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与艺术的关系：深度探析，引领人类命运

Chapter 2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cience and art

①

本章必将招致专业文学工作者的轻蔑。在美国存在着一种偏见，即专家们不应该越过他们自己的“围场”（领域），不管他们多么有兴趣越过围栏去看看外面的世界。然而，文学批评家总是对科学说三道四，发表诸如“科学不应该受到盲目的追捧”之类的观点。由于我们对文学知之甚少，就如同那些文人雅士对科学的了解少之又少一样，所以请允许我们斗胆执笔，心中暗自希望埃德蒙·威尔逊（Edmund Wilson）、范·威克·布鲁克斯（Van Wyck Brooks）、芒福德（Mumford）以及马克斯·伊斯曼（Max Eastman）等年轻一代的作家在未到中年之前，不要阅读本书的这一部分。

生物学家现在的处境异常艰难，他们不能像化学家经常做的那样，将单个的化学反应分割开来，然后逐一展开研究；他们也不能像物理学家那样，利用数学预测来指导自己的实验；生物学家只能在大自然设置的条件下开展工作，他们要么接受这一挑战，要么彻底改行。

生物学家知道，物理化学分析无法为生命过程提供最后的线索，也知道“生机论”和“新生机论”与无法定论的神学大同小异，而神学的诞生，不过是出于对“机械论”^[1]的绝望和无助。于是，坚韧的生物学家艰难地行进，诚实地将经验观测结果积累起来。他们可能从这一事实中获得一定的满足：自己正在贡献着一点一滴的力量，从而将生机论的模糊性降到最低。正如法国哲学家柏格森（Bergson）所言：“非常短的一段曲线，看上去是一条直线，曲线越短，就越接近直线。因此，同样地，‘生机’在任何一点上都与物理和化学力量相切。在现实中，如同曲线是由直线组成的一样，生命也是由物理化学元素组成的。”生物学家不断地切分“生机”这条曲线，他们十分清楚人类可以无限接近，却永远达不到完全理解的“极限值”。此外，当开始着手解决一个问题的时候，他们知道在向一个目标挺进之前，必须先后退一步，对组成这一复杂体系的单个元素进行分析。

如上所述的困难形成了一种思维习惯，阻碍了我们目前的创作任务。在创作这部斑疹伤寒的传记时，我们怀着一种无所顾忌的自信——在研究一个实验对象的时候，这种自信是必不可少的。起初，我们打算采用传记写作的一般方法，然后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人们要以研究疾病为职业呢？当我们认为自己的准备工作做得十分到位时，我们的文学友人再次半路杀出，给我们当头浇了一盆冷水。

他说：“一个人怎么能穷尽一生培养细菌；为豚鼠、兔子、老鼠、马和猴子接种；在流行病学研究中发表关于世界上肮脏角落的文章；在陌生的地窖里抓老鼠；消毒、灭虱、杀虫；整天面对各种各样的皮肤病，对着人类或动物的咽喉或是其他器官仔细观看；繁殖虱子、臭虫、跳蚤和蜱虫；检查痰液、血液、尿液、粪便、奶水、口水和污水。”他继续说道：“这个人既不算是科学家，又不算是艺术家，他又如何企图完成一项连科学家和艺术家都无力胜任的任务呢？即使你们对内幕传记作家和拉伯雷式的弗洛伊德派批评家有偏见，也无可厚非，但他们较之文学科学独立主义运动，也不过是半斤八两。你们想要成为纽约无处不在、无所不能的柯林斯医生吗？”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要努力！”我们回应道。

“看看那些因涉猎艺术，而使自己丑态毕现的中年科学家吧。去读一读《大西洋月刊》。”

“我的天呐，”我说道，“一个人有了其他的兴趣，并不意味着他不能成为一位细菌学家。在美国，我们似乎期待某领域的一位专家成为某种‘泰勒化’的工厂工人。为什么一个人只能通过一个节孔看世界呢？”

“噢，如果你愿意，你可以通过一打节孔看世界，或是爬上围栏向外眺望，但是对于没有接受过训练，掌握不了的事物，你还是要保持头脑冷静。传记是艺术家的工作。把你的脑袋伸出实验室的窗外，欣赏这世间的美景。如果你确实想要写点儿什么，那就保守点儿，在《实验医学杂志》（Journal of Experimental Medicine）上发表几篇文章得了。要是你真的这么做了，你的损失充其量不过是那点儿小得可怜的名誉。”

我们反驳道：“即便是这样，那么一个人仅仅因为对科学略知一二，就应该被剥夺艺术鉴赏能力吗？只有那些在吃完早餐之后有时间阅读的人，才有资格品味文学吗？艺术和科学之间的本质区别是什么？”

“这个问题很难回答，”他回答说，“歌德似乎曾经回答过这一问题，但他并不认为这值得花费时间去思考。人道主义者与反人道主义者上一次爆发的论战，似乎给出了答案。由于双方过于怒目相向，对科学也是一知半解，所以他们忽视了核心问题。如果文学评论家白璧德尚在人世间，那么凭借其渊博的学识，他可能会找到问题的答案。可是到头来，一些无足轻重的事情，让他忙得四脚朝天。无论如何，咱俩都没有足够的知识来回答这一问题。”

这位朋友就这一类问题发表的意见，在我们的心里总是很有分量。于是乎，我们决定推迟写作计划。正如他所言，这超越了我们平日在科学方面的能力范畴。在思考清楚科学与艺术二者之间的本质区别以前，我们不能盲目行动。

通过斟酌他人的观点，我们谦虚谨慎地看待这一问题，发现智力远非我等所及的智者，对该问题的看法也不尽相同。英国科学家爱丁顿（Eddington）和琼斯（Jeans）倾向于将科学定义在“对现象的度量和数学描述”的范畴之内，而这一概念将生物学分支排除在外。然而，在孜孜不倦地上升到如此的理性高度之后，他们转而又坐在了形而上学的雪橇之上，重新回到神学温暖安逸的山谷里。英国科学家丁格尔（Dingle）的观点则较为开明，他将科学定义为“理性地对待具有某种性质的体验的方法，而这些体验是所有正常人所共有的”。这个说法让人大跌眼镜，一旦深究其意，我们便会发现它反过来意味着，艺术的领域是“个人所特有的，或可能由有限的少数人共有的”经验的领域。这个观点与达尔文前派的观点相似。达尔文前派以动物表面的相似性来对动物进行分类，于是乎鲸鱼被认为属于鱼类，而蝙蝠则被认为属于鸟类。哲学家怀特海德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则更深一层，超越了形态学，进入了比较解剖学与生理学的层面。他指出，生物学和地理学分支属于科学的范畴，甚至是自然主义艺术，也与科学同出一脉。如果亚里士多德能够穿越到今世，在我们身边待足够长的时间，并详细了解现代科学思想，那么我们敢肯定地说，他肯定会认同怀特海德的观点。

关于科学与艺术之间不存在本质区别的论点，也出现在英国心理学家哈维洛克·艾利斯（Havelock Ellis，又译为霭理士）的思想中。艾利斯曾写下如下文字：“推进、揭示、占有、指导和彼此成就，是爱侣和自然发现者的任务和渴望。因此，每一个罗斯（Ross）和富兰克林（Franklin），都是极地的维特（Werther）；每一个沉浸在爱情中的人，都是某种意义上的苏格兰探险家蒙戈·帕克（Mungo Park）。”如果帕克先生的教名不是“蒙戈”，那么上面引用的文字就会更加令我们兴致盎然了。然而，上面引用的文字表达出了在我们脑海中滋生和蔓延的思想负担。

②

可能是由于大多数现代文学批评家对科学的无知，因此对他们来说，所谓的科学家，不过是一位“纯粹的理性主义者”，而所谓的科学，与艺术相比较，就如同摄影之于绘画。这样以精确为基础的区分是完全站不住脚的。科学并不比艺术更像摄影。即便是在所谓精确的物理科学中，测量和公式也不过是合理精确的近似值。科学方法一次又一次地被迫使用抽象的概念，诸如等无理数、没有宽度的线、没有大小的点、零、负数以及无穷大的概念。科学思想不断地从假说和虚构^[2]的港湾起航，前去拓展探索知识的基地。因此，物质变成了分子，分子变成了原子，原子变成了离子，离子变成了电子，而这些反过来又成为人类无法理解的能量来源——这并不比诗人提出的“灵魂”概念更清晰或更具有可把握的现实感，而对于灵魂的概念，诗人只有通过“能量”才能知道——他所感受到的渴望、快乐和悲伤。科学史上充满了这样的例子：在艺术上被称为灵感，怀特海德则定义为“思辨理性”，这可能更为恰当一些。

我们虽然想要挣扎着拒绝承认，但无论是科学家还是艺术家，都不是“创造者”。“创造性”这个词被我们年轻的批评学派所滥用，而实际上这个词是对人类成就的乐观主义的虚构，据说这种乐观主义在精神病院最活跃。正如歌德所说，大自然按照永恒和必要的原则运行，即使是上帝也无法改变。科学家和艺术家所成就的，只是对已经存在的事物的新认知；他们所创造的，不过是一个更为清晰准确的认知。在这个意义上，二者不过都是观察者。他们之间的明显不同，不过是科学家客观地描述外部世界，而艺术家所表达的，则是外部事物对他的思想和心灵所产生的影响。在科学与艺术之中，谁的观察结果的适用范围更广，谁就更伟大。^[3]

如果说一项观察的成就最终成为科学还是艺术，取决于它的理解和认知的来源是理性还是感性，这种说法是否有失偏颇呢？智力的能力形成了一种频谱，从我们所说的超情感范围延伸到超理性范围。在超情感的起始点，存在着对音乐和抒情诗歌的感知，而在相反的另一端，也就是在纯理性的那一边，存在着对数学的认知能力。在这两者之间，是一大段相互重合的频谱区域，在那里，科学与艺术难分彼此。散文形式的文学，可以居于二者的中间，向左是史诗和叙事诗，向右则是心理学、生物学，等等，直到数学为止。

我的朋友问道：“在这种频谱的两端之外，存在着什么样的感知或认知呢？”

“在频谱的两端之外，一边是物理学家加入了神学的阵营，而在另一边，根据我对乔伊斯（Joyce）、格特鲁德·斯泰因（Gertrude Stein）以及他们的模仿者的判断，则是脑袋里进了糨糊。无论是哪种情况，它都不是科学或艺术。”

③

在下一次见面时，我和我的朋友就上次的话题做了进一步讨论。

他说：“诚如你所言，那么通过某种智能频谱分析，我们就可以很容易地对任何表现形式加以分类吗？”

“对于那些较老的表现形式来说，将它们放入频谱中的适当位置是很容易的。像柯勒律治（Coleridge）或圣伯夫那样的批评家，我们只需要关注其创作的风格——遣词和造句、思路的清晰、专注用心、情深意切、思想深度、品位的水准以及思维的敏锐，这些虽然模糊和微妙，但仍在未成年的心智范围之内。艺术可以由任何有见识的、聪明的批评家来评判，而不用求助于边缘的精神病学。然而，法国象征主义者使情形发生了转变，他们跟随波德莱尔（Baudelaire）、兰波（Rimbaud）、魏尔伦（Verlaine）和拉弗格（Laforgue）的步伐。有时，这些伟大的人物几乎接近了不可知的起点。不过总的来看，在一片昏暗和迷茫之中，他们的思想、痛苦以及欢乐，被神秘、古怪、模糊而有效地表达了出来，从而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我们不能仅仅因为他们将天赋献给了悲伤和丑陋之人，就否认其应有的地位。我们并不是请求重返英国诗人丁尼森（Tennyson）或是美国诗人朗费罗（Longfellow）的时代，但是如果要求圣伯夫对艾略特（Eliot）、乔伊斯或格特鲁德·斯泰因作品的某些段落进行评论，他肯定会去征询夏科（Charcot）或伯恩海姆（Bernheim）的意见。我们的现代批评家似乎承认了一个两难的境地——在对现代作品进行评价时，他们或多或少地会受弗洛伊德的影响。当然，即使是在医学实践中，找到精神正常与边缘型精神错乱之间的分界线也并非易事。然而，当一个艺术作品的评论家需要精神病学方面的训练时，仅仅凭借这一事实，人们便有资格对评论家的作品的艺术价值产生怀疑。将智能频谱分析运用到现代大多数作品上的真正难题，在于大部分作品既缺乏科学的理性，也不具有艺术的情感吸引力。”

“让我们举个例子。拿艾略特来说，他在自己创作的散文中表达了清晰的思想，没有人否认他的才华、独创性以及时而迸发出来的‘出神入化’。不过，在其大部分的诗歌作品中，他都在和读者玩猜谜游戏。出于某种原因，他将他们视为愚蠢之辈。‘猜猜才华横溢如我者，此时所指为何物？详见注释6a。’然后，在几句庄严的诗句之后，他写下了一些完全语无伦次的荒诞之词：

在这个房间里，这名女子进进出出，喋喋不休地谈论着米开朗琪罗。

“人们会猜测，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再看看下面这段：

索索什特里什夫人是举世闻名的千里眼，

她身患重感冒，

但是她仍然是整个欧洲最具智慧的女性，

诡计多端。

“为什么要用‘但是’呢？她的智慧，与她身患重感冒有任何关系吗？再来看看下面这段（这样的诗句数不胜数）：

现在，阿尔伯特回来了，你聪明点。

他肯定想知道，他给你补牙的钱，你都用在什么地方了。

“这是诗歌吗？简直是杂乱琐碎的散文，更谈不上是科学。”

“当然，像上面那样断章取义，显然是有失公允的。整首诗象征的是现代理想破灭的荒原。这对于一位科学家来说，当然是难以理解的。”

“这不是难不难理解的问题，而是在理解了之后，是否存在意义的问题。我实验室里的猴子时而会挣脱束缚，将装有不同颜色液体的瓶子砸向显微镜和煤气灯，取得了哗众取宠的效果。它们制造出的结果，不过是光线、声音和兴奋的刺激性混乱。在一片狼藉之后，除了混乱和垃圾，它们什么也没能留下。在规范有序的科学工作重新开始之前，实验室必须先被清理干净。你也可以在艺术工作室做同样的事情。我不明白的是，为什么一个拥有如此影响力的人，会做出这样的事？”

“如果不出我所料的话，你也会对波德莱尔做出一样的评价，对吗？”他回答道。

“我的天呐，这些人都是从波德莱尔、兰波或拉弗格那儿学来的老调重弹，但他们远不止如此。虽然波德莱尔可以称得上是一位有机化学家，他合成了令人厌恶的新化合物，但是语无伦次和难闻的气味并不能造就波德莱尔。”

“好吧，那么我们换一个人来讨论，你对下面这段话是否耳熟能详：‘几乎所有这一切就像一个妻子有一头奶牛。所有这一切就像一个妻子有一头奶牛，所有这一切就像一个妻子有一头奶牛，一个关于爱情的故事。几乎所有这一切就像一个妻子有一头奶牛，一个关于爱情的故事，几乎所有这一切就像一个妻子有一头奶牛，一个关于爱情的故事……’或者：‘晚餐是羊肉肉，为什么羔羊便宜，那是因为物以稀为贵。’”

“这是格特鲁德·斯泰因的作品，”我说，“你来看看下面这段话：‘气球——五彩缤纷的气球——我的五彩缤纷的气球——是谁刺破了我的气球？他们刺穿了我的绝对命令。’”

“我好像不记得她的作品里有上述内容。”他回答道。(www.xing528.com)

“你是不记得，因为上面的文字并不出自她的作品，那是爱丽丝·格雷（Alice Gray）的作品，我与她是在麦克里恩医院相识的。虽然那时候她已经五十岁了，但是她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婴儿。我们再来看看这几句话：‘热豌豆粥，冷豌豆粥，锅里的豌豆粥……’”

“你是在故意搞笑吧，”他打断了我，“事实上，只要格特鲁德·斯泰因想写，她就能写得很好。”

“那么她为什么不那么做呢？”

“她是在练习自动写作^[4]。”

“那么，这便是科学了。”

“天呐，当然不是了。她是想通过意识与潜意识的交替，来实现一种效果。”

“如此这般，那便是艺术了。”

“但是她对年轻作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说道。

“埃迪女士（Mrs. Eddy）和P. T. 巴纳姆也同样如此啊。如果没有波德莱尔，可能就不会有兰波和魏尔伦。没有野牛比尔（Buffalo Bill）、P. T. 巴纳姆或是埃迪女士，可能就不会有格特鲁德·斯泰因，乔伊斯也可能继续撰写杰出的散文。”我反驳说。

“说到乔伊斯，你听说过下面这段话吗：‘在一个空间里，在一个令人厌倦的广阔空间里，一切都是徒劳。那种孤身一人的感觉使他变得孤苦伶仃，像个大傻瓜，他宁愿走路也不愿走路。（我的风帽！安东尼·罗密欧叫道）。于是，在一个美好清晨之后的盛夏夜晚，他吃过丰盛的晚餐，他的眼睛低垂着，鼻孔里塞满了东西，耳朵耷拉着……’”

“停！”我喊道，“在我小的时候，我因为那种事情而被弄得很惨。”

“那么上面的文字是科学还是艺术呢？”他问道。

“当然两者都不是，”我回答说，“但是令我困惑的是，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如果认为他们是轻度疯狂，就很容易忽视这个问题，而且，我们在上面提到的这些人能够随意地回到理性状态，这就排除了‘他们是轻度疯狂’这种解释。”

“你忘记了‘纯诗’（Poesie Pure）这个概念，所指越少，内涵越精。”

“讨论诗歌和音乐的关系也带来了大量的学术废话。瓦莱丽（Valery）说，诗人不过是某种音乐家而已。温德姆·刘易斯（Wyndham Lewis）将诗歌称为‘批判神秘主义’。他们经常谈及‘来自内心的召唤’‘心灵之不可承受之重’‘诗歌超越了表达它的文字’等话题。有时候，评论家在神秘主义中越陷越深，远远超过他所评论的诗人。”

顺便说一句，这是一个奇怪的现象：当一些伟大的科学家成为批评家时，他们会奋力诠释自己对诗歌的审美反应，变得和文学分析家一样神秘。有时候，一个人是如此具有权威性——在大多数具体情况下理所当然是如此——以致我们批评他，就像在拼写God的时候，首字母用了小写的g一样可笑。以怀特海德为例，当我与他的观点不一致的时候，我感觉自己像一个尼安德特人用一支玩具枪攻击一头体型硕大的乳齿象。当他讨论克拉克·麦克斯韦（Clerk Maxwell）的方程式在原子内部的运用时，我非常支持他；但是当他开始把雪莱描绘勃朗峰的诗歌总结为某种康德主义、贝克莱主义、柏拉图主义时，或将华兹华斯（Wordsworth）的自然崇拜认定为出于对科学的批判时，我觉得他只是暴露了自己无法将脚从理性的刹车上松开，无法随情感自由地滑行。

当雪莱描写云朵或勃朗峰的时候，他并没有思考事物难以捉摸且无穷无尽的变化，也不曾刻意抵触科学的抽象唯物主义，而只是目睹了雄美的大自然后，将胸中澎湃着的思想和情感以宏伟的形象描绘出来。再多的哲学分析，都无法给读者带来雪莱所营造的那种效果。思想感情的转变和音乐之美——不仅是声音上的音乐之美，还包括图像上的和谐之美，都必须引起读者同样的反应，这种反应是从诗人那里传递来的，自然在诗人身上也有同样的反应。这是一个毫无新意的问题，实际上雪莱自己早就回答过了：“将一件艺术品分析得过于仔细，就如同将紫罗兰扔进坩埚中一样是毫无价值的。”当然，虽然诗歌与音乐非常相似，但它毕竟与音乐不同，它在思想和意象方面更加具体。最成功的诗歌，必是清晰明了而又具有感染力的。在从纯粹的抒情诗，慢慢地进化到马拉美（Mallarmé）等人的象征主义诗歌之后，诗歌变得越来越不清晰了，越来越依赖于意象和联想。如果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那么诗歌将走进死胡同，如同艾略特先生的某些诗歌中那些让人摸不着头脑的诗句。波德莱尔在《浪漫派的艺术》（L’ Art Romantique）一书中曾表露过这样的思想：“有些题材属于绘画，有些题材属于音乐，另一些题材则属于文学。”^[5]“今天，每一种艺术都表现出侵犯相邻艺术的欲望。”当一部文学作品，即使是用大写的短句写成，也无法让理智和敏感的人理解的时候，那么这部作品就步入了死胡同。

我们必须扪心自问，毫无疑问拥有强大力量的个体为什么会选择玩弄自己的思想，就像被囚禁的猴子玩弄自己的生殖器一样？如果他们不是为了创立一种举止诡异的教派，吸纳成群的追随者，那么他们语无伦次的写作仅仅是个笑柄罢了。正如我们之前提到过的，以格特鲁德·斯泰因为例，斯金纳认为她是在刻意对“自动写作”的境界进行尝试。

我们可以假定：

（1）他们为了好玩或谋利，故意愚弄广大新知识分子；

（2）他们患有广为人知的“暴露癖”，渴望引起轰动的关注，不管是赞成还是攻击。这是一种轻度的精神失常，可能会被解释为灵媒附体。正是这种冲动，以一种潜意识的形式，使人们为报纸撰稿，让自己的名字出现在烟草广告之中。

（3）他们正在严肃认真地对自己进行一项心理学实验。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们就应该体面隐蔽地进行，就像吸食毒品一样。

（4）他们屈服于一种无法控制的冲动，这种冲动使他们将自己的疾病公布出来，就像是一位病人逢人便滔滔不绝地讲述自己经历过的手术或是患有的慢性结肠炎一样。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

如果他们是普通人，那么这种做法将会引来充满同情的目光。不过，他们是令人敬畏的机器，人们希望电源线上的绝缘层没有被烧毁。^[6]

无论人们怎么看待这种行为，从医学上讲，这些人的大脑里不是被灌满了脊髓，就是前额叶下降到了基底神经节的位置。

“你说了这么一大堆，最终不过还是归结到对于美的定义上来，不是吗？”我的朋友说道。

“好，那你说说美的定义究竟是什么？”

“那你听好了，美是几个因素在一种体验中的相互适应。因此，就其基本意义而言，美是一种在真实场合中才能得到展现的特性。或者可以反过来说，它是一种在各种场合下都可以展现出的特性。”

“你好，欢乐的精灵，你压根儿不像一只飞鸟。”我回答说。

“好吧，咱们继续啊，”他说，“为了理解美的定义，有必要记住形而上学体系中关于认识世界的三个学说。这三个学说分别涉及相互关系的问题：1.客观内容和主观形式之间的关系；2.同一场合中各种主观形式之间的关系；3.主观形式和主观目的所涉及的自发性之间的关系。”

“等等，这是格特鲁德·斯泰因的结论吗？”我问道。

“不是的，这是怀特海德说过的话。”他回答道。

“好吧，让我见鬼去吧，”我说，“我想我对这一点已经确定无疑了，继续写我的斑疹伤寒传记是绝对安全的。”

实际上，在我的朋友离开之后，我陷入了沉思。无论什么时候，只要一想到这些事情，我对诸如斑疹伤寒、梅毒等诚实疾病的感恩之情便会油然而生。在被它们感染之后，你总是知道它们从何而来。如果你不把它们当回事儿，就会被它们捉弄，以致狼狈不堪。你或者远离它们，或者极为小心翼翼地接近它们。试想一下，如果现代的批评家在“不熟练地解剖伟大死者的时候，感染了心灵上的疖或痈”，那么他们该怎么办？如果乔伊斯先生对肠道功能的着迷，艾略特先生对太极的痴迷，抑或现代作家对性的迷恋，使他们患上了运动性共济失调或瘫痪，那又该如何？事实上，据我所知，他们完全有可能如此。对于心灵上的螺旋体，没有相应的阿斯凡纳明可以对症下药。

相比之下，斑疹伤寒远没有那么危险。

【注释】

[1]确实，正如佩利（Paley）所正确断言的那样，由于“机械论”预设上帝为机械师，所以“机械论”最终都陷入了不可避免的困惑之中。这是天文学者和物理学者所面临的一个难题。

[2]关于这一观点，汉斯·费英格（Hans Vaihinger）早就在其著作《仿佛哲学》（Die Philosophie des Als Ob）中做过清晰的阐述。

[3]I. A. 理查兹（I.A.Richards）将艺术家的这一作用表述为：用细致入微的方式观察人类的情感。从这个意义上说，列奥纳多、莎士比亚、塞万提斯、歌德、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及无数其他艺术家，都是人类经验领域中真正准确的观察者，正如牛顿和帕斯卡在外部世界领域中一样。他说：“在艺术中，我们可以找到记录这些经验的唯一形式。对于那些最敏感和最具鉴别力的人来说，这些经验似乎是值得记录的。”
安德烈·纪德（André Gide）也认同这一说法，他说：“一切都存在于人类身上……新时代的到来使人类获得的新发现，其实一直悄然存在于那里，只是之前没有被发现罢了……有多少隐藏着的英雄等待着书中英雄的示范，英雄生命中迸发的火花，会激发他们的爱；英雄留下的片言只语，会鼓励他们奋勇向前。”

[4]参见B.F.斯金纳（B.F.Skinner）1934年1月发表在《大西洋月刊》上的作品。

[5]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试问，如果D.H.劳伦斯不是一位业余画家，而是一位专业画家，结果会怎样呢？

[6]当然，我们可以举出很多例子，比如美国诗人康明斯（Cummings）、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等。尽管如此，我们可以明确地排除哈特·克莱恩（Hart Crane），我在墨西哥研究斑疹伤寒时与他共事过，他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人，很有感染力却充满悲情意味，因为他在精神上已经病入膏肓了。