端案件，不同的仲裁庭作出不同的裁决，仲裁裁决不一致，甚至互相矛盾。对条款解释的不一致导致主要协定含义的不确定性以及将来如何理解协定缺乏预测性，仲裁裁决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预见性使得投资者无法对自己的投资作出合理的预期，也影响了东道国对公共政策行使主权管制权后果的判断，阻碍了一国的劳工权保护等可持续发展政策的实施。即使在同一体制和程序框架下，因为每个案例都有自己的具体情况：或强调对先例的尊重，或注重对不同法理理念的不同理解，加上缺乏先例的指导，这成为仲裁裁决不一致性和法律不确定性的重要根源，另外，仲裁员专业知识的不均衡和国家审查的缺乏也对其产生了影响。
还是以阿根廷系列案件来说明。20世纪90年代末，阿根廷国内爆发了一系列经济危机。面对国内发生的重大突发事件，2002年1月，阿根廷通过法令采取了一系列管制措施。美国投资者CMS公司和LG＆E公司都受到了上述措施的负面影响，均以阿根廷的有关措施构成了征收并违反了公平与公正待遇标准为由分别向ICSID提起仲裁。在这两个案件中，阿根廷都提出了危急情况抗辩，并认为其遭受的经济危机属于《协定》第11条规定的重大危机情况，阿根廷政府是在面临重大危机下采取的措施。然而，在CMS案与LG＆E案案情几乎一模一样，甚至两案均有Francisco Rezek担任仲裁员的情况下，两案临时仲裁庭却对危急情况的认定截然相反。CMS案仲裁庭认为，尽管阿根廷的危机很严重，但是并没有令经济和社会完全崩溃。[40]于是，仲裁庭支持了CMS公司的诉求；LG＆E案仲裁庭针对阿根廷提出的危急情况抗辩，却认定阿根廷的经济危机已经达到灾难性的程度，阿根廷政局的严重性可以与受到军事袭击相当。因此仲裁庭认为阿根廷的根本利益受到损害，[41]从而作出了有利于阿根廷政府的裁决。(www.xing528.com)
国际投资仲裁裁决的不一致性带来了诸多不利后果。一方面，它影响了东道国对自身在投资协定下所承担义务的预期判断，严重损害了投资者根据投资协定所能保护的利益；另一方面，国际仲裁裁决的不确定性，损害了投资协定应有的严肃性和确定性，更难以对未来的国际投资仲裁实践进行稳健的先例指引。正如美国学者克里斯托弗·布鲁莫尔指出的那样，临时性仲裁庭的裁决前后不一、变化多端，对投资协定下的实体法义务作出了不同的解释，这样做的恶劣后果就是：对于自己在协定下所承担的义务，东道国对此义务的性质和范围没有明确的认识。因此，国际投资仲裁裁决的不一致性，影响了主权国家对自己主权行为在国际法上之合法性的判断，进而限制了国家主权对外资监管的正当行使。[42]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